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29日星期二

张镇强:究竟谁应对中国的民主进程严重受阻负责?——与公方彬教授商榷


中国国防大学教授公方彬先生连续发表文章谈中国民主问题,是用含糊其词,若隐若现的手法,抽象肯定民主,具体否定在中国实行民主的可行性。最主要的是他以中国的民族人文品格差为由而将中国未能实行民主的责任推到普通民众身上,把真正的阻挠者——中国现行执政党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他的小骂大帮忙,掩人耳目的手法也确实起到了某种欺骗人迷惑人的作用。网上竟然有不少人支持他的观点,就是证明。但公先生毕竟低估了中国人的智商,更多的人看了他的文章,一眼就看穿他是为反民主的权力当局作无理辨解,手法并不高明。

(民主转型与社会运动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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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在中国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 
 
 
继2015年12月1日在博克中国发表“中国该走一个什么样的民主道路”一文以后,12月11日,中国国防大学公方彬教授又在博克中国发表了“中国的民主进程严重受阻的原因”一文。按笔者的理解,此文的核心思想是强调中国的民族人文基础抑制着中国的民主进程,更通俗说,就是中国的国民素质差,目前不具备搞民主的条件。因此,我还要对此文的某些观点提出商榷。
 
文章首先强调,回避问题,对民族文化传统只是概略评价,不作理性、客观、公正梳理,其实不利于民族走向成熟,然后强调,正视乃至揭开民族传统文化与民族文化性格薄弱处,甚至是劣根一面,也是培养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不可或缺的路径和方法……而正视弱点才能克服弱点,这是民族走向理性和成熟的必由之路……。
 
文章然后引入主题说:“以民主这一当下社会焦点问题为例,没有人不认为民主是个好东西,只是由于直接利益关系而导致不同态度。”文章承认,“越来越多的人对‘直选’、‘一票权’充满了憧憬,这当然合乎逻辑……”。
 
文章说,人们认为越南、缅甸、印度比我们条件差,但他们都采取了西式民主模式,中国为什么不能?对此,作者说,依照惯常思维,“中华民族更优秀,中国经济更发达,中国共产党更伟大,更无私,因而中国较周边国家更适应西式民主,或更能创造出较世界更先进的民主制度,而现实却存在较大差距,并且较自己的目标亦有很大差距,重要原因在于受制于民族文化传统或民族人文品格。”这就是说,中国周边国家比我们落后,我们比他们先进,为什么他们能搞西式民主,我们却不能?关键是我们的民族文化传统或民族人文品格有缺陷,阻碍了我们实行西式民主。
 
然后,公先生对此进行了具体论证。
 
首先声明,笔者对公先生上述认识事物的方法论和应持的态度,没有异议,对他肯定民主是个好东西,认定中国人对“直选”和“一票权”的憧憬是合乎逻辑的,持赞赏态度。但他将中国民主进程严重受阻的原因主要归咎于我们的民族文化传统或民族人文品格不够格,在很大程度上不能认同。
 
笔者认为,民族文化传统或民族人文品格是产生或阻碍民主意识和要求,推动民主进程的因素之一,但不是主要的,更不是唯一的。要求民主自由、乃人的天性。公先生的文章也说,“越来越多的人对‘直选’和‘一票权’充满了憧憬,这当然合乎逻辑,谁不想做自己的主人,做社会的主人?”而一些国家之所以迟迟未实现民主,主要是受强大的统治阶级、特权阶级或特权政治势力的沉重压制及其实施的闭关锁国政策导致国民愚昧落后所致。因此,落后的政治经济制度才是阻碍国家民主化的根本原因。中国就是这样的典型。
 
现代民主乃新兴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没有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就不可能产生成熟的现代民主意识和要求。因此,仅靠传统的民族文化或民族人文品格更产生不了现代民主意识和民主制度。或者说,在任何专制制度下,不管它具有什么样的民族文化或民族人文品格,都不可能自动产生民主制度。
 
中国至今未能产生民主制度,根本原因是两条:一是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和闭关锁国政策,阻碍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育和成长,无法使资产阶级成长壮大,以打破封建专制枷锁,建立新的民主政治制度;二是20世纪初期,俄国共产主义的传入,共产极权主义势力在中国逐步发展壮大,最终取代封建专制势力,成为阻碍中国民主进程的主要势力甚至唯一势力。因为共产主义的根本宗旨或终极目标是要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实现所谓大同世界。欲达此目的,就必须而且只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更具体说,只能实行一党专政,一个主义,一个指导思想。而这一切,无论从形式和实质都是与现代民主要求根本对立的。
 
而共产主义势力又远比一切封建专制制度及其统治势力对国民具有更大的迷惑性欺骗性,更有能力能量和技巧阻止国家的民主进程。从这一角度可以断言:阻碍中国民主进程的主要是20世纪以来在中国得势的共产极权主义势力。
 
中国民主进程受阻的具体过程大致是:第一,以慈禧为代表的清王朝统治集团中的顽固守旧派用强力扼杀了维新派的变法和变革行动。第二,孙中山等人以武力推翻满清王朝统治建立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后,反动的军阀们进行夺权混战,破坏了民主进程。第三,孙中山在穷途末路中错误地引入苏俄共产势力,实行联俄联共政策,使共产主义势力在中国得以发展起来。第四,日本军国主义的入侵为共产主义势力在中国提供了迅速扩张壮大,最终夺取全国政权,建立中国历史上甚至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铁一般的极权主义政权的绝好机会。
 
这个政权神通广大到可以任意消灭一切传统文化和人文品格,强行建立它所需要的所谓新文化和新人文品格。所以,说中国民主进程主要受阻于民族传统文化或民族人文品格而非共产极权主义制度和价值观是荒谬的。公先生的文章拿中国同印度、缅甸、越南等邻国比,说中国不具备生长民主的土壤。他强调“英国的殖民统治给印度人留下了很多的西方价值理念,保证推行西式民主时获得更多认同”,而中国则长期处于小农经济社会,拥有强烈的宗法观念和小家庭意识,丧失了民主生长的土壤。但我认为,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国门被西方列强强行打开了,在西方经济入侵的同时,实际上也带入了西方的文化和价值观念包括民主意识。满清政要不断出国考察,派遣大量学者出国学习研究西方政治经济文化,同样大量引入了西方制度和价值观。否则,怎么会有辛亥革命的出现,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的诞生。所以,公的这一论点是不能服人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更成了联合国创始国和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的民主土壤不仅形成了,而且肥沃宽广起来了。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国民党召开了包括最大反对党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各党派政治协商会议,准备举行全国立法院和国民代表大会的普选,成立新的民族团结联合政府,启动宪政民主进程。怎么能说中国还没有生长民主的土壤呢?
 
而这次联合政府之未能实现,主要是国共两党争夺对政府的控制权。当时的力量对比,必然是蒋介石当总统,共产党代表当总理。国民党坚持实行总统负责制,以便控制政府,共产党坚持实行内阁总理负责制,架空总统,以控制政府。从逻辑和道理上,当然应实行总统制,因为抗战胜利的主要功绩在国民党政府,力量优势也在国民党方面。但共产党坚持不让步,一心要尽快夺取全国政权,导致联合政府最终未能组成。
 
可以这样说,如果当时共产党让一步,联合政府就成立了,中国的宪政民主就可能逐步成熟起来,后来的国共三年内战就可能避免,中国现在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比较成熟的民主国家了。这将是中国国民之大幸!当然,从国共两党一心要掌控全国政权来说,可能终究避免不了一场内战,但推迟它则仍有可能。
 
从这一事件,人们也可看出,究竟谁在阻碍中国的民主进程。
 
不错,1946年的宪政纲领因为国共两党的分裂最终未能实施,但国民政府仍然在共产党等退出后,坚持举行国民代表大会和立法院的选举。笔者当年15岁,正在家乡湖南湘乡县(现双峰县)的永丰镇读初中,亲自听了竞选立法委员和国大代表的曾宝荪女士(曾国藩的孙女)和毛炳文先生的竞选演讲,观看了选民投票,秩序井然,文明有礼,毫无乱象。这能说中国还没有生长出民主的土壤吗?
 
公先生拿中国与缅甸比,说缅甸即使有太多的落后,至少有一点是中国人所没有的,就是宗教信仰造就的心态平和,纯朴善良、讲公德。不久前公布的世界慈善排名,缅甸超越美国排名第一,中国由倒数第八下降到第四。这不是能否搞民选的核心指标,但一定是生长民主精神的人文基础。显然,这是说中国人不如缅甸人讲慈善、讲公德,所以缅甸能搞民主,中国不能搞民主。
 
不错,缅甸人的绝大多数信仰佛教,所以纯朴善良、讲公德。从最近这次缅甸大选中也看出缅甸人既勇跃参加投票,更文明有礼,井然有序。这当然有利于民主的成长。但由此断言,中国人的慈善心态和行为不好,就不能搞民主实难令人信服。我在1946年亲眼看到的那次国大代表立法委员的选举也很文明有礼,足以否定公先生的这一结论。
 
问题还在于中国人的慈善排名为何落后?在我看来,主要是1949年新政权成立以来所实行的阶级斗争和大屠杀造成了阶级、阶层、个人、政府之间的仇恨和分裂,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强调GDP挂帅,人人唯利是图的利己主义的大爆发所导致的大恶果。正是这两大行为破坏或毁灭了中国社会一贯的与人为善,乐于施人的传统美德。笔者1931年生于湖南农村,1949年参加新政权工作,亲眼看到1949年以前的中国很多传统美德在1949年后遭到了毁灭性破坏。那时我作为平民百姓,几乎没有任何政治恐惧感不安全感,经济生活上,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蔚然成风,更看不到像现在这样,老人死了六年,已成枯髅,才被人发现。而且这不是个案。这种现象,究竟谁应对此负责,不值得深思吗?
 
更令我无法同意的是,公先生拿中国人和越南人比,说越南人的“价值观很大程度上受法国殖民影响,所以,其独立表达意志方面,其实比我们高得多,比如,在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议事时,敢于和善于提出不同意见,就是我们很多人做不到的,而这又是民主的重要条件或表现形式,等等。”这就是说,独立表达意志是民主的重要条件,中国人的独立表达意志远远不如越南人,所以越南可以搞西式民主,中国不能。这简直是天大的谎言,对许多中国人又是天大的冤枉!
 
首先,独立表达意志能力是有助于民主的发展,但它不是民主的条件,更不是重要条件,这只是公先生强加到民主头上的。说中国人的独立表达意志能力远不如越南人,我根本不同意。当然,假如要求中国的几亿普通百姓有独立表达意志能力是不现实的,也是不科学的,但中国的知识阶层所具有的这种能力则绝不亚于亚洲的任何邻国包括越南。问题在于中国的封建专制统治阶级,尤其是后来的共产专制政权对独立表达意志的打压非常强大、残忍和残酷。所以绝不是中国人没有独立表达意志的能力,而是反民主的政权根本不允许人们独立表达意志。66年的共产极权统治史就是一部打压和扼杀独立表达意志的历史,公先生真的毫不知情吗?只要看看1957年的反右斗争史就足以证明这一结论了。那是一段典型的极权主义者强力扼杀独立表达意志的历史。再看2008年“零八宪章”的出现,那是一篇最温和的主张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施宪政民主的和平宣言书,就这样的表达意志也不被容忍,竟以颠复国家政权罪,将执笔人判处11年徒刑,至今还把他关在牢里,连他的妻子也不放过,把她秘密拘押起来,不得自由。
 
就连统治集团内部也不容许有对最高统治者表达意志的权利,彭德怀的下场是典型一例。请问公先生,即使按你所说的,中国人没有越南人那样的独立表达意志能力,这又是谁之过?中国人因此而不能搞民主,这又是谁之责?
 
文章还说:“中国人有几大人文缺陷影响着民主进程:一是等级制度和仰视权威,没有独立人格,就没有独立思考,因而也就不存在独立表达;二是缺乏公德意识和契约精神,遵循胜王败寇的逻辑,因而不可能把握民主的精髓,不会追求真正的民主;三是以我为中心的功利主义,就不会生成担当和自我牺牲,因而也就没有推动真正的民主的动力,更愿意借用民主的旗号达成自己的目的,一旦实现就会压制民主……。”
 
笔者基本同意上述说法,问题又在于公先生如此泛泛而谈,令人捉摸不透。关于独立表达意志,笔者前已分析和批判。而缺乏公德和契约精神,遵循胜王败寇的逻辑,实际上主要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和共产极权主义者的本性的表现,他们为了争夺和巩固统治地位和权力,不可能讲公德,不可能遵守契约,不可能不遵循胜王败寇的逻辑。毛泽东就承认他就是无法无天,这不是典型例证吗?统治者如此行事,下必甚焉!何况中国的普罗大众远比统治者要讲公德守契约。
 
以我为中心的功利主义,同样也主要体现在上层统治阶层中。说借用民主的旗号达成自己的目的,一旦实现就会压制民主,这恰恰又是毛泽东为首的执政党的典型行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人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了从国民党手中夺取政权,曾经大唱民主赞歌,大骂蒋介石专制独裁不民主,极力鼓吹在中国实行民主,而当他们在1949年夺取全国政权后,就立即实行比蒋介石更要专制独裁百倍的无产阶级专政或一党专政。而且至今不肯还政于民,对任何要求实行宪政民主的言论无情封杀,甚至以莫须有罪名判处长期监禁。连80多数的老作家、71岁的知名女记者也被以莫须有的言论治罪,判处长达三至五年的徒刑。这足以表明,到底是谁在阻碍中国的民主进程。
 
公先生文章最后说,“共产党是打着民主的号召起家的,现有的宪法和核心价值观也都张扬民主,这里强调民族人文基础抑制民主进程,主要还是要提醒人们在要求民主的时候,要反问自己,我追求的是什么样的民主,我能够承担起民主进程中的哪些责任——这些应当更基础,更实在。”
 
显然,这是向中国人宣示,中国共产党是要搞民主的,问题在普通百姓还不具备民主素质,不能承担起民主进程中的责任,所以他们应当先培育民主素质,再要求民主,而且还要想想所要求的是什么样的民主——西式民主还是中式民主?除非选择后者,前者则断断不可!
 
由此可以看出,公先生连续发表文章谈中国民主问题,是用含糊其词,若隐若现的手法,抽象肯定民主,具体否定在中国实行民主的可行性。最主要的是他以中国的民族人文品格差为由而将中国未能实行民主的责任推到普通民众身上,把真正的阻挠者——中国现行执政党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他的小骂大帮忙,掩人耳目的手法也确实起到了某种欺骗人迷惑人的作用。网上竟然有不少人支持他的观点,就是证明。
 
但公先生毕竟低估了中国人的智商,更多的人看了他的文章,一眼就看穿他是为反民主的权力当局作无理辨解,手法并不高明。虽然公先生在文章末尾声明他并不反对民主,希望以有效措施加快推进民主进程,但人们并未相信这套虚假言辞。一看他说“现有的宪法和核心价值观也都在张扬民主”,就知他在说假话。因为那只是中国极权主义者的一种骗人的统治手法而已。毛泽东就公开说过,宪法算什么东西?但因为外国都有宪法,我们也不得不搞一部宪法。
  
 
 2015年12月14日写完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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