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27日星期二

刘倩:走进走出:全球基金,武汉会议与草根世界

   
参与编辑按:本刊首发刘倩研究员的《血液传播艾滋病》系列文章,虽然不是新闻,但却是廊清事实的依据。
 
 
(参与2015年10月26日讯)河南艾滋病事件与中国以往发生过的许多“事件”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大背景下无可避免的国际社会的介入,其中影响力最大的是全球基金会。银庄村民也走出去参加过全球基金在北京、沈阳、驻马店、哈尔滨等地举办的各种草根组织的会议和培训班。
 
200512月,银庄村主任栗卫华和艾滋病人代表栗克贤到北京参加全球基金的“社区基层小组能力建设培训”项目培训班。这是村里人第一次走出去参加培训,并在培训班的帮助下填写了项目申请书。但是回到村里,当地政府警告他们“外国的钱不能花!”, B镇政府拒绝为申请书盖章,因此银庄未能获得项目资助。——许多艾滋病草根组织遭遇这种情况。也许正是因此,促使了武汉会议的召开。
 
 
武汉会议
 
武汉会议的正式名称为“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防治工作非政府组织会议”,200612月在武汉召开。银庄人参会也纯属偶然——我偶然在网上发现会议信息,试着替他们报了名,已经有些晚了,几经交涉沟通才争取到了与会机会。这次“偶然”对银庄人意义非同小可,他们看到了外面的世界,特别是意识到了自身的权益。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国家协调员雷诺舟博士在武汉会议上发言
 
 

 
银庄村与会代表把村民自己编织的红丝带佩戴在雷诺舟胸前。

 
银庄村与会代表与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何景林博士合影
 
 

 
会议间隙银庄代表义卖红丝带,不少参会代表都给予了支持
 

 
铺在桌子上的一方白布上写着:银庄红丝带行动——编织希望红丝带连接你我,生产自救要有尊严的活着!
 
在武汉会议的最后一天,所有议程完成后,大会宣布圆满结束。这时台下艾滋病感染者突然聚集一起,呐喊着涌上前台,全场皆惊。

 
主持人宣布大会圆满结束,突然有人涌上前台
 
台上每个人都激动地讲述他们的不幸他们的愿望和需求。话筒最后传到了银庄感染者代表栗华中手中,这显然使他惊惶无措,他紧张地手握话筒眼睛盯向台下的我,半晌无语,静场。突然,华中哭喊道:“俺那,俺那死多少人啊……!都没人管俺们哪!”气氛推向高潮,台上人一下拥抱在一起,台下人一片唏嘘。走下台后的华中依然不能平静,他抱着我痛哭失声,仿佛心中有一百年的怨愤委屈翻江倒海滚滚而下。
 
 
 
走下台后的华中依然不能平静,他抱着我痛哭失声,仿佛心中有一百年的怨愤委屈翻江倒海滚滚而下。
 
会议结束后,一位河南籍的武汉大学的女同学自告奋勇带领我们这些“老乡”参观游览武大校园。这些河南农村走出来的农民,第一次在走进大学校园,好奇兴奋。在武汉大学的学生餐厅里用餐,驻足大学操场观看大学生们踢足球、打篮球,登上山顶图书馆参观,凌波湖畔留影。完全不同的生存环境,完全不同的生命经验。这一切,会对这些来自河南艾滋病村庄的农民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武汉大学女同学自告奋勇带领我们这些“老乡”参观游览武大校园。
 
 

 
这些河南农村走出来的农民,第一次走进了大学校园,好奇兴奋。
 

 
武汉大学凌波湖畔。完全不同的生存环境,完全不同的生命经验。此时此刻,这些来自河南艾滋病村庄的农民,会有什么样的感想?
 
武汉会议之后,参会民间机构和个人受到安全部门盘查,据说有上级“内部明文电传”指令。“非政府组织”对于现时的中国来说,还是一个陌生的概念,在某些人看来,“非政府”就好像是“反政府”。
 
之后,银庄村民又满怀热望参加过全球基金举办的各种草根组织的会议和培训班。但是,他们越来越失去了参会的兴趣和热情。他们说,只拿我们说事,不为我们办事,这不是在chou,向上推举)我们,是在我们。尽管全球基金宗旨强调要注重支持草根组织参与,也关注到一些项目省主要目标人群是农民,但多数情况下这些最草根的农民感染者被排除在项目计划之外。
 
 
 
希望家园负责人栗可昆和艾滋病小组组长栗华中冒着大雨赴北京参加会议
 
 

 
草根组织研讨会银庄参会代表
 
关于武汉会议,全球基金作了如下报导:200612上百家国内艾滋病相关的草根组织和100个国际组织的观察员汇集到武汉选举大会的现场。此次会议上,中国CCM在总结成立三年来的经验得失基础上进行改革,由原来的54个代表按类别瘦身为23,包括6名召集人和17名类别组代表。其中,6名召集人分别为主席、副主席及艾滋病、结核病、疟疾、药品和卫生产品4个工作组组长;17名类别组代表则由5名政府部门代表、6名非政府部门代表、1名感染者代表、1名私有/公有企业代表和4名国际组织代表构成。
 
事实上,这场“选举改革”持续到20073月。就是在这场激烈的选战中,产生了包括以“草根”名义选举出来的两个新的类别代表——以小区为基础的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和一个感染者(个人)类别代表——的C C M工作委员会。有人认为,进入CCM,意味着草根组织在全球基金项目的申报和监管中,第一次真正拥有了话语权。从此在对项目的参与机制中,开始了草根组织、全球基金和中国的卫生等相关政府部门的三方博弈,也开始了中国艾滋病领域民间机构内部争纷角逐的“权利之战”。
 
而后来事情的演进使参会的银庄代表栗华中们非常失望,以草根名义拥有话语权的代表们并没有代表社会最底层的草根农民感染者发出声音争取利益,圈子内部争权夺利的吵吵闹闹也与银庄农民艾滋病人群毫不相干。此“草根”非彼“草根”。
 
期间,20072月,银庄草根组织代表参加了西安关于中国全球基金项目非政府组织类别代表选举培训和小区意见征询会。另外两场内容相同的会议在北京、昆明召开。三场会议都是为激烈的选战做准备。有人说西安会议是3个培训中办得最有特色的,以至于用实在,实在,实在,实在太棒了的措词来形容。而银庄参会代表对会议的反映很冷淡,事实上他们根本对会议的选举宗旨缺乏理解也没有兴趣。因为他们根本被排除在权利之外。
 
之后,银庄的草根组织又参加过北京、沈阳、驻马店、哈尔滨等地举办的各种会议和培训班。这些来自最底层的农民感染者感到,每次的参会,他们不过只是充数而已。他们感到自己没有从中得到帮助,会议所讲的一切,离他们很遥远,项目很难拿到,他们的作用只是在选举时被充做选民。2008年在哈尔滨举办的一次项目培训班,一些接到会议通知的银庄代表没有参会,当时正值农忙麦收,主要是他们已经没有了原先的热情和兴趣。而会议组织方也根本拒绝考虑农忙的因素,银庄的参会者也依然没有争取到项目,他们说,谁拿项目都是事先安排好哩,锅里没下咱的米!
 
全球基金进入中国的8年,虽然在艾滋病领域催生了一大批没有合法身份的草根组织,包括银庄最初的草根组织也因全球基金而诞生,但是,底层农民草根组织并没有得到全球基金实质意义上的支持。这个中国在艾滋病领域最大的国际合作项目,从2004年第三轮全开始申请项目,基本每年一轮。[1]但这一切极少惠及河南底层农民感染者人群。其中第一年申请到的项目(第三轮)就是主要覆盖河南,但只是输血感染干预,并未提及河南目标人群中人数最多的卖血感染者2009 RCC项目与中国政府的疾控项目打包整合之后,项目的管辖权更多地从国家CDC转移到地方CDC,对草根组织的项目申请的招投标也更多地从中央转移到各省,RCC项目在地方上形成了一个相对集权的管理体制,更增加了草根组织的申请难度。整合后的RCC项目直接面临地方政府思维惯性的挑战,底层草根组织在地方上从来不被承认,地方政府更不愿意将到手的资源划拨出去。而所谓的以目标人群为中心的重要原则、鼓励民间组织参与等等,更是统统成为空谈,河南农民感染者离全球基金更远。
 
全球基金用于支持资助中国抗击艾滋病的项目资金很多,但是很难下沉到底层。在这个层面上,外面的力量一直没有走进来,银庄人也很难走出去很多情况下,底层草根组织只是上层少数大的NGO寡头消费采撷的物件。



[1] 第三轮主要覆盖河南的输血感染干预,第四轮主要覆盖云南、广西的吸毒人群干预,第五轮主要在东北、内蒙古的男男同性恋潜在感染者的干预,到第六轮较大范围覆盖14个省市的草根组织的能力建设。2009年批准了第八轮项目之后,根据全球基金三个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评估体系、统一管理部门)的改革要求,前几轮项目到2010年就和中国地方CDC的政府项目整合成滚动的RCC项目,资助规模也加大,覆盖了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和3000多个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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