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28日星期三

渭水渔夫:中国二次革命之路就在脚下


二次革命成功的关键在于革命的尺度。二次革命既可能由于过于激进而失败,也可能由于过于保守而失败。二次革命的真正难题在于,在发动群众实现民主的同时如何抑制他们的平均主义冲动和复仇冲动。中国实现民主或者二次革命的可能性究竟几何?还要多久?这个问题不可能有确切的答案,或者说,答案就在于我们的行动之中,取决于我们怎么做。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希望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民主转型与社会运动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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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台湾《看》杂志2015年7月号
 
 
在《民主化与二次革命》一文中,我简要阐述了二次革命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但还留下了一些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比如,如果说1830年的法国七月革命是法国的二次革命的话,那么如何理解后来的1848年革命以及巴黎公社呢?我的回答是,二次革命是民主化之必要环节,但并非充分条件,也就是说,二次革命不能保证民主化的必然成功并因此而杜绝再次革命。那么,二次革命成败的关键是什么?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关键在于革命的尺度。
 
前文曾经说过,第一次革命往往由于过于激进而失败,那么二次革命能否吸取这一教训呢?答案是不确定的。事实上,第二次革命既可能由于过于激进而失败,也可能由于过于保守而失败。1830年的法国七月革命推翻了波旁王朝,取而代之的是实行君主立宪制的七月王朝。尽管七月王朝的一些改革措施具有进步意义,比如议员由国王提名,元老院议员世袭制被削弱,选民年龄限制由三十降到二十五,财产要求由三百法郎降至二百五十,议员的法定年龄由四十降至三十,废除了出版审查法和一些保守的宗教法令,等等,但这些措施在当时已经显得过于保守了。如果七月革命发生在十七世纪甚至十八世纪,都不失为一次成功的革命,但在十九世纪的法国,它就只能成为一次未完成的革命了。1848年的法国革命推翻了君主制,建立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这次革命本来应该是一次成功的革命,但三年后,路易•波拿巴又恢复了帝制。马克思在著名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将这一失败归结为法国农民的劣根性,革命使农民获得了普选权——农民选择了路易•波拿巴——路易•波拿巴背叛了革命。有的思想者已经在考虑未来中国怎样避免路易•波拿巴式的人物上台了。但在我看来,这一担忧不仅过早,而且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法国农民也许确实缺乏民主素质,但路易•波拿巴当上总统这一事件本身并不等于法国民主的末日。在我看来,法国后来局势的发展,工人阶级的过度激进要付很大的责任。1848年欧洲革命是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向无产阶级经济革命的转折点。这一转折对世界的民主化进程带来了严重的影响,一方面,社会主义运动能够激发底层民众的民主意识,但另一方面,其过于激进的平等诉求必然导致中上阶层的警惕甚至镇压,从而使得很多国家的民主化出现倒退。可以说,如果没有共产党激进革命的威胁,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将不会得势,二战的悲剧也许可以避免。因此,二次革命的真正难题在于,在发动群众实现民主的同时如何抑制他们的平均主义冲动和复仇冲动。
 
几乎所有的有识之士都明白“过犹不及”的道理,但说来容易做起来难。要真正达到革命的合理尺度需要很多社会条件,其中尤为重要的是恰当的力量对比。从革命以及民主化的角度来看,一个社会大致上可以分为这样几种力量:A,统治阶层中的保守派;B,统治阶层中的改革派;C,中下阶层中的革命派(激进派);D,中下阶层中的改革派(温和派);E,中下阶层中的保守派;F,中下阶层中的骑墙派。A和B之间虽有斗争,但在面对C时,他们往往会结成统一战线。因此,如果C的力量超过D和E,但弱于A加B,C将被镇压,革命失败;如果C还超过了A加B,革命在一开始将会取得成功,但很难避免激进化的趋势,最终走向失败;如果C加D的力量弱于A加B,革命将很难发生;但如果C加D加B的力量超过A加E,革命成功的希望就比较大,其前提是B、C、D三方能互相合作。在B、C、D三方之间还有一个主从问题,较温和的形式是C和D支持B消灭A,再促使B完成民主化的目标;更激进的形式是革命前期以C为主,B、D为辅,消灭A,革命后期以D和B为主,制衡C的过分激进要求。从中国的现实来看,B、C、D的力量都还比较弱。
 
那么,二次革命何时才能发生?
 
1660年斯图亚特王朝复辟,28年后光荣革命爆发;1815年波旁王朝复辟,15年后七月革命爆发;俄罗斯从1953年斯大林去世算起,到1990年开始第二次革命,间隔了37年。中国从1976年毛泽东去世算起,至今已39年。中国之所以能延缓革命的到来,一是经济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二是89年的学生运动被镇压。但改革与镇压都不可能彻底阻止革命的到来。至于时间,相信已不会太久。
 
很多人都比我悲观,认为中国实现民主遥遥无期,而且不相信会通过革命的形式。方励之在2009年五四运动90周年之际曾撰文《中国民主何时能实现》,回忆了在五四运动70周年的时候他在北京的一次公开演讲,那次中科院科学史所长习泽宗请他算一算“中国何时能够实现民主”,方励之给出了一个很精确的定量答案∶( 1913 - 1629 )- ( 1989 -1919 ) = 214 年。他写道:“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从五四运动1919年算起,需要284年。从1989年算起,仍需214年。”在我看来,方励之的预测依据非常荒谬。首先,1629-1913年这个时间段的选定就非常主观与随意,看不出有什么充分的理由;其次,就算这284年非常重要,也没法说明中国实现民主化刚好也要284年,这完全不合逻辑。他后来在一次采访中指出自己的不乐观有多方面的原因,纵观世界历史,即使是在以民主人权著称的法国,其民主化进程也历时百余年且多有反复。这样说来似乎有点道理,但是,法国民主化经历了百余年,中国就要200多年吗?就算民主这东西来自西方,在中国有点水土不服,难道我们就没有一点后发优势?
 
有的人用中国古代王朝更替的规律来预测中国的未来,看起来至少比方励之的预测要更靠谱。在这种视角下,把中共所宣扬无产阶级革命当成是中国古代的农民起义,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当成是一个新王朝的建立,把毛泽东时代的内乱当做是每个新王朝初期都难免的“狡兔死,走狗烹”式的诛杀功臣或类似的权力斗争,把中国这几十年来的繁荣看做是每个大的王朝都有的一个盛期,然后就将进入衰败期,最后才到王朝末年,再来一次改朝换代。中国古代的几个大的王朝平均延续时间在200年左右,照此推算,中国还要100多年才能再来一次大变。这样的分析貌似深刻,但却忽视了中国内外环境的巨大变化,因此不值一驳。
 
无论如何,作为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应该具有坚定的民主信念。尽管愿望不等于现实,但唯有信念,才能指引未来。中国实现民主或者二次革命的可能性究竟几何?还要多久?这个问题不可能有确切的答案,或者说,答案就在于我们的行动之中,取决于我们怎么做。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希望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