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31日星期六

赵思乐:女权主义者真的特别凶吗?




讓我們用一件事來開始這個話題。在某次女權倡導行動後,國內一家電視台邀請我參加一個時事評論節目談談這個行動。錄影的前一天晚上,導演來做預備採訪。當我向他講完了我們做了什麼和為什麼這樣做,他說:「我問你一個問題啊,我覺得現在男女已經很平等了啊,在我家裏都是我老婆欺負我。」我料到會有這種狀況,就水來土掩地回答:他家裏的情況並不代表社會狀況、家暴的數據顯示如何如何。他又說現在女人可厲害,都騎到男人頭上,我又用女人整體收入較低、教育有招生歧視、職場有就業歧視等對答。
「好,停!」他突然說:「其實我不是真的想問這些問題,我也不在乎你的答案,我要的就是你這種生氣、激動的狀態,你記得明天在節目上就要這樣的狀態。」
我感到很驚訝,因為我其實一點都不生氣和激動,回答這些問題對於當時在女權傳播機構工作的我來說就是家常便飯,頂多是為了長話短說加快了一點語速,嗓門沒有提高,情緒也不亢奮。但當時我只是一笑置之。
後來好幾次想起這件事情,覺得很有意思:為什麼他會覺得我在生氣?在觀察了多次女權主義者與他人的交鋒後,我漸漸有了自己的答案:女人只要嚴肅地提出不同意見,就很容易被認為是生氣或兇——那麼女權主義者肯定是天天都在幹這事。
我注意過一些曾有體制內經歷、從八九十年代走過來的女權主義者,她們會在論辯中把語速放得特別慢、非常謹慎地選擇用詞、話語方式委婉得如同藝術、雙手總是固定在桌面上或自己身上,即便如此,她們還是會被體制內外的男性指為「偏激」、「霸道」。
這或許就是「女權主義者真的特別兇嗎」的第一重答案:女權主義者並不是「特別」兇,而是社會/男性太不適應被女人批評和質疑。
另一個例子是女權媒體人李思磐最近發表的文章《如何成為一名「男的女權主義者」》,此文是為反駁評論者楊早一篇批評女權的文章所作,全文從自由主義理論、歷史/社會問題歸咎女性,以及男性討論女權中的常見問題三個方面進行回應,最嚴厲的話是指辯論對手為「女權三無人員」:不懂婦女運動歷史、不懂女權理論、不關心具體受壓迫婦女,並認為這樣就來指點女權運動是「傲慢」。
然而,就在此文發表第二天,楊早又回了一文《女權主義者需不需要講禮貌》,將批評他的女權主義者稱為「張牙舞爪」的「女權古惑仔」。這讓人大跌眼鏡,我反覆通讀李思磐的文章,沒能找出她的「不禮貌」和「張牙舞爪」,倒是從字縫裏讀出了「無奈」與「克制」。
類似的「不禮貌」批評並不鮮見,我僅舉出兩例,是否恰當讀者自有主張:一例近在2012年,台灣學生領袖陳為廷在立法院備詢時與教育部長蔣偉寧交鋒15分鐘,要求部長就不當的政策和行為道歉,事後,親國民黨政府媒體《聯合報》發兩版文章批評陳,指其「沒有禮貌」;二例發生在1989年學潮期間,時任總理李鵬與學生代表對話,事後學生被指穿睡衣出席、態度強硬、沒有禮貌,導致對話破裂。
對於這兩個場合,「沒有禮貌」都是一個奇怪的指責,大概要結合東亞父權式權威和政權合法性高度融合的語境才能理解。政治/公共爭論的重點本應是道理和利益,代表政府的官員過於不適應自己的「統治對象」質疑和挑戰自己的權威,竟然訴諸儒家式的「禮」來否定這種質疑的合法性。極權與男權本是同構,這兩件事與男權社會習慣於將女權主義者描繪為咄咄逼人、兇悍、沒有禮貌,是否也有異曲同工之妙呢?

女權主義者有沒有真的兇的時候呢?肯定是有的。一方面,女權主義者選擇各式各樣的方式和策略面對公共事務和私人生活,有像柯倩婷和馮媛一樣總是溫文爾雅的,有像艾曉明和王政一樣時而隨和時而嚴厲的,也有時而戲謔諷刺時而義正辭嚴的,青年女權行動派大多是這種類型。我們知道彼此的不同,但不輕易評判和區隔,因為各樣女權主義者都要有,怎樣表達是各自的自由。
另一方面,女權主義者也反思「溫柔和順」的女性形象,因而策略性地做突破:我們為什麼不能針鋒相對、力辯滔滔呢?青年女權行動派之中的鄭楚然經常引用這句話:「激進的人把世界做大,溫和的人把世界做穩。」這句話在我的理解中是說:「女權主義者就是為別的尋求改變的女人擋槍子的。」女人不一定要想改變,但當她想做不同與傳統的選擇時,她應該要有免於困難和責難的自由,所以認同這個觀點的人需要先把世界做大,以便自己和其她人可以走得更遠。
有人會從「效果論」的角度建議女權主義者更溫和一些,這樣更容易讓人接受。對於這樣的善意建議,我和一些「異議反對」的朋友有類似的感受和看法:位於邊緣的弱勢者,要伸張自己的意見,並不是越低調順耳越好,而是高聲逆耳更容易被聽見。
中國婦女運自1995年始有著20年的「體制內外溫和建設」歷史,不可否認取得了可觀的成績,但隨著體制的日益保守強硬,「溫和力量」尤其是「體制內女權力量」面臨著越來越強的無力感和邊緣化問題。這時,擅長制造爭議、運用媒體的「青年女權行動派」的出現,為女權運動注入了新的能量,淌出了另一條道路,她們不僅對婦女權利有實質的推進,還讓女權議題的公眾能見度有突破性的提升。
另外,女權主義者在公共傳播中也輸出各種調門的文章和行動,而人們往往只會注意到最「刺激」的那些,再以此強化女權主義者「兇」的形象——這是一個雙向循環選擇。

以上兩部分試圖說明,「女權主義者特別兇」這個命題,首先可能是不真實的:這是男權社會一種不適的應激反應,以否定女權訴求的合理性;其次可能是女權主義者部分「策略性表現」和社會「選擇性看見」相互作用形成的既合理又必然的「臉譜」。
那接下來的問題是,在這個「合理又必然」的循環中,我們,女權主義者,要如何保持自己的能動性和反思能力,在循環過程中如何「順便」發展自己的議題和推進自己的運動,同時仍保持一定的開放性和合作能力。
在最近的論爭中,有這樣的閃光點:
在備受外部攻擊時,我們仍保有內部「不鐵板一塊」和深化討論的勇氣:女權工作者呂頻在轉發相關文章時提到,女權主義者在爭辯中建議男性知識分子多讀幾本女權理論書再來發言,存在精英思想的問題,要下決心撤除門檻。而學者王政則認為,在這個情景下的這種要求有打破男性知識權威的意義,是否是設門檻不能一概而論但需要警惕。
拒絕採用完全的隔離和不信任姿態:李思磐在發文批駁某些男性知識分子言論的同時,也邀請男性知識分子朋友撰文講述自己的女權認同和思考。
首先嘗試內部討論的姿態和方法:艾曉明在向一些異議男性知識分子的反女權言論提出反駁時,沒有選擇公開撰文,而是在共同的社交群組內部發言表明看法。(但這決不是認為選擇公開發言不對或不好,僅作為另一種選擇展現。)
當然我們也還有可以反思的地方,比如有沒有過於輕率地使用全稱命題,將對部分男性知識分子的批評引向全體男性知識分子或男性;是否曾將對公共討論中積累的怒氣,延伸至私人場合中提出不同意見和建議的人……這些都是我犯過的錯誤,或許常見,但發生在女權主義者的身上就難免有「坐實」了「不講理」、「咄咄逼人」的效果,而且,女權主義決絕的自反性和批判性是其魅力所在,這也敦促著我們審視和修正自己比對他人更為嚴格。
文章来源: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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