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26日星期一

崔卫平:谁害怕瓦茨拉夫·哈维尔


哈维尔逝世整整一年。在这一年当中,他的名字越来越少地被人们提起。在他离开这个世界渐行渐远的时候,这个世界仿佛也离他而去。
人们赞赏他的勇气,感佩他的行动。但是对于这行动背后的理念,却始终觉得模糊晦涩。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到底他说过什么,做了什么?
1975年哈维尔向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写了一封信,那是他作为异见者生涯的正式开端。然而在这封信中,哈维尔并没有向胡萨克宣战,他和他的朋友们也从来没有向胡萨克的政权宣战。
如果说哈维尔突然发难,揭竿而起,那是向谎言宣战,向依赖谎言的生活宣战,这也意味着向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宣战。靠谎言支撑的制度,当然感到了巨大威胁。
问题是人们为什么接受谎言?为什么忍辱负重生活在谎言之下?
那是因为谎言带来了巨大的好处。
人们无法拒绝谎言,是无法拒绝谎言背后的利益诱惑。
这就进入哈维尔的核心概念:“后极权社会”,即“消费时代的极权主义”。
权力仍然企图控制局面,控制一切,照样无所不在,但是控制的手段方式发生了很大改变。如果说,此前主要是通过牢狱、揭发和审查,那么现在则通过消费品。
通过“发放”还是“撤销”一个人的生活消费品——房、车、美味的食品、漂亮的衣物,各种“生活小玩意儿”,足以将一个人的眼睛蒙住,剥夺他对于世界的感知,他的良知以及他对于自身的判断。
就像孙悟空给唐僧就地画一个圈,你不能越出这个界限。你是受限制的。不是受法律的限制,恰恰相反,是受违反法律的限制,是受任意的权力的限制。
这样一来,本来可以正当获得的东西,非要经历了一番羞辱,是经过“屈从”这道手续才能够得到。有回与一位企业家在饭桌上吃饭。他声称自己也是“既得利益者”。我们便问了,“那你为什么也有怨气?”答曰:“没有尊严”。
就是这个意思。有吃有喝,表面上看起来富有人性化,的确是“进步”了,然而却在抽取一个民族的道德根基,让人们在精神上变得腐化堕落。
每一个人都会模模糊糊感到自己生活得艰难晦涩,背上了一些说不清的事情,有把柄在他人手中。不知道头上悬着的那柄剑什么时候就落下来。
通过这种方式,正可以稳稳地把人们捏在手心里。通过一种心知肚明的方式,人们相约界限在哪里。
曾经经历过的匮乏,令人们在“被允许的消费”品面前,表现得渴望和贪婪,毫无抵御能力。凡是到手的才算数。凡是到手的,就是我的,就是合理的。在权力的阴影之下长大,人们反过来向权力本身学习了很多东西。权力贪婪、无耻和虚无,人们紧紧跟上。
这不是一个合谋的过程,而是一个响应和配合的过程。不管做如何解释,是被动的或者是无奈的。当然,也有习惯性的因素。一个人在压力之下,作出不可理解的事情,尚可以原谅;然而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也那样做,就难以自圆其说了。
简言之,当人们屈服于自身利益,因而也屈服于权力。
试图叩问生命阴湿的墙脚,质疑人们目前的生活如何得来的,向每一个人的屈服发出挑战,这几乎带一点不合情理,显得不识时务。不仅是让权力难堪,也会令那些靠谎言获取灰色利益的人们,感到本能地刺痛。
当人们喜欢将一切都说成是外部力量所致,把希望的破灭和生活的失败都归之外部,哈维尔提醒人们要学会自己承担责任。
然而正是以这种方式,哈维尔在向他的民族发出强大的祝福:既然拥有“人”的称号,就应该过一种配得上“人”的生活,享有人的尊严。
为什么不?这有什么错吗?为什么不去争取摆脱奴役的生活?不去取消脸上的刺字?
哈维尔也深知西方世界也面临相同的道德危机和精神危机。他一上来便说,在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情况,只是西方社会一幅夸张了的漫画?只是人们不太注意。到了今天,至少有一部分人意识到了。一个《一九八四》的社会,火箭般地开进了《美丽新世界》。
他也深知自己的立场多么“逆袭”。他因此嘲笑自己在先,千方百计不要做成一个圣人的模样。他讲的许多关于自己的笑话,那些段子,足以编成一本小册子。他写文章的句子又长又绕,总担心别人看不懂。他把自己弄得乱糟糟的,像个疯僧。
成全他的是完全逼仄的处境,他把这种处境发挥到极致:认为自己在那种情况下,便可以当一个诗人,可以不需要顺着权力的眼光看问题。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会距离哈维尔越来越远,令他越看越像一个笑话。然而,这也意味着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失去深厚根基,以及越来越自身分裂。
“我们既同时是帅克和土地测量员K,而我们也都是扬·胡斯。”这才是他真正的底色。
2012年12月19日
文章来源:腾讯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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