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30日星期三

应克复:关于共产主义理论的先验性问题(之一)


在社会主义这个事物还未出现时,人们对于社会主义的各种设想、主张,都只能是先验性的,不可能是科学。即使其中有科学的因素,也要待以后的实践加以证实。就此而言,马克思的共产理论同他的前辈们莫尔、欧文、傅立叶等的社会主义学说一样都难逃空想的宿命。区别只是在于,马克思的学说要求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不断革命,直到实现共产主义。这种先验的学说,一旦按照马克思的方法,即暴力、专政、不断革命的方法加以强制推行,不可避免会与实践理性相违背,与人的本性相抵牾,不可避免会给社会带来空前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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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共产理论是“先验”的还是“科学”的,官方的一贯说法是“科学”的。其根据还挺硬,就是恩格斯所说的,由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论的两大发现,社会主义便由空想转变为科学。
 
但是,凡称之为“科学”的理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都必须是被实践(实验)所证实的东西,否则,是没有资格称为“科学”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虽然一直被命名为“科学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一种先验社会主义。先验的设想,不是科学。人类要认识某一客观事物,必须是这一事物已经存在为前提;有了这个事物,人们才有了认识这一个事物的属性、特征和本质的对象。当这一事物尚无出现的时候,也就是说,当这个认识对象还未出现的时候,人们怎么去认识这一事物呢!同理,在社会主义这个事物还未出现时,人们对于社会主义的各种设想、主张,都只能是先验性的,不可能是科学。即使其中有科学的因素,也要待以后的实践加以证实。
 
其实,马克思的共产理论同他的前辈们莫尔、欧文、傅立叶等的社会主义学说一样都难逃空想的宿命。区别只是在于,马克思的学说要求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不断革命,直到实现共产主义。这种先验的学说,一旦按照马克思的方法,即暴力、专政、不断革命的方法加以强制推行,不可避免会与实践理性相违背,与人的本性相抵牾,不可避免会给社会带来空前的灾难!对于经历过共产主义实验的人来说,对此都有切肤的感受。
 
因此,对先验学说的正确方法,应当是在实施中严格地加以检验,若与现实相冲突,应中断实施,直到对这一学说作出必要的修正,这样才能减少先验学说给实践带来的危害。遗憾的是,不论是苏联或中国的一些共产党的领导人都拒绝采取这种方法。还在这一理论实施之前就昭告全党,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共产主义是不可抗御的”。一旦在实施中遇到障碍,就以大批判开路。什么“右倾机会主义”呀!“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呀!“对党的政策产生了怀疑”呀!“对共产主义前途丧失信心”呀!他们以先验理论剪裁丰富的现实,而不是不断地修正这种理论中的先天缺陷以适应活生生的现实。即使遇到重大挫折也仍强迫被统治者一再坚持,甚至拒绝来自党内上层的善意建言。发生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由毛泽东钦定的所谓“彭德怀反党集团”事件,便是其中的一个典型。
 
 
马克思的先验共产主义理论,对未来社会的设想,有的语焉不详,颇是简单。有的设想,一经实践竟出现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使整个社会陷入困境。
 
阶级斗争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共产党宣言》引言之后的第一句话就是:“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后来修正为指有文字记载的历史。
这是马克思对历史的一种解释,不属于先验的命题。
 
不过这种解释未免以偏概全。阶级斗争只是历史发展中的某些场景而已。人类的历史也可以说是经济发展的历史,是文化发展的历史,是人类对自然、社会和人自身认识不断扩大和深化的历史,等等,这些都不能认为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论主要预测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及其结局。1、认为现代社会“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2、无产阶级要使自己上升为统治阶级,“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3、“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马克思的上述结论许多人不认为是先验性的判断,因而成了以后共产党纲领的立足点。可惜,这些并不是已经发生了的事实性的判断,因而属于先验的假说。
 
一个半世纪过去了,这些先验判断有没有被实际生活所证实呢?没有。
 
第一,根据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直接对立”的关系,马克思认为必定会爆发无产阶级以暴力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普遍的革命运动。可是,无论是马克思在世之时,或马克思去世后的一百多年中,在欧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并未爆发马克思所期望的普遍的革命运动。为什么?
 
原因之一是,马克思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确立为对立关系的判断是片面的。他构筑了“剩余价值论”和“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来证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不可调和的对立关系。
 
可是他的理论是脱离实际的,实际生活因而不理会他的理论。他认为,资本主义生产中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或者说利润,全被资本家占有了。所以,资本主义生产的结果,一端是财富的积累,一端是贫困的积累。不要说现代工业生产,就是农业生产,一个农民光凭双手,没有土地,没有农具,能生产出粮食、棉花?光有劳动力的工人,没有机器、厂房和加工的原材料,工人不可能创造出任何价值。所以,资本主义企业对价值的分配绝不是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是资本对劳动的纯粹剥削关系。资产阶级是现代化大生产的组织者,是创造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领军人物,是推进资本主义文明的主导者。马克思对此予以忽略了。
 
工人和资本家之间当然有矛盾。可是,资本主义制度有一个社会矛盾的调节器,那就是民主制。民主制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当工人利益受损时,他们有表达自己意愿的通道。他们可以进行罢工,可以组织工会,可以运用工会的组织与资方谈判,争取到工人们的利益诉求。并非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工人只有用暴力的阶级斗争形式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所以,原因之二是,马克思没有估计到资本主义民主制在调节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矛盾中的作用,使这种矛盾不致积累到十分尖锐、不可收拾的地步而导致爆发革命。这样,暴力革命因民主制而得以消解。
 
第二,马克思还认为,资产阶级在其发展中造就了自己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可是,马克思去世之后的一百多年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当年马克思所看到的这个阶级至今已基本消失)同时存在,它们共存于同一政治经济体之中,随同资本主义文明的脚步,共同发展,各得其所。当然,其结构和关系与马克思的时代已大有改变了。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资本主义在其初期阶段,工人的生存状况确实是恶劣的。但当资本主义走出这个初级阶段、各方面趋向成熟之后,工人的生存状况就逐渐地得到了改善。他们不但可以通过经济斗争,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他们还可以组织政党,提出工人们的政治诉求。当然,组织政党在开始一个时期各国当局是严加禁止的,可是,以后就渐渐地变得合法化了。代表性的事例是1890年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任上期间,国会废除了《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这标志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开始包容它的“敌对阶级”的政党。这是资本主义发展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转折。它表明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这两大阶级由互相“敌对”的关系转变为互相“竞争”的关系了。就是说,现在,对于无产阶级来说,资产阶级不再是一个被打倒、被消灭的敌对阶级了,而是一个政治上的竞争对手了。从此,工人阶级可以组织起自己的政党,利用民主制的平台,争取自己的权益;尤其是在民主制的平台上,利用竞选的机会,获得选民的支持,入驻政府,成为执政党,也不再是天方夜谭。根据当年马克思的设想,工人阶级是必须通过暴力革命,把资产阶级打翻在地,夺取政权,才能登上执政舞台的。可是,能在和平竞争中取胜,为什么还要去搞暴力革命!实际生活远远超出了马克思的想象。20世纪、特别是二战以来,愈来愈多的工人性质的政党——社会民主党登上执政的舞台,而且持续执政。工人阶级胜利了,但资产阶级没有灭亡。人类文明的发展不再是通过阶级斗争,不再是依靠暴力革命,不再是需要以一个阶级的消灭来换取一个阶级的胜利。人类文明确实进入了一个新境界。
 
第三,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这种阶级斗争通常是指暴力革命,武装斗争。
 
那么,这种阶级斗争到底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还是历史发展中的一种消极的甚至是一种破坏的力量?
 
几十年来中共的史学观念一直认为,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毛泽东就认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毛泽东选集》第2卷,619页)面对腐朽的皇权专制统治,农民起义有其必然性;但就其客观效果而言,一是动乱与破坏,二是皇朝循环,专制再生。马克思对“太平军”起义前后作过多次评论。在最后一篇的《中国记事》(1862年)中说:“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还说,太平天国不过是“那个魔鬼的化身”。应当说,马克思对太平军起义的评价也适合于对中国历次农民起义的评价。所以说,自秦以来的两千余年的中国,没有历史,只有改朝换代。
 
阶级斗争论引进中国后,发生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场革命;特别是毛泽东利用了中国共产党这个工具,还利用了农民对土地的期盼和左倾知识分子对理想的追求,获得了造反的成功(当然还有国际因素)。1949年10月,在帝制废止三十八年之后,这个自称超过秦始皇的毛泽东,坐上了“人民共和国”的皇位。当毛泽东这位新主登上天安门城楼时,欢呼声、“万岁”声交织一片,凝聚成强大的声浪、此起彼伏,震撼大地;淳朴、政治上不开化的人民,以为迎来了一位“大救星”,他们哪里知道,在毛泽东的一手导演下,将掀起一波又一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运动,把中国引入歧途,把人民推入苦海。仅此而言,中共掀起的反帝反封建反资本主义的革命,是推动历史向着顺时针方向前进还是逆时针方向后退?请问:无论中国古代历史和当代史,阶级斗争的积极意义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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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主宰中国二十七年,我们可以总结一下,他治国的基本路线或基本方略是什么呢?是阶级斗争。这一点越到后来就越明显。他提出要“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但是,毛所说的阶级斗争并不是马克思所说的阶级斗争,更何况,马克思的有生之年,没有看到他所期望的阶级斗争。毛泽东挥舞阶级斗争的大棒,可出台的是虚拟、伪造的阶级斗争,是非阶级斗争也!
 
毛泽东在这方面的错误,大致可以归结如下。
 
第一,1956年,毛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强调,在我国,革命时期大规模急风暴雨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现在的任务是,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进行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可是,毛的这个讲话声音刚落,就去抓“反右”这个阶级斗争了,乃至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直至“以阶级斗争为纲”,完全背弃了他自己提出的全力进行经济建设的的理论。
 
第二,毛泽东掀起了一拨又一拨的所谓“阶级斗争”,文革则是这种“斗争”的巅峰,直至毛撒手人寰,这场所谓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继续革命还未有结束呢!毛终其一生坚持不懈地进行阶级斗争给中国带来了什么呢?是进步还是倒退?是繁荣还是贫穷?是福祉还是灾难?……不是有“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一说吗?不是有“百废待兴”一说吗?“冤假错案”不是堆积如山吗?……实际上,那时泱泱中国已危机四伏——既有经济危机,也有政治危机(“四人帮”),信仰危机……实践证明毛泽东不遗余力地推动阶级斗争,完全是他人生的败笔!
 
第三,搞阶级斗争就要有斗争对象,要有阶级敌人。从1957年的反右运动,1958年针对周恩来的反“反冒进”,1959年反对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以及反右倾运动,1966年反对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和各级走资派,在文革中又出现了林彪反党集团……我们可以发现,这一批批的阶级敌人之所以成为毛泽东的斗争对象,只是因为与毛泽东对于中国发展的乌托邦计划持有不同的意见而已。这里,毛泽东的错误在于,他篡改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与阶级斗争的概念,结果成了无阶级的阶级斗争,滥斗滥批,冤案成堆,举国不宁。他的错误更在于,把人民内部、把党内凡是与毛持有不同意见的人都打成了阶级敌人,以毛划线,以言入罪,说轻点是压制了正确意见,使毛的错误意见当作正确意见得以推行,危害党国;说重一点是毛在犯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其实,毛泽东的阶级斗争为纲就是“整人为纲”,就是“独裁为纲”。
 
第四,毛泽东痴迷于阶级斗争,目的是为了不断排除推行社会主义的障碍。这种社会主义如果确实能造福于人民,能把中国引向自由、民主、富强的境地,当然求之不得。遗憾的是,这种社会主义是毛泽东的主观空想。这种主观空想的社会主义来自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否定资产阶级,毛泽东就开口闭口痛斥资产阶级。马克思主张消灭私有制,毛泽东就迫不及待地让私有制断子绝孙。可这恰恰是马克思的两大错误(见本文第一部分:共产主义的革命对象是错误的),毛泽东却把他认定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因此也就构成了毛泽东改造中国社会的两大错误。
 
长期来,中国的原教旨主义者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奉为科学社会主义,其实,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是一种先验的构想,而不是对实践经验的理性概括,因此谈不上是科学的主义。凡科学是必须经过实践检验得到证实的东西。消灭私有制之后在全社会推行单一的公有制计划经济,是否可行,是否是真理,本来应当有待实践的证明。可毛泽东将之凌驾于实践之上,要实践无条件的去适应、去服从先验的理论,哪怕这个理论在实施中四处碰壁,泥潭深陷——经济衰退,国家贫穷,人民挨饿……毛也在所不惜,仍执迷地推行他的乌托邦蓝图。谁要是表示动摇,提出置疑,便是阶级敌人。毛氏的阶级斗争论就源于此,这也是毛的一切错误和国人不能摆脱灾难的总根源。这种主观主义的认识论使毛泽东对于社会主义的雄心壮志一事无成,反落得一身罪名。所以,毛泽东关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为内容的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就是毛泽东的基本错误。毛泽东打倒了一批又一批的敌人,实际上,最大的敌人就是毛泽东自己。毛泽东认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实际上,毛泽东时期(直至当下)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中国人民与极权体制下错误决策者之间的矛盾。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