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26日星期一

张铭山:“君主之国”与“人民之天下“


——惜读方孝孺、黄宗羲

明朝是中国民主思想萌动的时期。刚刚从蒙古铁骑的马蹄下挣脱出来的人们,开始尝试着从程朱理学的泥淖里拔出腿来,用较为实际的眼光来观察探求问题,逐步把注意力从空谈的假主义,转到实际面临的真问题上来。
方孝孺在他的《深滤论》中,把历代帝王想尽办法克服制度漏洞企求江山永固,但终不免陷入一治一乱这个历史循环的问题,摆在了桌面上。方孝孺先分析了帝王加强皇权的谋虑方法:“虑天下者,常图其所难,而忽其所易;备其所可畏,而遗其所不疑”,秦“以为周之亡,在乎诸侯之强耳,变封建而为郡县……不知汉帝起陇亩之中,而卒亡秦之社稷”,汉“惩秦之孤立,于是大建庶孽而为诸侯……而七国萌篡弑之谋”,武、宣以后“稍剖析之而分其势……而王莽卒移汉祚”,宋太祖“见五代方镇之足以制其君,尽释兵权……而不知子孙卒困于敌国”,历代帝王殚精竭虑防御祸患,但终不免“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
至明末清初,有着国破家亡惨痛经历的顾炎武、黄宗羲等人,对君王、国家、人民的关系,进行了更深入的剖析。顾炎武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首次把君王之国家与人民之天下分开。黄宗羲目睹明末惨烈的内乱和其后更甚的蛮族入侵,作为曾立志有为于世的士子,背负明朝“孤臣孽子”的包袱,身处异族统治的尴尬境地,痛定思痛,对中国历代的帝王统治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大胆对君权天授的理论提出质疑。
黄宗羲在其《明夷待访录》中,一反历代迂儒认为天经地义的忠君爱国谬见,提出君、臣都是社会需要的产物,为臣者“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并认为“桀、纣之亡,乃所以为治也;秦政、蒙古之兴,乃所以为乱也”,“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第一次从理论上理清了天下、国家、君、臣的关系。
中国自古没有公认的价值体系,没有善是恶非的为人标准,尤其在欺下媚上的儒家说教成为窃国大盗的历代帝王的手中大棒后,更是价值错乱是非颠倒。明代方孝孺、顾炎武、黄宗羲等人,摆脱传统枷锁的羁绊,切中人类进步的脉搏,着实不易。这是中华民族首次洞悉前途命运,企图告别苦难历程的理论探求的开始。这也是中国士子,第一次从思想上摆脱对权势的依附,突破儒家毒害国人千余年的忠君谬误的阴霾,开始摸索着找出一条新路的尝试。他们的文章,他们的思想结晶,已隐隐透射出民主自由思想萌动的曙光。惜乎,这一从中国文化中孕育的刚破土的民主自由萌芽,经过满清文字狱文化严冬夭折了。
自方孝孺、顾炎武、黄宗羲至今,已逾三百栽矣。他们的思想,虽然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但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经过清末民初的革命党人、自由知识分子鼓吹宣传,“西风”逐步得以东渐。不成想得是,马教借着西风走进中国,上帝没站住脚,撒旦却成了气候。中共建政后,对民主自由的残酷斩杀,又使中国进入更为惨烈的严冬。
今日中国,已处于自由世界的汪洋大海之中。中国进入自由世界,只是时间的问题了。可悲的是,我们的价值体系,我们的是非标准仍未确立──我们的文化仍然有着重大地缺陷。更为可悲得是,有些肩负开启民智使命的民运朋友,至今仍戴着儒家的眼镜看问题,还抱着儒家腐朽的烂棺材当香饽饽啃,真不知他们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我为中国现今的文化状况及某些朋友感到可悲,方孝孺、顾炎武、黄宗羲这些先哲九泉之下若知,亦当胸怀怆然。
2006-12-20
民主论坛 
转自独立中文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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