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29日星期二

黄卧云:思想必须自由绽放


历史将会证明,2008年波及全球的美国金融危机是一个新工业时代的肇始和国际秩序的一次重新洗牌。它使世界几乎所有重要的工业化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都受到重创。几年后美国率先复苏。这次复苏不是经济钟摆的简单复位,而是以苹果公司为代表的智能制造业崛起将美国经济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阶段。敏感的人们已经察觉到世界经济进入了一个不同的时代:始于工业革命时期、以机械动力和电气化为基础的传统制造业正在让位于以信息化为基础的智能制造业。在欧洲,德国工业4.0就是对已经来临的时代作出的回应。
新兴工业化国家目前遭遇的经济困境不是一次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而是由于时代转换造成的断层。断层制造新的门槛,一些国家会进入门槛里面,一些国家将被挡在门槛外边。它实质上就是农耕时代面对工业革命的那种断层。农业由于高效率的工业出现而成为衰落的行业,生产利润微薄,农业从业人员锐减。随着智能制造业的兴起,传统工业不是被前者所改造,就是被挤入低利润部门。在最近20年时间里中国极大地扩展了传统工业的产能,以至迅速地出现了产能过剩,它一方面利用全球产业转移的机会快速完成了自身工业化,一方面由于没有形成创新能力,其工业化水平仍然是低级的,难以迈向更高一级的制造业阶段。
中国的改革开放使它赶上了传统工业末班车的最后辉煌,在不长的时期内就成为“世界工厂”。但它与第一个“世界工厂”在性质上并不一样,英国的“世界工厂”是依托于自身的科技创新而开创的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事业,中国仅仅是作为巨大工场接收来自先进工业国家的技术和投资,在缺乏核心技术和自主知识产权的情况下一直在产业低端和低端产业上发展制造业。它也没有能够像日本、韩国、新加坡那样,在利用西方先进技术的时候培养出自身的创新能力。中国的成功是利用大量廉价劳动力的结果,在性质上与它在农耕社会的成功是相同的,如果不能及时而明显地提升自己的创新能力,它所赖以立足的传统工业虽然不会完全失去市场,但将会被边缘化,它不仅利润变薄,而且由于中国社会快速老龄化和失去劳动力的比较优势而转移到其他国家,再次出现国力的逆转就不是没有可能。财富的存量从来就不是财富的可靠标志,只有科技创新能力才是财富的源泉和保证,没有知识创造做基础的工业化不过是无源之水。
国内经济学界讨论的主题无论是内需拉动经济还是以供给促进发展,显然都没有对世界工业正在发生的革命性变化产生警觉,没有认识到新时代的到来。虽然技术创新被人们高频度提及,但它仅仅被理解为常规发展的一部分。一些经济学者不久前还坚称中国能够保持长期的高速增长,以为只要沿用过去的老经验、老思路继续推进城镇化建设,加大持续投资城镇基础设施和房地产,经济就将继续高歌猛进。观点可能鼓舞人心,更是政府所喜闻乐见,但缺乏必要的科学精神和理论洞见。理论泡沫在现实面前很快就破裂了。经济学者普遍把经济设想为一条沿着既往路线的直线发展,但是世界工业已经进入了另外一条不同的轨道。
南中国海当前成为国际角逐的主要场所在几年以前是无从预料的,静态地去看待这场角逐的结果意义不大,但它表明国际秩序正进入迅速变动时期。它跟经济的换轨是相联系的。
世界进入现代以来,思想的力量决定了国运和国力。思想是创造之母。一般认为,只有经济力量和科技水平才是决定国家力量对比的决定因素,这不能说有什么错,不过它没有指出经济和科技力量背后的决定力量即思想力量的作用,就像力学只考虑两个大汉的你推我拉而不考虑看不到的地球引力一样。
起源于英国的工业革命使人类越过了延续上万年的农业社会,目前正在美国兴起的智能工业即将使世界告别200多年的传统工业。英美两国同根同源,它们讲述的其实是同一个故事,即自由的故事。英国是宪政的发源地,它的人民最先享有各种自由权,它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是最早的世界一流大学,英国最早成为世界科学技术的中心。美国秉承了英国的自由主义,是当今自由社会的典范,它包容一切文化、宗教、种族和价值观,多元思想的竞争始终是它的一个基本特色。它拥有最多的世界一流大学。不受任何势力干涉的思想、学术和讨论自由是大学创新的不竭源泉。它有世界独一无二的硅谷,那里似乎随时都在迸发出无穷无尽的创造力,伟大的企业和构想从那里源源流出。
自由是一个含义非常丰富的概念,不同的人群、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当下会关注自由不同的方面,但从国家和社会的一般意义上,如下几个方面的自由有着特别的重要性:1,国家为所有公民提供平等的法律保护;2,个人财产权受到国家的法律保护;3,思想自由和学术独立得到保障。第一和第二两方面内容在英国1215年《大宪章》里就有了明确规定,第三个方面的自由是随着现代科学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它与第一和第二两方面的自由密切关联,但也有着不可替代的特殊意义。美国1787年宪法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保护思想自由,第一修正案规定,国会无权通过限制公民的言论、出版、集会、请愿自由的法律。
一个国家的思想活力与它的大学的活力是密切关联的。大学是知识创新的大本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大学强则国强。大学自从诞生之日起,就以其知识生产的特殊地位和责任而具有神圣性,大学有自己的权力体系和确定权威的标准。大学教授潜心学问,以自己是知识创新的主体而自豪,就凭这一点,他们也不用屈服于任何外来的权力和权威。他们有充分的理由成为社会中深受尊重的群体。保护大学的学术自由就是保护人类和国家的创造能力,反之,摧毁大学的自由就足以摧毁国家的活力。交易成本理论的创始人科斯用一个事例阐述了美国大学的学术独立及其意义。他举了一个例子,耶鲁大学的一篇博士论文证明在某些历史阶段货币政策最重要,而同时芝加哥大学出现的一篇论文证明财政政策最重要,两个大学分别拥护自己的理论。对于其他经济学家来说,是选择使用一个理论而不是另一个理论,是看哪一理论能为思考提供一个更好的基础,除了让经济学家自己选择外,别无选择。但是,政府如果从自身利益出发就不会喜欢芝加哥大学的观点,很容易赞成耶鲁大学的观点,如果它要破坏芝加哥大学的有着鲜明特征的经济学系部并以耶鲁大学为模板来塑造它,那就将促使其中一个大学沦为二流,并通过限制理论的竞争阻止知识界对真理的发现。当然,美国任何一届政府都不敢破坏或削弱大学固有的独立地位。接着他说到美国经济学家坚持独立研究的精神:
“政坛上活动的不同集团会拉拢经济学家宣讲符合他们利益的观点。毫无疑问,经济学家加盟贸易或劳工组织,或参与政治党派甚或从事咨询,都肯定会威胁其学术正直。无疑,一些经济学家已经被贿赂。不过据我看来,这种贿赂至少在高级经济学家中很少发生,甚至不存在……这意味着,经济学家没有最大化他们的货币收入,我们至少能安慰自己说最大化了我们的自尊。我们珍视同事对我们的尊重。”
现代科学起始于这样一次思想实验:他假定自己站在太阳上,看到了是地球在运转而不是太阳在运转,这样,地球中心论的矛盾消失了,新的宇宙体系开始形成。人们一般都把哥白尼在1543年出版《天体运行论》作为现代科学的起点,并被称为“哥白尼革命”。
英国学者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一个著名的问题,从公元6世纪到17世纪中叶,中国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所占比例遥遥领先世界其他地区,而到了19世纪骤然下降到微不足道的程度。近代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为什么没能发生在中国,这个所谓的“李约瑟难题”并不只是李约瑟才提出来,实际上长期以来都是世界的学者们热衷探讨的题目,结论各种各样,覆盖的问题既全面又复杂。
贾雷德.戴蒙德在其《枪炮、病菌与钢铁》中说到了与“李约瑟难题”同样的现象,指出中国“直到1450年左右在技术上比欧洲更富有革新精神,也大大超过了中世纪的伊斯兰世界”。他列举中国的一系列发明包括运河闸门、铸铁、深钻技术、有效地牲口挽具、火药、风筝、磁罗盘、活字、瓷器、印刷、船尾舵和独轮车。书中引述了由技术史家总结的影响技术发明的14大因素,诸如劳动力短缺对寻求技术的刺激,保护发明者的专利和奖励发明的财产法,强烈的个人主义,科学观点,战争对技术发明的促进作用,对各种观点和异端的宽容,等等。然后作者对其中的几个因素提出了疑问:
“1,强有力的集中统一的政府在19世纪后期的德国和日本对技术起了推动作用,而在公元1500年前后的中国则对技术起了抑制作用。2,许多北欧人认为,在气候条件严峻的地方,技术能够繁荣发展,而一种相反的观点则认为,有利的环境用不着人们为生存进行不懈的斗争,而可以一门心思地区从事创新活动。3,人们也一直在争论,促进技术发展的究竟是环境资源的丰富还是环境资源的短缺。有人认为英国森林遭到破坏是它很在就在采煤技术方面领先的原因,但为什么在中国滥伐森林却没有产生同样的结果呢(问号)”
中国的“特殊性”是非常引人关注的。关于中国在近代的落后,上述两则材料只是在时间的锁定上有些差别。要问在16-17世纪中国的技术领先地位突然被欧洲人超越,而且从此一蹶不振、东西方在技术上的差距越拉越大的缘由,我们先需要回顾这时的欧洲发生了什么,尤其是要了解东西方的技术差异属于什么性质的差异。
1609年自称是哥白尼主义者的开普勒发表了《新天文学》,运用数学工具研究“运动的自然原因”,把天文学建立在物理原因的基础上。第二年,1610年,另一个自称哥白尼主义的人,伽利略,公布了他用望远镜探索宇宙的最初成果。1638年他出版了《两种新科学》,用实验来检验数学推导的物理学原理。在他们二人的基础上,牛顿以其《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把物理科学推到了第一个高峰。与此同时,17世纪大量科学著作在欧洲涌现,它们向世界展现了一个全新的知识体系,其特点是在经验和实验的基础上运用数学分析和揭示事物原理,探讨事物之间的联系,形成具有普遍意义的科学定律,并通过实验对结论加以检验。这个体系最核心的东西是建立了科学研究的方法。在科学发展的基础上,欧洲迎来了一个技术发明日新月异的时期,1765年瓦特发明蒸汽机开启了工业革命。
相比欧洲的建立在科学之上的现代技术发明,中国领先的技术属于古代的技术发明。古人在很早就能利用自然材料发明,如用石头、木棍制成工具,把黏土制成陶器和砖头,从矿石里提炼金属,发现植物的药用价值等。古希腊人利用石油和沥青、树脂、硫磺、生石灰的各种混合物制作火攻武器。古代的技术发明是农民的发明,它们是由无数农民在日常生活中经过长期、反复观察和尝试得到的结果。
现代科学技术的诞生则是人类高度运用思想力量的产物,是人类认识能力的一次大跃升。它得以产生的历史背景是,欧洲此前经历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人们的思想从神学桎梏中解放了出来,西方人对自然的理解此时出现了革命性变化。而在古代的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过思想解放的过程,在西方继地理大发现后进入科学大发明的时代之际,清代统治者却正在为稳固自己的统治把对思想的钳制和对文人的迫害推到空前残酷的程度,连续不断地大兴文字狱迫使学人们完全脱离现实问题,钻进故纸堆里专事考据和训诂。
“李约瑟难题”并没有复杂难解的答案,甚至可以说并不构成难题。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它是思想停滞的结果,是统治者一贯钳制人们思想的结果。中国技术落后并不是由于技术自身的停滞,而是相对于西方在17世纪时出现的科学技术大跃进,它显得停滞了。西方科技的高峰突起,显现出中国的巨大落差。从日常经验获得的实用型技术不需要特殊的知识和智力条件,也不像有思想产权的现代科学技术是个人知识运用的产物,因此也不需要特殊的思想环境,但一旦需要超越日常经验的局限、需要抽象思维才能进入的科学王国,如果没有自由的思想环境,人们没有对宇宙万物的研究兴趣,科学就不可能向前推进。
扼杀一个思想主要不是损害思想所有者的利益,主要损害了社会和人类的整体利益。尽管所施加的迫害都是针对思想者个人,但思想作为推动社会进步和繁荣的重大力量,它对人类的利益远远超过了对他个人的好处。当一个思想被扼杀时,很可能同时扼杀了一系列的思想。
在阅读新制度经济学有关文献时,我一方面为其理论洞见所震撼,一方面又总感觉到它缺少了某些重要的东西。新制度经济学从降低交易成本的角度揭示了制度和组织存在的依据,而降低交易成本最重要的手段是企业家的管理和由国家的法律确定和保障产权制度,这一开创性理论是科斯在其新制度经济学的奠基之作《企业的性质》和《社会成本问题》提出来的。
以科斯理论为指导,新制度经济学的另一代表人物诺思以产权制度为核心阐述国家理论。统治者一方面要发明一组使自己受益最大化的产权,另一方面要在那个框架内发展一套旨在提高经济效率从而增进税收的法律及其实施机构。人类为了解决长期存在的资源与人口增长之间的紧张而不断创造和发明新技术,来扩大能被有效利用的资源基础,而如何规定和鼓励新思想新知识在经济活动中的应用,统治者发明了知识产权制度。诺思作出的制度是有效率的假设是其分析的基础,虽然他也注意到“无效率”的统治长期存在的现象。他指出,当比较有效率的组织形式从内部或外部威胁着统治者的生存时,如苏联那样相对低效的组织形式也会存在。
诺思放大了科斯理论的应用范围,从经济和产权角度去解释国家和制度给国家理论增添了十分强大的分析工具,但他没有充分重视政治组织的特殊性。其一,在“家天下”的制度里,法律上明晰的产权对统治者的掠夺构成了一种障碍,而模糊的产权制度恰好有利于统治者的利益最大化。其二,他也忽略了长期以来人类社会的政治实践以及政治理论的分析成果,造成了另一种局限并产生新的制度分析盲区,即人类拓展自由的努力在新制度经济学中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事实上,统治者并不只是关心自己的经济利益,经济利益不是他们最核心的利益,在经济利益之外他们还有很大和很多的利益。至高无上的统治权意味着随心所欲的权力。再次,社会秩序也不只是经济秩序,还有权力秩序,伦理秩序,社会稳定或者说权力秩序不被颠覆是更加重要的秩序。在古代的政治理论中,无论是在西方柏拉图的思想中还是在中国诸子百家的思想中,经济并不是主要的考察对象。在关于秩序的认识中,倒是在一个方面在它们之间有着不约而同的一致,即思想控制对建立统治秩序的必要性,柏拉图的《理想国》强调城邦要对教育和公民思想进行严格控制,中国的儒家和法家思想,其衣钵被后来被中国统治者所传承,都提出不能让人民自由思考。至于老子所设想的一种自由社会秩序(无为而治)在以后的中国思想界从来没有被人认真思考过,他的思想被认为不具有现实可行性而当作一种玩世不恭的个人处世哲学对待。
社会秩序是每个社会关心的最重要的问题,但它不仅指向社会稳定,同时也指向社会公平,一种合理的政治秩序和合理的政治理论都不能不重视公平问题,于是,社会秩序和个人自由的协调就是政治和政治理论的基本主题。国家的自然形成过程也就是征服的过程,国家的边界即征服的边界,统治权的确立即权威和秩序的确立。统治权一旦确立,就开始不断强化自身。
在君王专制时代,朕即国家,国王权力和国家权力混为一谈。在英国,首先是贵族起而限制国王独断的权力,并用法律和司法力量确定王国臣民的基本自由权。1649年英国国会对专横霸道的查理一世的处决和审判,明确将国王置于国法之下。朕与国家划清界限有政治上的重大意义,它为形成正确的国家主权概念并最终形成人民主权观念铺平了道路。凡是在权力不能肆虐妄为的地方,人民易于培养出勇敢、活跃、喜欢创造等各种优良的品质。
西方世界自罗马帝国灭亡后除了一个短暂的时期再也不能形成统一的政治实体,因此在西方人眼里,中国令人惊奇的创造在于,它在十分广袤的土地上对众多的人口一直实行单一政府的有效管治。取得这一成功的显著因素是官僚制度,它在秦始皇手里基本定型,随后被各个朝代不断修补,终于由于发明了科举考试制度而得到完善。科举制度了不起的地方是,它不但是一项选拔制度,同时也是一项极其有效的思想控制制度。官僚制度和科举的结合相互强化,实现对人们心灵的超强管理。对中国精英而言,接受统治者的意识形态、甘愿为统治者效劳已完全是出于自觉自愿,事实上,他们所能看到的最好出路和最荣耀的事业就是做官一途,就是为皇帝效劳和效忠,这使最高统治者对大国的控制变得如烹小鲜,天下之士无不欣欣然为其所用。对异己思想的镇压除了清朝政府作为外族统治者患有病态的过敏症而频频使用外,实际上都基本不需要使用,因为举国之内虽然有异己分子,却甚少有思想异己分子。体制之内不会孕育出任何奇思异想。统治者倒并不是对思想和创新本身深怀敌意,而是要禁止他们不喜欢的言论和思想,杜绝一切批评的声音和妄议,把所有人的思想统一到自己的思想上。他们甚至鼓励创新,鼓励对统治有益的创新,但人民早已丧失了思考勇气和能力。他们除了看重自己手里的权力从来不知道尊重知识,从来不懂得敬畏知识的创造者,权力以最轻佻的方式目空一切,凌驾一切。长期的暴政使人民变得畏葸、懦弱和暮气沉沉。明朝万历年间被西方教会派到北京朝廷的第一个传教士利玛窦在一封信中写道:“中国的力量基于大量的城镇,众多的居民,而不是人民的勇气。”
工业革命改变了财富的生产基础和生产方式,过去主要由单个劳动力作用于土地生产财富变成主要由管理和科学技术作用于工厂的流水线生产财富,科技成为财富的根本来源。当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携带者先进的大炮渡海而来时,中国政府无效率的统治立刻虚弱毕露,中央帝国的朝贡体制很快被粉碎了,而日本,这个昔日帝国秩序的边缘之国成为帝国最积极的终结者。清国政府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只能理解西方有形的力量,即枪炮的力量,工业的力量,而理解不了真正打败自己的那种无形的力量,即自由的力量,这更加深了清政府和中国的悲剧色彩。日本人的优势仅仅在于,他们在与西方人的接触中很快就领悟到了潜伏于有形力量之下的那种无形力量,并愿意去获取它。
沃勒斯坦在其著作《现代世界体系》中分析了全球是如何被纳入以西北欧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在劳动分工的作用下,最发达的西北欧逐步地把周围地区吸进自己的经济网络,瓦解了老式的地方性帝国体系,包括莫卧儿帝国、清帝国、欧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最后形成一个“中心-半边缘-边缘”的世界结构,它没有一个统一的政治结构,中心国家在全球起主导作用,它们依靠先进技术和工业产品控制支配半边缘和边缘国家。
现在用现实检验一下沃勒斯坦提出的现代世界体系。工业革命以来形成的由欧美国家组成的中心国家阵营至今都相当稳定,它们在1976年组成7国集团,只有日本是后来者。日本最先打破了起初由劳动分工确立的世界体系,它在最短的时间内成功地全面仿效西方制度,从政治的、经济的到教育和军事制度,不到半个世纪就成为工业和军事强国。无论以创新能力、国家实力还是以公民和政治自由的标准来衡量,它都是一个充分够格的发达国家。
今天世界上国家力量的分布已经不是分明的“中心-半边缘-边缘”格局,更确切地说,是全球性大国、地区性大国和一般国家三个层次。全球性大国是绝对的科技创新中心,自由制度是它不可或缺的条件。自大英帝国瓦解、殖民统治结束以后,全球性大国必须具备两大要件,公民自由和人口大国。但是,人口不能作为一个完全独立的因素衡量其对国力贡献率的大小,它必须与公民的自由度统一起来加以评价,显然,1亿奴隶与1亿自由人的力量完全不能等同,10万廉价劳动力与10万硅谷人才的创造力不能相提并论。在一个人们可以自由思想和自由创造的国家,更多的人口意味着更多的创造力,而在另外的国家,过多的人口则可能被当做阻碍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对待,必须剪之而后快。对一国福祉,公民自由比人口数量远为重要。以色列人口800多万,是中东地区人民最富、实力最强的国家,国家力量远超上亿人口的埃及。到茉莉花革命为止,它也是该去地区唯一的自由民主国家。5000余万人口的民主韩国实力不断增强,成为亚洲地区举足轻重的国家。
一个竞争的世界体系就像一列火车那样必须有一个车头,也只有一个车头。它提供动力,它决定方向,它不仅向世界提供大部分科技创新成果,更要向世界提供自由制度的典范。这个动力提供者开始是英国,在两次世界大战后变成了美国。更加自由的社会拥有更强大的创新能力和更好的创新环境,有强大创新能力和优越创新环境的社会像磁石一般吸引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才到来,又进一步强化了其创新能力和创新环境。创新带来更多的创新,形成良性循环,从而巩固了在全球的核心地位。
在世界体系产生之前,世界被分成若干个独立的帝国体系,每个帝国体系都有自己的机车,把世界拉向不同方向,但世界体系形成后,某一国家建立亚体系的努力就会遭到强大的抵制和反击,不但要遭到国际力量的抵制和反击,也要遭到体系内部的国家和人民的抵制和反击。日本在工业化羽毛刚刚丰满之时就野心勃勃地力图建立自己的帝国,迫切要充当“大东亚”的火车头,向世界霸主美国发起悍然一搏,在一败涂地后回到自己的岛上,发掘国家内部潜力才是它的发展方向。它放弃了已经过时的帝国梦,专注于增进本国人民的福利,走上了正常国家的道路。
苏联则向世界霸权地位发起了一次野心更大、也更具破坏性的冲刺,它的目标是消灭资本主义和在全球实现社会主义。它依靠在击垮纳粹德国的过程中形成的强大军力把东欧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建立起社会主义阵营。它是一个老式帝国的再现,社会主义阵营使俄国人的帝国野心极大地膨胀起来,与美国展开全球角逐。它在全球每一个可能的地方扩张势力,但在每一个角落都遇到了对方的遏制和反击。根据沃勒斯坦的定义,帝国凭借暴力和政治集权建立垄断优势使经济从边缘向中心流动,从而形成一个征集贡品的机制。它没有在帝国之外发动战争,它在帝国之内发动战争,镇压反抗贡品征集的边缘国家和本国人民。一方面苏联帝国经济上落后,政治上奴役人民,国民只能过着低水平、完全没有自由的生活,一方面却能够调动和集中大量财力物力充实军力和武库。苏联一时间展现了可怕的毁灭性打击力量。东西方阵营势均力敌,世界列车好像是被两个背道而驰的火车头所牵引。在一场持久的军备竞赛中,苏联帝国一点一点地消耗了实力,政治控制力也在日益衰减。它无法成为世界科技创新的中心,更无法向世界提供制度动力。帝国思想枯竭,不堪重负,终于崩溃了。俄罗斯继承苏联的遗产返回到自己传统的疆域内,仍然只是一个地区性强国。
国际秩序或世界体系是一个金字塔结构,国家在国际金字塔内的位置不是外交决定的,而是由国内因素所决定,由科技因素所决定。国家竞争一般在地区强国之间进行,它们实力更为接近,地理上也更为接近。所有方面的国家间竞争都要归结到科技竞争上。
科技才是一国的综合实力和最后实力。把若干方面的指标叠加起来计算“综合国力”看上去概括全面,但由于各个指标加总权重的人为因素太多,无法准确反映真实情况,因而失去意义,就如一杆随意配置秤砣的秤不能用来称重一样。科技不但真实地反映了一国的财富水平,也集中反映了一国的政治、经济、教育的发育程度。用科技衡量国家实力就像用货币衡量个人财富一样具有简洁性和真实性,世界秩序的金字塔体系与世界科技的金字塔体系是高度一致的。最新一份各国科技实力排名表把世界国家分为五级,第一级美国,第二级英国、日本、德国、法国,第三级芬兰、瑞典、俄罗斯、意大利、以色列、加拿大、澳大利亚、挪威、韩国、捷克,第四级中国、印度、墨西哥、南非等,其余列为第五级。科技创新来自于人类的思想,而大学则是现代社会生产思想的主要园地,了解大学,了解生产思想的园地,比了解任何物质生产数据都能更加准确地获得有关国家的实力和潜力、现在和未来、成功和失败的信息。一国的大学,它的精神,它的教授,它的学生,它的学术品质,是一国实力的全部秘诀。
来源:思想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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