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26日星期六

刘云枫:中国人最欠缺的,不是批判精神而是批判能力


批判有两个方面,一是敢不敢,二是能不能。一则以勇,一则以智。无勇不足以始,无智不足以胜,两者缺一不可。比如初生牛犊遇见老虎,光有胆,光不怕,靠无知的热情是吓不退老虎的。

再如,文革中的“革命小将”,他们没胆吗?他们怕什么啊!胸怀“打破旧世界建造新秩序”的天大理想,砸烂“孔家店”,可是,今天“孔家店”又开张了。不仅开张了,而且,规模比以前还大,声势也今非昔比。

说明什么?

说明“革命小将”的批判,没用。如果是有效的批判,就应该能找出儒学的致命伤,然后,痛下狠手,将其斩草除根,要了儒学的命。可是,“革命小将”只有批判的激情,却没有批判的能力,也就没要了儒学的命,儒学因此得以苟且偷生,拖延至今。一遇世风变向,儒学这具僵尸,又借尸还魂,堂而打不死的小强一样几度沉浮,绝非儒学“博大精深”,而是国人缺乏批判能力。

今天,还以儒学为例。

目的有两个:一,儒学漏洞百出;有些漏洞是根本性的,也是致命的;有些一目了然。可不管是致命的Bug,还是显而易见的错漏,两千年以来,一直没人发现、没人纠正。这就引出目的二:中国人缺乏批判能力。有批判能力的话,儒学那些致命缺陷和显而易见的错误,何至于蒙混到今天呢!

人性善恶,是社会的基本问题,也是任何一门旨在解决社会问题的学问无法回避的第一个问题。儒家志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它的逻辑起点是什么?是人性善恶。

这么重要、决定儒学逻辑是否成立的基本问题,儒家是如何证实的呢?“人性之善犹如水之就下”,孟老夫子一言既出,人性本善就算说定了。之后,两千多年,中国人全都信了。至少,儒家信徒全都信了,没有一个人提出过质疑。当然,要是质疑的话,就不是儒家信徒了。因为,儒家没有“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的传统”。

事实是,人性和水,风马牛不相及;人性善恶,和水之趋下,也没有任何关系。孟子所言,是打比方,是比喻,听上去很好,但根本不是、也不能作为一种证明。即:孟子之言,于文采有加,和论证无关。我们完全可以换成另一种截然相反的说法:人性之恶犹如水之就下。
如此,人性善恶,依然是一个悬案,而不是宣判为“性善”的定案。但儒学体系正是建立在“性善”论之上的,“性善”是儒学大厦的最重要基石和前提。失去了“性善”这块基石,儒学大厦将立于何地?如果,“性善”这个假设不成立,儒家费尽心力、孜孜不倦、花费了两千年构造的逻辑,何从起步?“白头宫女说旧事”——“性善”本是旧事的起点,“性善”不成立了,“白头宫女”可从何说起啊?

和西方学术对比一下,更能说明问题。

经济学在西方,已经构建起一座蔚为壮观的学术大厦。这座大厦,有一个假设:人,都是理性经济人,这是颇为学术和委婉的表达,说得直白,“理性经济人”就是自私,就是每一个人都是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准则的。没有这一假设,就没有西方经济学;或者说,如果这个假设是错的,那么,无论后续的理论体系如何美妙,都没有任何意义,都是错的,都必须推倒重来。

古往今来的儒学者,面对儒家孜孜不倦构建的“儒学大厦”,颇有一种叹为观止的仰慕,但,对作为其基石的“性善”假设,不是视而不见,就是不假思索地全盘接受。古人也就罢了,可悲并可笑的是,今天的“儒学复兴派”依旧。“性善”立得住吗?立不住。孟子的证明经得起推敲吗?经不住。“性善”立不住,两千多年苦心经营的“儒学大厦”,岂不是没有根基的“烂尾楼”吗?

西方经济学成为当今社会学科的主流,足证,“性恶”才更符合人的本性;也反证,儒学之“性善”是没有根据的。如果,承认这一事实,儒学就全盘皆废。在“复兴儒学”的春秋大梦中执迷不悟的新儒家,该如何补救啊?承认“性恶”,孔孟大楼就塌了;不承认“性恶”,又没有可靠的证据。

家国同构,是儒学的另一假设。基于这一假设,才有“家是小的国”、“国是大的家”,才有“齐家”和“治国”,才有君臣模拟父子,才有“国家”这一中国人最熟悉的固定表达。可是,家国同构成立吗?血缘组织的家,和政治组织的国,是类似的?还是有本质差异呢?
规模并不是家和国的根本区别——家和国的真正差异是: 在家,血缘和亲情,可以成为一种抵抗父权专制的内在力量。这种力量是天然的,内置的,也是足够强大的,遂使父权成为有限专制。在国,始终没有一种内在机制、也没有一种外在力量抗衡皇权,遂使皇权成为无限专制。

在“家”,父亲大权在握,也没有一种外在机制和力量对抗父权,但是,父权并没有膨胀到“绝对专制”,也没有嚣张到对家庭成员生杀予夺。为什么?因为,血缘和亲情,是一种内置的、足以抗衡蛮横专断的父权的最有效的“温柔一刀”。不管父亲多么冷血,对自己的儿子大开杀戒,是绝无仅有的。

先看一例。

《红楼梦》里,宝玉看见贾政,像老鼠见了猫,曹雪芹这么写,是对“家长制”恨之入骨。实际上,贾政只打过宝玉一次,就这一次,还因为下手重了,后悔个没完。打了宝玉之后,贾政表现如下:

“彼时,贾政见贾母气未全消,不敢自便,也只得跟了进去。看看宝玉,果然打重了。再看看王夫人,儿啊肉啊哭个没完……,贾政听了也就灰心,自悔不该下毒手打到如此地步。先劝贾母,贾母含泪说道:你不出去,还在这里做什么!难道于心不足,还要眼看着他死了才去不成!贾政听说,方退了出来。”

这是小说,或许不当真。再看一个真的,体会一下。

李斯,中国第一任丞相,曾在秦始皇和二世手下工作。暴秦世所公认,可不都是商鞅、秦始皇和秦二世干的,李斯的贡献也是大大的。这么一位“黑手党”,面对自己的儿子,也是“柔肠寸断”。

李斯,被赵高所害,判了死刑。行刑当天,他的二儿子,和李斯一起押赴刑场。父子相见,李斯说:“我多想,再和你一起,牵着黄毛猎狗,到家乡上蔡东门外的野地里,逮兔子。可那样的日子还会再有吗?”

说完,父子俩一起痛哭。可见,苛政和暴行都是对外人的,对自家儿女下不了手。原因很简单,“虎毒不食子”,何况是人。这意味着,“父子”之间不平等、不对称的权力结构,总是可以被血浓于水的人情所消解,父权总会被父子之间的人伦所软化。最坏的家庭专制,也不过是“有情和有限专制”,绝不会堕落到“无情和无限专制”的深渊。

家如此,国若何?如上所述,国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人为设计的结果。不同的人、不同的学说,对此有完全不同的设计。儒家的设计,很直观,也很简单。简言之,是以“小家”比“大家”,意在将家庭成员之间,基于血缘的亲情,扩展到所有社会成员之间,建立起一个“人人爱我我爱人人”的国家。

谁来当国家的“家长”呢?君主。在儒家的政治结构中,君主至高无上,和太阳一样,君临天下。大权揽于一身,万事决于一人;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组织,在已有的体制框架内,都不可能挑战皇帝的权威。要是皇上圣明,大臣和人民的日子,尚可得过且过;要是遇到一个混账王八蛋,人民,就只有自认倒霉了。

“小家”中,对抗父权的血缘和亲情,还有用吗?早已荡然无存。这就是说,“小家”是一种自治的社会单元,内生性的血缘关系,足以对抗高高在上的父权;儿子可能怕老子,但决不会怕得要死。反倒是,儿子可以“以死要挟”。在儿子的“死亡威胁”面前,再冷酷的父亲,也都瓦解了。贾政打了宝玉之后的忏悔,可以为证。

“以死相谏”,对皇帝,有用吗?没用。也不是完全没用,但,那是小概率。一个国家,不能指望小概率“改恶从善”,果如此,总有一天要“Game over”。这是“大家”和“小家”之根本差异。“大家”当中,缺乏一种内生的、制约和对抗皇权的机制。中国历史上,忠臣辈出,前仆后继。中国人常以此为骄傲,说,中国人有气节。窃以为,以死来表现气节,就像以死来证明女人的贞洁一样,可笑可悲。忠臣众多,只能证明,皇帝无德;还能证明,没有大臣能管得了皇帝。还能证明,家国一体、家国同构的设想,是多么幼稚可笑。

家国同构不成立的话,“修齐治平”,还怎么继续啊?这么大的漏洞,竟然没人看出来。林肯说:“你可能在某一时刻欺骗所有人,也可能在所有时间欺骗部分人,但你永远不可能在所有时间、欺骗所有人”。林肯认为不可能的,儒学做到了。儒学在长达两千多年的时间里,欺骗了所有中国人。因为,中国人是有特色的。这一特色,就是没有批判能力。

2015年11月14日星期六
北京,家中

文章来源:刘云枫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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