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29日星期二

罗慰年:苏共亡国之鉴


从乌托邦到太阳城 

乌托邦这个词,来自英国政治家兼社会哲学家托马斯·莫尔的名著《乌托邦》(Utopia)。乌托邦这个词诞生至今已经有500年历史。太阳城是意大利人康帕内拉根据乌托邦的理念,创造的一个城市共和国。

很多人都喜欢“乌托邦”这个概念,甚至认为由乌托邦分裂和演变了共产主义理论。也有人认为,乌托邦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有人据此提出,中国上个世纪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都是乌托邦。实际上,乌托邦看似一种理想,实际上它就像共产主义一样,是极权主义的思想萌芽。《太阳城》这个故事,展现的就是一种极权主义的乌托邦可能产生的结果。

康帕内拉创造的“太阳城”,最高首脑叫做“太阳”,所有问题和争端要由他作出最后决定。“太阳”手下有“威力”“智慧”和“爱”三位领导人,管理太阳城。各级负责人,由四个最高级统治者选派。由相应机构的负责人提名推荐,不能自己出面竞选。太阳城的领导人,既拥有行政权,也充当法官。

“太阳城”德尔统治者不光干预民众的生活,甚至干预他们的性生活。女性被当作生育工具:“妇女初次与男子性交后而不受孕者,便配给另一个男子;如果多次与男子合欢仍不受孕,便被宣布为‘公妻’。”

太阳城居民实行计划生育,因为生育是“为国家谋利益的宗教方面的事情,而不是个人的事情,而且必须服从政权的调配。” 太阳城有一些身体残疾的人“做监视工作,把所听到的一切向国家报告”。“太阳城”居民相互检举,自我控告,大家都生活在人人自危之中。“太阳城”是一个对全体居民进行极端的全面管制的政治制度。

然而,这种精细化管理细致到床笫之间的事情都不放过的政府,不可能是一个有效的政府。且不说任何政府都免不了应对外交、立法、修法、执法这样的大事,把人民的性生活和人民的繁衍生育也由政府一手管理起来的国家,在人类历史上恐怕只有两个。一个在康帕内拉的小说里,一个在今天的中国大陆。

施京吾《“乌托邦”五百年祭》描写的“太阳城”,国人毫不陌生。今天的中国社会,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扩大了的太阳城。“中国模式”与“太阳城模式”,异曲同工。太阳城说解释的是一种“制度污染”现象。关于制度污染,邓小平有句名言,好的制度使坏人变好人;坏的制度使好人变坏人。虽然这个说法是一种粗浅的政治哲学,但它毕竟说出的一个人所皆知的道理。

太阳城的制度,按照现代的政治学的定义,是一种古典的极权主义制度。二十世纪出现的苏联,则是一种现代版的极权主义国家制度的典型。这种现代极权主义,为祸人类将近一个世纪,虽然逐渐式微,但是,它的变种与现代恐怖主义一道,构成威胁人类和平的两个最大的危害。

 
全能主义加江山主义

关于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胡适曾引用伊司曼(Max Esatman)的定义,认为极权主义有二十个重要特点:

政治上,极权主义把狭义的国家主义情绪,提高至宗教狂的程度;由一个军队般严格约束的政党,来执掌国家的政权;破坏政治上的信义,使用虚妄伪善的手段。

宗教上,把超然的宗教信仰,降低到国家主义的宗教之下;“领袖”是—般信仰的中心,实际上,他也就等于一个神。

意识形态上,提倡反理智反知识,谄媚无知的民众,严惩诚实的思想;毁灭书籍,曲解历史及科学上的真理;以武断代替辩论,由政党控制新闻;严厉取缔一切反对政府的意见。

军事上,准备永久的战争,把人民军事化。

经济上,工业、农业、商业,皆受执政党及领袖的统制;政府计划经济;禁止工人罢工和抗议,摧毁一切劳工运动。

教育上,废除纯粹寻求真理的科学与学问。

文化上,使人民陷于文化的孤立,对外界的真实情况,无从知晓;由政党统制一切艺术文化。社会生活上,鼓励人民陷害及虐待所谓“公共敌人”;恢复野蛮的家族连坐办法,对待这种“公共敌人”。(胡适:极权主义的20个特征)

根据极权主义的发展,孟飞橹认为,应该补充关于“组织上”的第21个特征。“独立组织对于专制来说是最关键最难搞的。专制起家就是靠组织,只是它是暴力化的组织,所以,它怕任何组织被它逼到暴力化。所以,专制有一个不能不专门提出来的特征——暴力取缔任何独立的组织。高度专业化的NGO都不行,新闻、司法、宗教等类国际组织必须切断联系,连慈善、医疗这类国际组织都不能积极参与。”

后极权主义是哈维尔用来描写极权主义走向衰亡过程的一个概念。哈维尔认为,后极权主义是极权主义的原始动力已经衰竭的时期。用苏联作家阿尔马里克的话来说,就是革命的“总发条已经松了”的时期。权力者已经失去了他们的前辈所拥有的原创力与严酷性。但是制度还是大体上照原样运转,靠惯性或曰惰性运转。权力者不能不比过去多讲一点法制(注意:绝不是法治),消费主义日趋盛行,腐败也愈益严重。不过社会仍然是同过去一样的冷漠,一样的非人性,“权力中心仍然是真理的中心”。这个社会的最高原则是“稳定”。而为了维持稳定,它赖以运转的基本条件仍然是:恐惧和慌言。弥漫的,无所不在的恐惧造成了弥漫的,无所不在的谎言。(李慎之:《哈维尔“无权者的权力”》)

虽然“哈维尔后极权主义社会,在道统上与法统上与极权主义社会与并无根本差异,在性质上也没有本质的区别。”中国式的“极权主义”,与苏联和捷克等国的“后极权主义”依然有显着的不同。李慎之概括哈维尔后极权主义社会,认为后极权主义是极权主义的原始动力已经衰竭,但是制度还是大体上照原样运转,靠惯性或曰惰性运转的时期。后极权主义政府,对人民的约束的有效性,不断减弱。政府奢侈日趋盛行,腐败愈益严重。

李慎之描述的这些后极权主义社会的现象,虽然符合中国目前社会的状况。但没有把中国三十年的半国家主义半资本主义的实践考虑进去。中国经济上----至少底层经济,采用自由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由于这种“嫁接”产生一种奇特的“转基因”优势,因此,用后极权社会的概念,不能概括中国目前的社会制度。

中国半资本主义经济加上极权主义的“太阳城”国家模式,两者结合,不光没有出现后极权主义社会的衰败,反而借助经济全球化的经济起飞形成既有别于极权主义又有别于后极权主义的全能主义(totalism),而且有与自由资本主义一决雌雄的架势。换言之,半资本主义的经济模式,不光没有改造极权主义的国家制度,反而加强了极权主义的生命力,从而走向人类历史上未曾出现的与衰退的后极权主义不同的新极权主义----经济上全能主义与政治上江山主义的合体。

江山主义一词来源于綦彦臣。“江山”指的是皇权专制社会“天命不僭”的国家意识形态,“主义”则是一种组织现代国家的思想体系。“江山”与“主义”合为一体,构成“江山主义”。“江山主义”是由“自己的孩子更可靠”来统治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与核心价值。(綦彦臣:不要假主义,何需真江山)江山主义,是现代极权主义的一种变种,在中国有着极大的市场,被许多人视为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核心。它衍生出一种除了伊斯兰国家政体之外的另外一种腐败的国家制度。

 
最大腐败是制度腐败

传统的极权主义政府形态,曾经在小说中出现,这就是以乌托邦为理念创造的社会科幻小说---《太阳城》。制度腐败的典型,是“太阳城”制度模式。新极权主义国体,是一种大大超越了传统极权主义“太阳城”国体的新的国家形式。新极权主义国体不光是一种制度性腐败的政府,而且是人类历史上最腐败的国家组织形式。它是一种渗透人民生活方方面面、全能并且十分有效的制度性腐败的国家形式。

传统极权主义,由于没有“嫁接”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生产水平和生产规模,都处在一种腐败的原始状态。极权主义与资本主义结合,利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来的巨量财富和点燃人们的财富欲望,创造出一种以资本增长为手段、以追逐资本的目的的全能资本政府。传统的自由资本主义社会,政府不直接介入经济过程,新极权主义政府,就像马克思所说,每一个毛孔都沾染了资本的血腥。拥有巨量的社会财富,为新极权主义政府的腐败奠定了物资条件。

新极权社会的制度腐败的根源,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早已阐明,他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会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经验。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如果同一个人或机关行使这三种权力,即制定法律权、执行法律权和裁决私人争讼权,则自由和民主便不存在了。”(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孟德斯鸠的这个论断谈到两种滥用权力的主体:个人或机关。个人腐败可以是局部的现象,机关腐败就是一种系统性的制度性的腐败。他的权力制约的精髓,不在于如何约束个人权力的滥用,而在于如何约束机关权力的滥用。后者,就是我们说的制度约束制衡,或相反----制度失效和腐败。

新极权社会虽然借助自由资本主义的经济模式,开创出了一种新的半国家主义、半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然而,这个制度依靠的动力在于他的庞大的官僚体制,依靠官僚的腐败作为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润滑剂。当官僚的腐败成为一种习以为常的现象,腐败不是一种个别现象,而是一种系统性现象,腐败的根源就在于制度本身,因而是一种结构性制度腐败。

美国政治学者冯胜平认为,“在官本位的中国,这才是最难防止、也最难查处的腐败。换句话说,真正的腐败是不腐败。只要有背景,你想贷款就会拿到贷款,你想投标就会中标,你想收购就会有人低价出售,你想兑现就会有人高位接盘。如此心想事成,何需腐败?又何必腐败?投资回报高达千倍;钱是站着赚的,没有违规,没有犯法,甚至没人打过招呼,一切都在心领神会之间。”(冯胜平:真正的腐败是不腐败)他所谓的“不腐败”不是通常意义上人们理解的“腐败”,即不是低层次的操作性腐败,也就是当下反腐败触及的行贿受贿,买官卖官这一类看得见、摸得着的腐败。结构性制度腐败,看不见、摸不着,是反腐败真正需要动的大手术。


结构性制度腐败与操作性制度腐败

中国当今的社会性质,与1978年前不同,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极权主义”社会,而是半国家主义半资本主义社会。可以说它的一只脚踏入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另一只脚还停留在朝代社会。这十几年的“国进民退”拉住另外一只脚,使得半国家主义半资本主义的经济,离开自由资本主义越来越远。

制度腐败有两个层面,第一,是整体结构性的制度腐败;任何政治结构能够发挥最佳的功能,必须依靠制度结构的整体性的平衡;平衡依赖于结构的两段的相互制衡。物理学的这个原理同样适用于政治学----而且成了美国政治的精髓;在美国政治和行政总无处不体现这个原则。然而政治制度的制衡原则并没有体现在中国的制度设计中。没有制衡就没有和谐,这种思维中国的阴阳平衡中;平衡必须通过阴阳两极的相克达到,相克相生创造的是动态的平衡;失去阴阳制衡达到的极端的平衡,是一种绝对的静止的平衡,这种平衡无法持久。

整体结构性腐败的权力无结构性制度的制衡,造成绝对权力垄断和由此而来的绝对财富,制造了贫富极端地两极分化。贪腐集团赚到的钱,“赚于社会转型时期,属于合法不合理收入,是间接对人民财富的掠夺。”(冯胜平)当贪腐行为延伸到基层,便是一张铺天盖地的贪腐网。这种制度结构性腐败构筑了一个从上到下的腐败温室,操作层面的腐败在这个温室了生出不受制度的结构性制约的霉菌,导致全社会出现霉变。

第二,是操作层面的制度腐败。整体结构性的制度腐败导致操作层面的制度腐败;所谓操作层面制度腐败,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腐败已经成为社会的“新常态”。这个层面腐败表现,比如官商勾结,易毒而食,是一种从上到下的腐败;操作层面的腐败与制度结构融为一体,二者互为存在的条件,又互为发展的结果,就像空气和水对人一样不能或缺,操作层面的腐败是社会活动的动力和润滑剂,它的存在是整体结构性制度腐败的社会基础。有人将操作性腐败归因为中国的人情社会。人情社会下操作层面的制度腐败,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人情社会表现为操作层面的制度腐败,是整体结构性的制度腐败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操作层面的制度腐败的根源是整体结构性的制度腐败。反腐败,要从根本入手。如果不从整体结构入手,无法解决中国官员与民间联手的腐败关系网和生产线。郭一平认为,腐败和反腐败,最重要的是,砸碎生产腐败官员的流水生产线.砸碎贪官生产线,关键在于还权于民,让人民选举、监督官员。让官员的命运掌握在广大人民手中,而不是掌握在权贵以人际关系和金钱美女构筑的官僚机构。


结构性制度腐败是怎么产生的?

制度腐败是怎么发生的呢?为什么会出现太阳城----乌托邦政治制度这样的“坏政府”?“坏政府”又是怎么炼成的?

首先,是幼稚的精英不智的选择。政治学者张千帆认为,近代中国所有“更坏”的政府都是因为国民(尤其是社会精英)的不智选择而登场的。而他们其后所受到的灾难,是一个幼稚政治传统所得的报应。因为他们所憧憬的乌托邦,其实就是一个公权不受限制的政府。这种政府下的人民,是“天堂里的囚徒”。张千帆把制度污染归结为国民或者社会精英的错误选择。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因为历史上确实发生过优秀的社会精英共同制定出优秀的社会制度(比如美国的宪法),也发生过怀恨的社会糟粕共同创造出互相屠杀的社会制度(比如清朝的太平天国)。坏政府是政治幼稚的民族所不得不付出的昂贵学费。

其次,是政府不受制约的选择。政府制度的设定,如果一开始就没有制衡机制,制度建立以后,获得绝对支配权的既得利益团体,绝不会轻易放弃到手的能带来巨大利益的权力。这种结构性腐败的制度,对社会的破坏和危害,大大超过操作性腐败。这样的政府,越有效,对民众的危害越大有效能的坏政府,苏联是个典型。苏联的产生,根源在于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伊萍认为,“虽然马克思认为自己的设想可以达到社会平等,但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不仅没有把社会引向平等,反而导致了权力集中,导致极权政府。马克思的理想是通过无产阶级专政走向无阶级社会,但事实上,在斯大林俄国,统治阶级变得如此强大,对人民进行的是恐怖统治,经济发展则是集中营模式,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不平等比沙皇统治下还要糟糕。”

“天堂的囚徒”不容易摆脱囚徒命运。托克维尔通过对中央集权时的法国观察,认为政治专制必然造成国民的政治幼稚,原因是他们得不到由政治实践走向政治成熟的机会。政治技能、政治智慧,就像任何领域的技能一样,必须通过实践获得。没有民主制度为千百万普通民众提供政治实践的平台,国民就永远处在政治不成熟的阶段。因为国民幼稚轻信,容易情绪化,轻信谣言,凡事不做理性分析,一遇到“坏人”政府,人民就郁闷愤激;一遇到“好人”的承诺,人民就投怀送抱。专制政体下,人民和政治是一种油和水的关系,两者不能像水乳交融,人民无法近距离比较“好人”和“坏人”及各种承诺,人民没有机会通过投票等手段做出理性的政治选择。这样的国家,改革是一种黑箱作业,改革的动力和改革的目标,都跟人民无关;这样的国家,越改革越危险,越改革越容易爆发革命。

 
有效政府未必是好政府

政治学者亨廷顿讨论“坏政府”时,把它跟“有效的政府”区分开来。他认为,“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它们政府的形式,而在于它们政府的有效程度。有的国家政通人和,具有合法性、组织性、有效性和稳定性,另一些国家在政治上则缺乏这些素质;这两类国家之间的差异比民主国家和独裁国家之间的差异更大。共产主义集权国家和西方自由国家一般都可归入有效能的国家的范畴,而不属于衰微的政治体制度。”

政府的有效性,可以分为长期的有效性和短期的有效性;可持续的有效性和不可持续的有效性;中国俗语说的“杀鸡取卵”是一种短期的不可持续的有效性的绝妙比喻。这里缺少时间和空间的变量。所谓时间的变量,指的是政府的持续的有效性;空间的变量,指的是政府的广泛的有效性。亨廷顿既没有把时间的变量引入衡量政府的有效性,也没有把空间的变量引入衡量政府的有效性。

在中国也有跟亨廷顿论点近似的一个观点,“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他的政府有效性,在中国有广大的知音。因为,白猫黑猫论的起源,有人认为是美国的“实用主义”的翻版,其实二者大不一样。中国推崇的,是“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功利主义,而不是美国的实用主义。

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伦理观以行动的效绩作为衡量行动的价值,不考虑行为动机和手段,能增加最大快乐值的即是善;反之即是恶。有人认为,功利主义认为人应该做出能“达到最大善”的行为,而不必考虑手段的正当性与否。而实用主义(Pragmatism)的核心是:把确定信念作为出发点,把采取行动当作主要手段,把获得实际效果当作最高目的。(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有信念、是否有原则、是否符合人类共同价值。中国目前的环境污染,官员腐败、道德污染,都可以归因于功利主义。功利主义方法推导开去:不管专制政府还是宪政政府,只要是有效的政府,就是好政府。

上个世纪60年代,苏联虽然没有“忽剌剌似大厦倾”,但是瓦解的征兆多少已经显现。亨廷顿居然没有对苏共这个制度提出任何质疑,相反,高度赞扬这个制度。亨廷顿甚至说,“美国、英国和苏联各具不同的政府形式,但这三种体制的政府皆能安邦定国;每个国家自成一个政治共同体,人民对其政治制度的合法性有举国一致的共识。”

一个有效的政府,可以在一段时间把握时代脉络、领导人民,因而具有爆发的有效性 (比如,中国共产党用分配土地作为手段动员农民参加推翻前政府的活动);但是,这种有效性未必可以持续;一个有效的政府,也可能把它的有效性建立在对部分人民的奴役和彻底剥夺上(比如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剥夺;美国内战前对黑奴的剥夺),只有具有可持续的、广泛的有效性的政府,才是真正有效的政府。所以,政府的有效性,如果没有时间和空间的限定条件,是一个非常空泛的没有意义的概念。

把苏联(今天的前苏联)的政治体制,跟英国和美国的政治体制相提并论,是一个明显的误会。历史已经证明亨廷顿的这个错误。亨廷顿提出有效率的政府的概念,是1968年,20年后,苏联土崩瓦解,从人类政治史上消失。亨廷顿那时,居然看不到苏联瓦解的任何征兆,或者说,看不到任何导致苏联帝国一夕奔溃的任何制度结构上的问题,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和遗憾。

还可以举出几个具有很高的政府的有效程度的国家,希特勒的的德国和二战时的日本。这两个国家曾经拥有非常“有效”的政府;然而,它们的有效程度,既是国家之福,也是国家之祸。可以说,这两个国家都却毁于这种有效性。用有效性衡量政府的政治分野,显然经不住历史上很多灭亡的国家的检验。

 
苏共:结构性制度腐败样板

纳粹德国和苏联,都先后从人类历史上消亡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对极权社会,有深刻认识。对于纳粹德国的亡国,陈独秀有一段述评,今天看来依然非常准切:“希特勒的纳粹党徒,则企图以其统治德国的野蛮黑暗的办法统治全世界,即是以比中世纪宗教法庭更野蛮给俺的办法统治全世界,使全世界只许有他的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不容任何异己之存在???。希特勒党徒之胜利,将使全人类由有思想脑神经有自由意志的人,变为无思想脑神经无自由意志的牛马器械;希特勒的纳粹一胜利,什么社会主义、什么民主主义、什么民族解放,一切都无从谈起。”

陈独秀将苏维埃独裁与法西斯独裁等同起来,他说,“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种东西,他只是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没有事实使我们相信,在人类自由之命运上斯大林党徒好过希特勒党徒。”

苏联瓦解后,由安·鲍·祖波夫主编的《二十世纪俄国史(1894—2007)》揭露:列宁创建的苏联是人间地狱,苏联人民是不折不扣的“天堂的囚徒”。在这个天堂里,列宁实行泯灭人性的〝红色恐怖〞大屠杀。“审问被告时不用找什么证据,只消让被捕者回答他是什么出身,受什么教育或职业。就能决定此人的死活。这就是红色恐怖的实质。”

对待社会精英,使用苏联秘密警察“契卡”直接行使无产阶级专政,用暴力镇压。列宁十月政变后,亲自发起并由政治局集体决定,将一批知识份子驱逐出境,镇压了要求实行自由选举、自由贸易的客琅施塔得水兵。1921年上半年,任何出版自由、集会自由、言论自由,都被认为是“致人死命的葯”和  “自杀”的行为。全俄各地有610个契卡工作委员会,1000多个革命法庭。1918年—1922年2月,杀人不少于200万。

对待富农,实行消灭政策。用三种办法对付:第一类,顽固反革命分子枪决;第二类,流放或强制迁移至边远地区;第三类,赶出原住地。1930年1月,仅在一个多月,就有20万富农被剥夺财产,60万被枪杀或遣至集中营,15万被强制迁移至边远地区。

对待普通工人和农民,像奴隶和农奴,把他们禁锢在土地和机器边。全国1600万人,被迫每天工作12—16小时,“强迫所有的工人吃苦受罪”,“把日常生活条件社会化,消灭家庭,吃大锅饭……实行军事化。” 1917年到1920年,圣彼得堡有三分之一人因饥饿疾病和政治原因死亡。1916年俄国中部省份人口有6800万,到1920年仅剩下3800万。(以上资料来源:俄罗斯终于承认:列宁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渣?)

 
结构性制度腐败: 亡国的基因

陈独秀说,“我们若不从制度上寻出缺点,得到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斯大林,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斯大林倒了,会有无数斯大林在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

把德俄绑在一起,是陈独秀思维锐利之处。 “二战若是德俄胜利了,人类将更加黑暗至少半个世纪,若胜利属于英法美,保持了之长阶级民主,然后才有道路走向大众民主。” 陈独秀的预言,今天早已应验。

遗憾的是,二战中两个极权国家,只灭了一个。二战,德国亡国,苏联未亡;剩下的苏联极权主义制度,以病毒的方式传播,危害世界和平数十年。造成人类社会两种制度冷战,持续了半个世纪。直到1991年底,苏联土崩瓦解,旧极权主义才宣告瓦解。陈独秀的思辨方法,对于思考后极权主义和新极权主义,提供极好的参考。

历史的车轮终究朝着文明发展的方向转动,违背普世价值的国家迟早被人类文明历史淘汰出局,从地球上被开除“国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没有灭亡的苏联极权主义制度,终于在1991年12月26日解体。

在诸多分析苏联瓦解的文章和观点中,下面这些观点最能反映苏联解体的深层原因:“苏联搞了70多年建设,始终都没有实现人民主权原则。总书记权力不受制约和监督,党内没有合法的争论与辩论,层层听命于总书记,不合总书记意者难以在政治舞台上立足。各级党委和党委书记具有绝对的权力;官员的提升取决于上级领导的态度和意见,取决于档案和私人关系。管理人员由苏共组织部门挑选任命,‘干部决定一切’,造成民众与国家政权的分离。集权僵硬的政治体制使民众丧失了积极性和创造性,导致了经济危机。干部处于优越地位,斯大林时期建立和完善了一套官僚特权制度。民众没有权利,对国家的决策没有影响,才使政府明显侵犯民众利益的政策;政府的权力不是来源于人民,民众也没有权利监督政府,机关越来越只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干部享有各种特权,体会不到民众的疾苦,民众感觉党政机关并不代表他们的利益。人民没有成为国家的主人,在民族分离主义分子破坏国家,国家分崩离析之时,没有人站出来维护它。官贵民贱的社会不可能在现代社会生存下去。”(苏联死亡24年祭:只因没让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

分析苏共亡国的路线图,可以得出源于结构性制度腐败的结论。 “苏联的种种问题:破坏法制的大清洗、重军抑民的发展战略、农业落后、民众生活水平低、民族主义等等,根源都在于苏联的领导制度和组织制度。” 结构性制度腐败是亡国的基因,必须对这种基因进行改良和改造,才能铲除操作性制度腐败的歪瓜裂枣。操作性制度腐败是结构性制度腐败的根子上结出的毒瘤,不从结构性制度腐败的根子上找原因,毒瘤摘掉了一个,又会冒出十个。反腐败,如果把焦点集中在操作性制度腐败,把视线集中在官员贪腐这种由结构性制度腐败所造成的结果上,从而忽视从根子上对结构性制度腐败进行改良和改革,将重蹈覆辙。苏共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文章来源: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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