2015年12月30日星期三

倪玉兰:人权律师李和平


2015年7月10日,李和平律师遭到天津警方的抓捕,并对他的住宅进行了查抄。和平律师失踪后不久,他的弟弟李春富律师也遭到抓捕,兄弟俩失踪已近6个月,他们的安危冷暖,令人担忧。

我最初与和平律师见面是在2010年5月初在东城的应急避难场所,那是一个地势低洼的深坑,离天安门广场很近,当时我刚出狱不久,我的境况已是一贫如洗,没有任何生活来源,虽然国家有扶助两劳人员的政策,但是地方政府却从来未给过我任何扶助,全靠我丈夫董继勤那点微薄的退休金生活。

四月的春天异常的寒冷,我丈夫和女儿为我租了一间宾馆,刚住几天,警察就到宾馆来找宾馆老板的麻烦。2010年4月22日,旅馆老板迫不得己向我们询问情况,他说:“你们和警察发生什么过节了,这几天警察不断地来找我的麻烦,让我们轰你们出去”等等。我直言不讳地说:“什么事都没有,我们只是新街口地区的被拆迁户,是因为遭遇强拆才导致无家可归的”。老板说:“你们能不能换个地方住,现在警察每天都来找我的麻烦,给我们施加压力,我们是外地来北京做生意的,惹不起警察”等等。前来看望我的张淑霞大姐再三恳求老板“让我们再住十天,因为现在外边的天气太冷,我妹妹的身体抵御不了寒冷”等等。老板很同情我们的遭遇,终于答应我们说:“我最多再让你们住五天,行吗?别太让我为难,我惹不起警察”等等。我和董继勤在最后五天的期限内又先后找了几家旅馆,均在办理手续时称:“你们的身份证输不进去,无法入住”。后来我们才知道,有特殊黄色标记的身份证是我们在寻找住房时屡遭拒绝的主要原因,旅馆的身份证登记是与公安联网的,派出所警察可以随时掌握入住人员的信息。

2010年4月28日,呼啸的北风伴随沙尘席卷北京天空,我和董继勤带着仅有的一点生活用品离开了西四北大街82号盛聚隆宾馆,搬到东城区应急避难场所露宿。

那段日子,为了躲避沙尘暴,我们经常露宿在应急避难场所的地下通道,因为夜晚的气温很低,我瘦弱的身体难以抵御夜晚刺骨的寒冷,只要大风一减弱,我们立刻回到地面。

我们露宿在应急避难场所的那段日子并不好过,经常受到来自东城警察的刁难,他们一点人道都没有,以各种借口经常在深夜将我们驱逐出应急避难场所,其主要理由是:“你们不是天灾造成的,你们是人祸造成的,应急避难场所是为发生天灾造成无家可归的准备的”。就这样,他们以这个理由先后两次将我们抓进东华门派出所进行夜审到天亮。

在我们最落魄的时候,和平律师在百忙当中抽出时间到这里来看望我们,给了我们极大的安慰。

2010年5月27日凌晨三点左右,西城警察谢轶等人在东城警方的监督下,将我们从应急避难场所强制执行到西城欣燕都宾馆关押十多个小时,下午1:30分左右,为了避开东城警方的注意力,厂桥派出所副所长沈树均、片警杜华等六、七个人开着两辆警车趁着天降暴雨之际,把我和董继勤又押回东城应急避难场所,然后观察周围的动静,确认没人注意他们时,就将身有残疾生活不能自理的我与有高血压和冠心病年近六旬的董继勤遗弃在随时有被暴雨淹没的地下通道,一走了之。

2010年6月17日凌晨2时许,西城公安分局治安队队长谢轶、警员孟凡旭、厂桥派出所警察赵国平、沈树均、杜华五人共同把我和董继勤强制押进御鑫宫宾馆1018房间关押,这是因为舆论的压力,为了遮盖面子,他们把我们囚禁在这里,这间宾馆是西城公安分局征用的,这句话是警察在前台大厅里当着我们的面说的,早晨9点左右,我和另两位朋友通过宾馆服务员看到了警察以西城公安分局的名义办理的入住手续,看押我们的警察就入住在对门的房间里,多个保安被安排在大厅里值班,他们把我们关押在宾馆里却不给我们饭吃,也不给我治病,幸亏得到各界爱心人士的帮助才得以生存,但是这让警察特别眼红,他们三番五次向我索要加班费,被我拒绝后,就指使宾馆的工作人员给我们断水断电对我们进行报复。

和平律师得知我们的情况后,经常到旅馆来看望我们,只要他办事路过这里,就会进来看看我们,还拿出他小女儿的照片和录像让我看,与我一起分享他再次做父亲的喜悦。

2011年4月6日晚上10点多钟,我夫妻二人被转押到西城看守所秘密关押,我被隐瞒了真实姓名,以“西看一号”取代我的名字,当时如果没有您们的关注和呼吁,我将会被永远消失。

在接下来的多次审讯中,我受到了非人的待遇,预审员违法剥夺了我所有的权利,导致我无法维护自己的权益。

检察官的到来解开了这个谜,作笔录时我问检察官,新街口派出所扣押了我的文凭和工作证件等文件资料及财物至今不给,西城警察还公然造谣生事,只要这些东西要回来,警察所编造的事实便会不攻自破,这事你们有责任调查清楚。检察官说他会把这些东西要回来的,紧接着他又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他问我:“你说是法律大,还是政权大”。我不明白他的意思就看着他,他又说:“在你身上用的是政权,不是法律”。后来我被“三盲”法院的”三盲"法官判刑2年6个月。

自从我夫妻被抓后,和平律师和朋友们一直都在关注我夫妻案件的进展,为我们争夺人权。

2013年10月5日是我获释的日子。10月11日和平律师与朋友到我的出租房来看望我,给刚被释放的我送来了鸡蛋,临走时,硬塞给我一千元,让我买些营养品补养身体,还说有时间再来看我。

后来的一年多,和平律师的工作比较繁忙,没有见面机会。

今年的7月10日是一个黑暗的日子,大批的律师被失踪,当我得知和平律师被失踪后,倍感心痛,立即撰文呼吁,但是我全家却因此受到警方的威胁,要求立即删掉已发表的文章,不准在写文章发表。

不管发生什么事,李和平律师永远都是人权律师。

倪玉兰写于北京
2015年1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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