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28日星期一

欧阳小戎:北漂逸闻录——浙江民运老先生范子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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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主人权运动潮起时范子良满心期待,孩童般望着欣欣向荣的新人们带来希望;潮落时又满怀怅然,为惨淡退潮的人们痛心不已,待到下次潮起,他又开始新一轮期待与怅然。有时感伤情绪会超过人所能接受的范围,变成一种略带凄凉的伤痛:自己曾经深爱,希望之所寄托的人,被时间证明并不能负起责任,更不能托起希望。这伤痛是对民主事业热爱之情的最佳证据,你的心脏随着她的起伏进退一同跳动;她的光荣即你的光荣,她的黯淡即你的黯淡;她为贤良所奉则带给你无比慰藉,为劣才所困则使你深深地刺痛。那些伤痛完全堪称亲痛仇快,尤其当两人相互倾吐时,则更加悲怆,当我想要宽慰他,劝他往开处看时,他更加悲伤:“你还年轻,你会看到那一天的,但是我老了,已经不再指望自己能看到那一天,我只希望自己临死前能看到他们(那些令他觉得心痛的同道)好起来,哪怕稍微有那么一点点人样。”话音落时,竟渐嘶哑起来。
(民主转型与社会运动征文)
 
 
浙江物华天宝,随举一地,便可细数名流掌故。譬如菱湖,一个隶属湖州的小镇,曾经出过著名的怕老婆大书画家赵孟頫。吾有老友范子良老先生,家在此处,老先生系绍兴天一阁后人。天一阁主人:明代兵部侍郎范钦,虽武夫出身而书香传家,藏书汗牛充栋,黄宗羲语曰:“世世子孙如护目睛”。初仅供范氏子孙研读,后向士子敞开,将吾国之私家藏书之风,升格为图书馆,世人称颂。满洲入关,战火蹂躏江浙,兵过如篦,天一阁却安然无恙;康雍乾三代大兴文字狱,范家进献珍本六百余部,天颜大悦,天一阁及范氏一族得保;一九三七年,抗战烽火烧遍江浙,淞沪、南京相继沦陷,民国政府协助范氏,将藏书分批匿于乡间,至三九年完全安顿妥当,保得藏书完好无缺,战后重见天日;四九年,共军攻入绍兴,军管天一阁,未久,天一阁房产土地及所有藏书,不复姓范矣!
 
从杭州向北,乘汽车三个钟头可达菱湖,路上并没有多少江南风光,如今中国哪里都是差不多一番景象:征地拆迁、充斥着山寨货的街道和店铺,千篇一律的纸片楼或者棍棍楼小区,诸如此类乏善可陈之物事。然足不出户便可在自家门前看见千里之外的景象,亦称得上党所领导之千古奇迹,前世来生再难寻觅。
 
若为景致风物,则绝大多数地方完全不值得你一去;若因人,则又是一番心境。一种难以言表的心绪徘徊在心头,我坐在开往菱湖的汽车上心神忐忑,眼前的景致里很难找出甚麽令人心旷神怡的诗意,和“菱湖”这个地名毫无般配之处。只有当中巴车司机为躲避收费站而绕道乡野小路时,在人烟稀少处,还能嗅到些许江南气息。溪流、稻田和白鹭,在和我们一同承受着人世的创伤。
 
“赶快到我这里来吧,杭州太敏感了!”离开杭州前,范子良老先生在电话那头叮嘱我道。那时我还不到三十岁,从长沙想要去杭州找朱虞夫,谁料刚下火车得到的第一个消息,竟然是朱虞夫被捕了。他被捕当晚我正在火车上,因此一无所知,而他被捕的导因,是想要保护在他家中落脚的黄岗人胡俊雄,和前来驱逐胡俊雄的警察发生冲突。胡俊雄是个“反动分子”,那段时间在杭州打工为生,警察觉得他是个麻烦,要把他从杭州赶走了事,在他们的逻辑中,只要胡俊雄不在杭州呆着,到别处无论干出什么事都和他们无关,但要是胡在杭州,他们就得因为胡俊雄的“反革命”行为挨上司责骂。朱虞夫父子与前来抓捕驱赶胡俊雄的警察争执起来,然后父子二人被扣以“袭警”之罪名,朱虞夫获刑二载,朱昂则被刑事拘留一个月。
 
杭州的民主党人们个个身份敏感,政治警察们恨不得瞪大三只眼睛盯着他们一举一动,稍有风吹草动便可能找各种原因,给他们扣上“违法犯罪”的帽子,施以政治迫害。我到了杭州,必然要去拜访那些民主党同仁们,范子良老先生担心,类似胡俊雄和朱虞夫父子的恶性事件在我身上重演,教杭州的民主党朋友再遭不测,因此几次三番催我前往菱湖,不要在杭州勾留。那是我第一次因为想要拜访民主党诸君而去杭州,愣头愣脑不知轻重,若非他催促,根本觉察不出在那几天里,杭州民主党朋友们所面临的巨大压力。对朱虞夫的抓捕是多年来杭州警察们第一次以非政治性罪名对民主党实施的迫害,无论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都远远谈不上是个好消息。
 
虽说在杭州我受到了热烈接待,民主党的朋友们已经习惯在紧张的外部环境中有条不紊地处理各种事务,然而在他们正专注于营救朱虞夫的当口,我留在杭州既帮不上朋友们的忙,反倒成为某种负担,使他们分心。所以只好草草停留,满心惆怅地往菱湖而去。在杭州不能尽兴,能到菱湖去看看范子良老先生,也是快事一桩。那里并非交通要冲,去见范老先生的机会并不多,此时不去,更待何时?
 
这位老先生其时年愈七旬,做了一辈子火车司机,自封了个外号叫“跑龙套”,意为自己甘心为民主事业“跑跑龙套”,既是自嘲,更以谦恭自勉。他从民主墙时代便涉足民主运动,不骛高远,不争功名,安心扮演为他人服务的角色,以此自足自乐。
 
象两个隔着鸿沟的时代,无情的人世横亘在童年和成年之间,那时没有互联网,没有爆炸般的信息,只有贫乏的书籍和千篇一律的报刊,能收听到短波电台的人仅限于少数胆大妄为之辈。因为“收听敌台”系反革命罪状之一,若有人举报,此举足够被判刑或劳教,更何况短波收音机对大多数家庭还是件稀罕物件。范子良——当时还不能称为“老先生”,有一台短波收音机,他避开闲人耳目,偷偷收听“敌台”广播,遇上喜欢的、或者自己觉得要紧的节目,便用磁带翻录,然后听着拷贝,将内容誊写下来。
 
“用复写纸一次誊几份,整整齐齐地叠好,寄给我们。”后来两次因民主党案入狱的杭州人陈树庆回忆道。迷迷蒙蒙的幸福感飘散在他的陋室中,屋里所有人都在微笑中被引领入和平之境。“那圆珠笔字又工整又清秀,纸上连一丁点手指头印都看不见……”
 
不愧是天一阁后人,我听着陈树庆无心细语,心绪不知飘到了哪个时代。回到过去晴耕雨读,以守护先人留下的书籍为任,可以无憾。不过,在没有书香可守的时代,守护我们历代先行者传下的民主运动,或亦可慰平生。
 
阳光在车外不住地交错,有时因为道路,有时因为云彩。到得菱湖已近黄昏,前来相迎的是位清健长者,他步态轻盈,温和体贴,半礼半尊地称我为“欧阳先生”,目光似谦非怯。在他眼里,我是一派青年才俊,而他只是个跑龙套的“民运糟老头”。见我一副羞怯更甚,难以适从的模样,他便轻快起来,改口笑吟吟称“小戎”,然后与我摩肩而行。阳光虽已乏力,适才在杭州的紧张心绪却在这泛着微微凉意的阳光中消散无踪。他的眉眼,教人情不自禁去想象他年轻时的俊逸。一位出身书香门第,在时代漩涡里被打磨的火车司机,外加数十年的政治反对派,奇妙的三重奏让庸俗的街道变得模糊,仿佛回到了耕读时代,在变乱和太平的交替中,努力活着并延续家门风尚。
 
忽有一日,家门被阶级斗争的大锤砸得粉碎,拥有几千年传承的亲族情义,象个禁不起摔打的瓷瓶。靠虚空、毫无实际意义、欠债还钱式的人情世故来维系的亲族关系网络,被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轻而易举地砸成粉碎。漫长的人世终将渐渐过去,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流吞噬了无数生命和年华,有人命归黄泉,有人苦熬终成白头。要熬到铁流褪去,之于人世何其漫长,而之于历史却又不过瞬息之间。过去数千年沉积的一切,似乎皆已无可挽回,在贪欲和虚荣的瓦砾堆里,只剩下空洞无物的人情世故,仍在左右着我们迷惘的生活。
还有一群人立在这文化的瓦砾中,不受人情世故所左右。他们的名字随着时代各有不同,称之为“反革命”,似乎是大家都乐意接受的一个头衔,可以聊以自嘲。中国民主化进程的漫长性和曲折性,决定了这是个以自我牺牲精神为最重要品性的群体,长期保持高淘汰和高不确定性状态。这个群体会在短短数年内面目全非,从人员构成到行为方式及道德准则。那些能够坚持数十年而不辍的人们,是这个群体最宝贵的财富。尤其是,数十年后仍保有谦恭真挚之赤诚,则更加当之无愧。
 
一九八零年代初,短暂的思想春天降临,一些民间刊物象新生婴孩般在毛泽东思想的废墟里学习爬行,试图重建精神家园,他们有时闪耀出真知灼见,有时又为抹不去的列宁式胎记所左右。那是历经苦难年岁之后,民主之光再度投向这数千年来的专制大地:一群深受毛泽东思想荼毒的青年人,创立各种编辑部,一边背叛被洗脑的自我,热烈地想要寻求真理;一边又深深地陷在被洗脑后的空白和余毒之中。这是灵魂最深处的挣扎和反抗,向外而言反抗的是强大的专制制度和在其操控之下的整个中国社会,向内而言是反抗贫瘠而偏颇的自我。很少有人真正够格去应对这伟大而深刻的反抗:与外部强大的专制体系为敌,需要不断地自我肯定;而以自身的狭隘和无知为敌,则意味着不断地自我否定。这样的挑战经常是悲剧性的,多数人并不具备足够强大的内在力量来应对这分裂。然而无论成功与否,都无损于他们的荣光。
 
有一种人毋需面对这分裂的挑战,他们生性谦逊、温和,认为他人永远都比自己优秀,因而对他人从来心存善念和美好的期盼。三十六年前,火车司机范子良,追随一群比他年青的子弟们投身到民主墙运动中,尽管出身、学养迥异,这群子弟却个个堪称才俊。那些大城市里有志于此的人们,能联络到足够的志同道合者,而身居菱湖小镇,他缺乏足够的人脉来成立编辑部,发行自己的刊物。不过凭借殷勤守信,认真务实的态度为他人效命,甘为帮衬,绵尽薄力。范子良之名很快在同仁口中声誉日佳,他的名字出现在各种联名情愿或抗议的公开信中。联名信是当时一种非常常见,亦广为接受的公开表达形式。在通讯闭塞、交通不便、计划经济对个人仍够成强有力管控的年月,收集到一些支持者就某事件联署殊为不易。想要发起一次联名,往往会面临还来不及收集到足够的联署,便被时间击败的尴尬。因此若有人事先愿意提供自己的名字,毋需遇事再去征求本人同意便可做联名使用,会给联名行动的发起者带来巨大的行动便利。当然这种行为具有相当风险,因为有些联名信的内容非常激烈,参与联署者很可能要面临严酷的政治迫害;或者有些联名信内容荒诞,导致联署者公信力下降。把自己的姓名无保留地提供出来,于公于私皆需要冒相当风险,轻则个人名誉受损,重则有无妄之灾,这需要对他人不设藩篱,几乎无条件地信任。
 
自民主墙时代开始,他便如此行事,已而光阴飞逝,少年白头。其中百味,唯有自知。数十年来,他视每一位投身反对运动的人为自己的至亲和中国走向文明、民主的希望,但有一点机会,便从自己火车司机的微薄收入中挤出一部分,寄给那些受到政治迫害的家庭。他的家象所有小城镇中、下层的平民家庭一样,局促而简朴,甚至略显寒酸,卫生间里大盆小盆攒了各种水,分门别类用来擦地板和冲马桶,洗澡需要慢慢把那些盛水的盆们腾挪开,再用塑料瓢舀了自己冲。我们按照异议分子们的惯例,接待并没有多少客套,放下包洗个澡算是接风洗尘。
 
那里有短暂的欢乐,我们相对坐在他简朴的家里,气氛既不激昂,亦不深沉,没有所谓的思想交锋,没有家国天下地互吐忧怀,更不臧否人物,点评是非。我们耐着性子,一老一少轻声互问衷肠,若提到某位同仁,他必交口称赞,或悲恸于那人及家庭所受的苦难。一面又有意无意想要打听我的行程。在反革命之间的相互走动中,东道打听客人的行程,被很多人视为无礼之举,因为这些走动会被政治警察们怀疑为“跑反革命串联”,很多人需要尽可能地隐蔽行程来自我保护,若行程暴露,风声走漏到政治警察那里,则很有可能在半路被捉走。他不是闲言碎语的客套话,亦非好奇八卦,一种真切的关怀闪耀眼眸之中,仿佛我既是他希望寄托之所在,又是需要他精心呵护之幼苗。那象一个时代,一个族裔的化身,是吾国数千年所推崇之温良恭俭让传统。听说我准备向北到蚌埠去,他眉间掠过一丝不安,旋又取了几百块钱给我,托我捎给张林的夫人:“我现在有一点点退休工资了,还有一点稿费,我和妻子协议好,退休工资交给她,稿费我自己随便处理。”说到这里他似掠过一丝欣慰,在家庭和理想之间找到某种平衡,令他释然。但很快面色有悲悯起来,感叹张林之不屈精神与苦难身世。那几年张林系狱期间,每到逢年过节,他都要想法给张林的夫人和孩子寄一点钱。听说我要去蚌埠,他又有些担忧起来,心里不知在想着什么。“原来你哥哥在上海,你不如顺便到上海去,已经出门这么远了,去看看哥哥挺好的。从菱湖也有直接去上海的车。”他轻松愉快起来,好象是他自己将要千里迢迢去见同胞长兄一般,柔和的嗓音里,我们压根也不是一群活在政治迫害阴影下的人,而是生活在传统下把亲族情分当作头等大事对待的耕读之辈。而我也渐渐明白,他并非在教我如何制定行程,而是怕我再杀回马枪回杭州去。去蚌埠要再次取道杭州,而说服我前往上海,则可以把杭州绕过。
 
愉快的心情一直维持到到次日把我送上前往上海的汽车,他在车尾的烟气里,虽早已看不见我,却仍站在车轮后不住地挥手,好象知道我也在不断地回望他一样。汽车并没有马上驶上公路,要在小镇里绕行一周,再拉几个路边散客,方才上路。这时在一个小十字路口,我又看见他驻足在街边,一直在等待着汽车从眼前驶过。他并不期待我还能再看见他,一片惆怅弥散在被喧哗和平庸吞没的早晨里。用“江南小镇”一词来称呼菱湖,仅仅合乎地理概念,它和全国中所有的城乡结合部一样潦倒而杂乱。有一位长者站在路边,等待着目送我的汽车离开,就象一位古代长辈痴痴送走远行的子侄一般,没有排场和矫饰的话语,没有累赘的礼数和虚假情义,唯有绵长的期盼和思念,交织在他目光所望之处。既盼望着这年青后辈一别之后,去闯荡出一番济世成就;又忧心忡忡,深怕他在举目无亲的异乡、变幻莫测的世事里浮沉无根。
 
我觉得自己很快还会回来,不觉数年弹指而过,数年间我虽偶有明智之举却鲁莽愚钝居多;心血来潮时热情高涨,勤勉于事,大部分时间却惰性难改。总的来说,我受到的关照要远远多于我的贡献,所获得的要远远多于所付出的,距离人们的期许非常遥远,而负人之处良多。世事浮沉,懵懂少年需要学着谨慎从事,贪图浪漫被追求务实取代,价值追求从一种乐趣变成责任,它从你的个人选择,变成你的归宿和你的慰藉,你和它互为对方的一部分。我又去过杭州很多次,每次都想绕道菱湖,再去看看范老先生,可每一次都觉得,反正很快还要再来,下次再绕道菱湖不迟。我们在网上联系很多,时代已经迥异,他需要努力地学习使用互联网,跟上年轻人们的步伐。有很多问题,需要以年长之尊悉心下问。我们一边交流互联网技术,有时也说些别的闲话,数十年一晃而过,而年轻时参加民主墙的热情仍深深根植在灵魂深处,民主之于他远不仅仅是一种政治观点和价值追求,通过追求民主,更是不断学习和提高到自己最重要的途径。他习惯性地收集自己认为的好文章,收益之后,又迫切地希望与人分享。如今,他找到了一个比誊写更好的办法,把文章发到朋友们的电子邮箱中去,省力又高效,还能圆自己自民主墙以来的梦想,他就象编辑一份自己心爱的刊物一样,一篇篇搜集文章,然后通过邮箱发给自己的朋友们。刚开始时,他用邮箱本身的群发功能来发邮件,因为一个邮箱只能发几十封群发邮件,而他所搜集到的友人邮箱,则成千上万,是以需要注册好几个邮箱,反复倒换使用,才能把自己所心仪之文悉数寄出。后来,他不知从哪里得来一些邮件群发软件,并且居然学会了如何使用。那真是一桩不可思议的事,以他电脑操作水平,那种桌面上的快捷方式和究竟为何物都一头雾水,误以为将那快捷方式一删除,整个软件都会被删除的水平。我很难想象他是如何学会使用那些软件的,那是个奇迹,我相信有不可阻挡的愿望在指引着他。他每日苦心经营,从收集、整理文章,到技术处理,乐在其中。然而并不是所有收件人都买他的帐,有些人收到这些邮件并不高兴,嫌它们象垃圾一样充斥自己的邮箱。不要未经同意便往别人邮箱硬塞邮件,这是当今网络文明的一部分,在年轻人来说,几乎是个毋需论证的公理,因此有时我会暗笑他:煞费心力去干些不讨好的事,很多人对那些文章连瞟都不瞟一眼,就直接扔垃圾箱,甚至干脆把你拉入黑名单,你还那么大劲头。只是深知此乃他人生一大寄托,才不愿驳他热情,继续支持他。
 
我已习惯于用自己所在小圈子的逻辑来硬套大社会,套不上时便下意识地以嘲讽的心态来看待他人的逻辑。要跳出狭隘需要常存谦恭自省,更需要他人帮扶。往他人邮箱里发文章,这在年轻人眼里也许是桩笑话,但在很多年事渐高者那里,却意味着巨大的便捷,他们毋需伤神费力去学习网络技术,或者四处求助于人,便可方便地读到自己喜欢的文章。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四处听到赞扬,说是有人往他们邮箱里发了很多好文章,每天早上起来,就开始惦记着是否又有新的文章出现在邮箱里,几天没收到,便怅然若有所失。其中有些人还问我打听,知不知道那系谁人所为?
 
做这类事的人并不少,但范子良老先生,最受欢迎,他的文章经过精心挑选,质量、成色丝毫不亚于那些有名的正式刊物。若他的读者们知道:自己收到的文章,是由一位网络技术比自己还差,年岁比自己还大的老者所发送,不知该做何感叹?
 
随着潮流一代又一代,每当一批人被大潮推到异议舞台上,他便满心期待,盼望他们能扭转前人的颓势——那些颓势有一部分系天命所系,另一部分系人力之不足,至少看起来似乎是人力可以改观的。然而每一代人,无论其涌现时呈现出何种生气勃勃的前景,最终都难逃以犯下前人们反复犯过的错误渐渐退场,再为更新的一代人所取代的命运。潮起潮落中,世道人心不知不觉变迁,尽管前路迢迢,对我们这个民族而言,融入现代文明,成为人类大家族的一员,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任何力量想要违逆这潮流,则其遭唾弃的下场似已可眼见。对亲身参与在推进这潮流最前沿的人们来说,登场时他们显露出生机盎然的希望,然后在所有的弱点和缺憾都暴露无遗之后悄然退场。任何人都没有在这场运动中论资排辈的机会,因为无论人们之前为这运动付出过多大的努力和牺牲,一旦不紧跟后进者们的步伐,都将迅速被后来人超越并远远甩到身后,然后被忘却。因为就总体规律而言,后进者们永远会比他们的前辈拥有更广阔的视野和更合乎主流社会逻辑的行为方式,因此更容易获得成功。
 
除非认识到自己终为被后来人所取代,从而对后来者充满敬意并努力跟上他们的步调,固步自封或刚愎自用,将使人本身的弱点越来越多地被暴露甚至被放大,最后果真遭到淘汰。这事业需要不断地纳新,只有不断地纳入新的人和行为方式,先前所积累的一切才会有意义,它不仅仅是一种现实的需要,更是基于尊重个人之价值体系的内在必然。其固有逻辑是先行者们追随后来人,而非后来人追随先行者。它和现实中的绝大多数事务完全相反:在其它大多数事务中,后辈向先辈学习经验,先辈向后辈传授,是事业积累向前的基本规律。因此现实中的人们,大多会习惯性地认为自己拥有比后来者更多的经验,因此不自觉地想要引导甚至左右后来者们的行动,当个人行为与公共逻辑相悖,其弱点和缺憾便被放大,优点渐渐被自己忘却。只有少数人拥有足够的智慧和热诚,让自己的行为顺应公共逻辑,于是他自身的优点和长项也会在这种顺应中不断地获得扩大和提升。
 
潮起时范子良满心期待,孩童般望着欣欣向荣的新人们带来希望;潮落时又满怀怅然,为惨淡退潮的人们痛心不已,待到下次潮起,他又开始新一轮期待与怅然。有时感伤情绪会超过人所能接受的范围,变成一种略带凄凉的伤痛:自己曾经深爱,希望之所寄托的人,被时间证明并不能负起责任,更不能托起希望。这伤痛是对民主事业热爱之情的最佳证据,你的心脏随着她的起伏进退一同跳动;她的光荣即你的光荣,她的黯淡即你的黯淡;她为贤良所奉则带给你无比慰藉,为劣才所困则使你深深地刺痛。那些伤痛完全堪称亲痛仇快,尤其当两人相互倾吐时,则更加悲怆,当我想要宽慰他,劝他往开处看时,他更加悲伤:“你还年轻,你会看到那一天的,但是我老了,已经不再指望自己能看到那一天,我只希望自己临死前能看到他们(那些令他觉得心痛的同道)好起来,哪怕稍微有那么一点点人样。”话音落时,竟渐嘶哑起来。
 
我有些语塞,不知该如何宽慰他,他所深深痛惜,并亦深深爱过的那些人,我因年岁对之缺乏感情,对他所谓“不再指望自己能看到那一天”一类的说法,亦不以为意。直到数年后,听闻他患上癌症,想起他那嘶哑的声音:“我已经不指望自己能看到那一天……”象一个潜伏的伤口,到时方才懂得疼痛。我想起已身患癌症的林信抒先生,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时,四处奔走希望能将聊聊残年贡献给民主事业,可人们对他除了同情再无他念,谁也不愿与一位病入膏肓的长者共事,哪怕他的愿望比求生更加强烈。
 
甫一打听到范子良先生手术出院,急忙赶往菱湖探望。他家中并无多大变化,陈设氛围一如旧日,也许数十年来一贯如是,只是先前那位仍保持着淳厚生机的温厚长者,如今已变得形容憔悴,白面小生残影早荡然无存,唯有老妻相伴。遭此大变,久别重逢,等不及招呼我坐下,便衣服撸至腋下,亮出刀口与我看:“你看,我从鬼门关又回来了!”话音未落,双泪盈噙。那刀口一尺多长,黑漆漆自胸前斜贯肋下,与一腔瘦骨交错在一起,似为鬼卒所伤一般。眼窝内陷了双微红眼眸,不知是病是瘦,比往日更深邃明亮,更加动情。我不敢看那刀口,答道:“看您这精神头,比我想象中要好得多!”
 
他闻言愈发百感交集:“我以为这次活不了了,你居然觉得我还很精神!”
 
“我在火车上一路都在胡思乱想,听听您说话的声音,放心了许多。”
 
“就算捡回一条命,我如今已是废人一个……行动还要人照顾……”
 
“从今天开始,您什么事就都别再上心,好好研究养生之道,您和它比谁命长。”
 
“对!我要活过它!”
 
聊聊数语令他振奋起来,我亦深受感染:“您一定会比它命长的!”我临行前有朋友给我一点钱,让我为范老先生买点东西,但我不知该买什么,怕买了东西他又用不着,于是将那些钱直接取出来递给他。他接过更加百感交集:“我追随民运几十年,从来没有想过还能民运这里得到钱。”老妻在一旁也有所感:“是呀,从来都是你给别人钱……”
 
他并没有推辞,显然并不符合南方人客套守礼的习惯,倒象是北方人式的直接,紧接着问是谁给的钱,要记下对方电话,一定要亲自致谢。
 
我并没有在菱湖久留,生怕叨扰,再次坐上离开菱湖的汽车,已没有了相送的故人,而我固执地相信,他就站在车尾的烟尘里,痴痴看着我离开。这匆匆一去,不知是否诀别?
 
回望菱湖,整个小镇里全都是他的影子,有时是患病前那清健温柔的,有时又是患病后那瘦骨嶙峋的,人生何其短暂,他那句:“你还年轻……”在我耳畔振动着,也许他在我这年龄的时候,也象我一样,就算计划好一生都盼不到祖国自由的那一天,也不会有多大触动。但人若把自己一生贡献出去,并一生都在期待,那又当如何?我还年轻,无论如何难以触及长者的情怀。颠簸的车厢象在摇晃着时空,三十年、或者四十年后,当我历经浮沉,垂垂老矣,若仍有一心愿未了,后来的人们啊!请你们多多努力。在这破败的山河留下印迹,若你们能原谅我,未能做到象你们一样光彩夺目,那就还要请用你们的荣光,来慰藉我那些风烛残年。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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