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27日星期二

黄钰凯:杜润生对中国困局与出路的号脉


杜润生不仅是制定联产承包制和五个“中央一号文件”的核心人物,而且是对“中国道路”具有前瞻性思考的一位思想家和预言家。他直指:“农民有了经济上的自主权,政治上也应有相应的民主权利,要摒弃一切歧视农民的做法,使农民变成有完整权利的公民。给农民以国民待遇,将他们从土地和其他约束下解放出来”,“中国改革要过两大关,一是市场关,一是民主关。市场关很明确,过民主这一关比过市场关还麻烦,弄不好就带来政治波动,可能会动乱。但反过来说,不搞民主,就不会乱? 可能出现权贵资本主义,可能有更大的动乱。”这个预言很可怕,能不能又是一场“朝代更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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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润生先生
 
 
(民主转型与社会运动征文)
 
“辛亥革命”纪念日(10月9日),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的原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润生病逝。虽然病逝消息不是由新华社发出的,但一个已经退休26年的正部级官员的离去,引起全国范围的悼念,“杜润生”三个字在互联网上盖过了“辛亥革命”,追思文章形成专题,“杜润生网上纪念馆”迅速建成,这种自发的悼念规格是罕见的。人们追思杜润生,不仅在于他是制定联产承包制和五个“中央一号文件”的核心人物,更在于他对“中国道路”的前瞻性思考,他是一位思想家和预言家。
 
杜润生的前瞻性思考主要体现在《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在这本书里,他追忆了1949年到1980年代末作者农村变革的亲历、亲闻、亲见,对中国农村体制改革的回顾与思考,同时也披露了党内关于农村政策的决策过程及高层争论,并收录了他从1995年底到2005年4月的言论。晚年的杜润生更像一个思想家,虽然他没有系统的表述,但是他晚年的那些短小的文章里及媒体对他专访中,都包含着深邃思想。
 
一、杜润生对中国农村改革失败的反思
 
如果单纯追思杜润生的中国农村改革理论成果,没有任何意义。他从来没有承认自己是“中国农村改革之父”。2005年,在出版《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时,封底清样的介绍曾包括“人称‘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看后,把这句一笔划掉。虽然几番劝说,杜润生只有两个字:“不行”。2008年,杜润生在获得首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时表示:“家庭联产承包制是农民的发明,我们只是进行了调查研究理论化。”
 
仅以理论成果本身而论,包产到户也好,家庭联产承包也罢,其实都不是“理论创新”,充其量是古代商朝“井田制”的翻版。“井田”是900亩左右的一块耕地,其中的100亩是公田,由8户人家共同耕种,收获归大夫、领主所有,而剩下的800亩均分给这8户人家,各自耕种,收获归己。换个说法,不正是杜润生“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理论吗?且井田禁买卖,而承包权不得任意流转,又一脉相承。以数千年前的旧制度施行于新时代,弊端非常明显,哪里有什么“理论创新”?
 
很多专家说,杜润生的家庭联产承包制以最低成本突破意识形态,波澜不惊地瓦解了人民公社这座“共产主义的桥梁”,是了不起的政治智慧。这是违背事实的,人民公社这种制度从来就没有为中国农民真正接受,在导致了饿死几千万人的人祸之后,已经办不下去了。家庭联产承包制没能摆脱政治体制局限,将产权放在一边,而以暂时使用、临时占有、收激励之效为权宜之计,让农民以无谓无限的牺牲去维护那个“主义”。杜润生试图把农民为党的理论服务颠覆为党的理论为农民服务,但在五个“中央一号文件”实践过程中,党仍然让亿万农民服务于邪教教条,使改革停滞不前,也使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以牺牲农民的利益为代价。杜润生曾经说“中国的事,不在于你想要干什么,而在于只能干什么。”当有人质疑在他起草的“一号文件中”许多词词义不清、令人费解时,杜润生感慨地说:“小青年啊,不知道厉害。不这样说,那是要掉脑袋的。”对此,许斌在《杜润生的悲剧》一文中感慨“那与其说是政治智慧,莫如说是一个人、一代人的悲剧。斯人已逝,而悲剧在延续,最令人伤痛。”
 
在“三农”问题凸显的2001年,杜润生意识到农村改革这个“顶层设计”必然走向失败,他说“当时我们认识到,中国的农村改革,一切‘便宜’的方法已经用尽;如果不触动深层机构,就很难再前进一步”。因为他呼吁的配套改革没有一项得到中共的响应,他一直呼吁明确土地产权,取消户籍制度,给农民国民待遇,准许农民自己成立协会……但党棍们都以维护社会稳定为理由而拒绝,当年他向邓小平提出恢复民国时期的农会,邓小平让他“再等三年”,他等到102岁也没有等到配套改革。杜润生每次接受记者访问时都检讨自己的制度设计存在的问题:承包土地的所有权究竟应该归谁,是生产队,是村委会,还是乡镇?不明确;不明确产权,就不可能在大规模的城市化同时实现土地集并,就无法延续农业安全;法律保障不足,没有用法律形式把土地承包制作为一种产权制度安排固定下来。
 
腾讯网大家专栏作者姚遥在《杜润生走了,没有自由的农村改革也走了》一文中,对中国农村改革失败过程进行了全面回顾,他总结道:“历史授予了杜润生‘中国农村改革之父’之称,但历史也将成绩限定在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那几年。从此以后,农村改革再无喜讯传来。农村改革,就如同媒体毫无兴趣的农村问题一样,几同鸡肋。”
 
从1987年开始,聚焦农村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悄然淡出国人视线。在随后的改革历程之中,城市改革优先于农村改革,农民与“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距离越来越远,联产承包责任制短时期释放的红利已被耗尽,1997年至2003年,农民收入连续7年增长不到4%,不及城镇居民收入增量的五分之一。1994年以后分税制的出现,让农民“一夜回到解放前”,农民的抗税和政府的暴力征税不断升级。一切“减轻负担”的文件都在官僚体制中变成废纸。到了2000年,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在良心的刺激下捅破了窗户纸,上书时任总理的朱镕基,总结出“盲流如洪水、负担如泰山、债台如珠峰、干部如蝗虫、责任制如枷锁”等七个方面的问题,大声疾呼“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加入WTO以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大规模工业化,无助的农民再一次被抛弃在议题以外,快速的发展反而进一步地摧毁了农村的根基。在大规模的城市开放建设中,农民无法自由流转的土地,被国家低价征用而开发。失去了活力的农村金融,农民也大规模进入城市,青年一代宁可抛荒土地,也不再愿意回归农村。失去了青年人的农村,逐步走向凋敝,成为老人妇女和儿童的留守地。
 
杜润生对中国农村改革失败过程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虽然他没有直说失败的原因是党代表了农民的利益,但他说了真话:“农民没有自己的代表。”2011年1月4日,《财经》记者马国川以《杜润生:假如农民没有自由权 再好的改革也会蜕变为恶政》为题,发表了对杜润生的专访,在谈到“农民的出路在哪里”这个问题时,杜润生回答:“要给农民自由权,没有自由不行啊。”
 
在谈到“农民多年收入增长缓慢,城乡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的原因时,杜润生说“农民独立发展的机会还不充分,他们还缺乏充分的市场自由和迁移就业自由,经营的自主权是残缺的。农民有了经营土地的自主权,加上市场交易自由,再进一步就是要在政治上充分享受应有的民主权利。这首先体现在进一步扩大村民自治,乡镇干部通过直接民主选举产生。其次农民还应该有自己的团体。如果地方政府乱收费,或者有其他侵犯农民利益的行为,农民应具有谈判和自我保护的组织,有自己的代表或代理人。长期以来,我们的户籍制度限制农民流动,但不让农民流动是不可能的。总之,农民有了经济上的自主权,政治上也应有相应的民主权利,要摒弃一切歧视农民的做法,使农民变成有完整权利的公民。给农民以国民待遇,将他们从土地和其他约束下解放出来,并不是有些人想象得那么可怕。”
 
早在2001年,杜润生为《我给总理说实话》一书作序时,大胆直言,“我们欠农民太多!”他建议,“宪法要加上一条:中国的公民有迁徙的自由。城市不论大小都要向农民开放,让他们可以在城市安家落户。”
 
事实证明,中国农村改革不是杜润生所说的“会蜕变为恶政”,而是已经蜕变为恶政。地方政府违规征地,假借土地流转名义搞以租代征,无论是“宅基地换房”还是“土地换社保”,都是赤裸裸的抢劫,农民喝农药、跳楼、自焚挡不住勇往直前的推土机,就连市委书记都变成了日本鬼子——同意搬迁的大大滴好,不同意搬迁的大大滴坏。中国农民苦“恶政”久矣!毕节市5名留守儿童沦落为流浪儿童,露宿垃圾箱,在垃圾箱里生火取暖时中毒死亡;毕节市4名留守儿童在家喝农药自杀,其中一名儿童在遗书中写道“死亡是我多年的梦想”;广西兴业县一个留守女童,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遭到村里多名中老年人性侵。愤怒的父亲发现真相并报警后,最终10人被判刑,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女童及其家人遭受了村民的谴责和敌视……
 
二、杜润生对中国权贵资本主义形成的预警
 
1992年,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九十年代末建立了市场经济的初步框架,与此同时,本来应该被关进笼子里的权力却也进入了市场,权钱交换,在滋长腐败的同时权贵资本主义开始萌芽。这期间,杜润生提醒道:“落后国家走向现代化,资本主义发育是不可避免的,可是资本主义也有好坏之别。从历史上看,西欧某些国家在工业化进程当中使农民悲惨地破产。中国要避免坏的资本主义发育方式,首先必须尽快遏制业已萌芽的权贵资本主义。”看看今天的中国,它吸取了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抛弃的所有垃圾,权贵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买办资本主义、裙带资本主义……除了意识形态以外,你在“特色”中已经看不到一点红色。
 
2008年,这一年杜润生衰老得非常厉害,所有的交谈都需要通过纸笔来完成。《南方周末》记者访问他时递纸条给他:中国的改革最需要警惕的是什么?94岁的老人不假思索,用洪亮的太谷口音说:权贵资本主义。
 
权贵资本主义是“渐进式改革”和“双轨制”的产物。2013年7月,《财经》记者马国川在《百岁杜润生对中国未来的洞见与思考》一文中写道“许多人认为,中国采取的“渐进式改革”避免了改革风险,成就了中国经济奇迹。但杜润生很早就对“渐进式改革”进行了反思。在他看来,“渐进式改革”的副作用是延长了双轨制,“双轨制既有垄断成分、又有竞争成分,给民营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机会,也带来了问题:一是价格扭曲,妨碍资源配置的合理化;二是制造寻租、腐败;三是生产要素流动不足,市场化踏步不前。许多扭曲现象变成原因,原因又产生结果,以致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现在看来,杜润生的思考极富远见,而他的担心已成为现实。2010年8月,内地激进的市场派经济学家许小年先生在接受《南风窗》杂志采访时,毫不客气地说,“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政府在市场中成为特殊的利益集团,对这个利益集团而言,目前这种半市场半管制的状态是最理想的,通过管制和审批‘造租’,然后拿到市场上‘寻租’,就是在市场上把审批权套现。如果推动市场化的改革,就会限制它‘造租’的能力,但它也不会取消市场,没有市场,手中的审批权就没地方套现。权贵转化为经济利益,这样的市场经济发展下去很危险,这是印尼苏哈托的路子,菲律宾马科斯的路子,压制民众的权利和企业的权利,与邓小平的市场化改革方向是背道而驰的”。
 
经过习近平这几年的“打虎拍蝇”,暴露了中国权贵阶层的庞大和富可敌国。中纪委官员7月29日提供了两个关键数据,从十八大至今年6月为时间节点,一个是收缴的官员违纪所得,“除了将涉嫌犯罪所得的款物移交司法机关由司法机关依法处理之外,还收缴了201亿元的违纪所得”;一个是挽回的经济损失,“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在查处腐败案件的同时,已经有效挽回经济损失387亿元,这个数字还在不断的更新”,合计588亿元。这当然不是全部,这些官员也并非大权贵。
 
经济学家叶檀在《香港经济豪门化与内地经济权贵化相辅相承》一文中指出:“中国的市场经济没有法治驾驭,如丛林一般野蛮生长,权贵占据资产、财富的各种手段一再让人刷新‘三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今年经济形势不佳,情况更像一点就着的干草垛,股市下跌不止,财富外流、经济下滑导致人民币汇率不稳,央行公布的外汇储备与外汇占款数据让人忧虑不止,潜在恐慌情绪上升,一点火星就能燃起大火。与此同时,中国社会心理也在发生巨大变化,人们一方面担心经济下行自己多年积累的财富被挤压成干面包,这在股市某些角落已经发生,另一方面又对能够赚轻松钱的权贵充满了愤怒,大部分人忍受着实体经济下行的压力,连工作都很难保障,当他们看到有些人可以轻松地获取租金,当然会怒火中烧。忧虑和愤怒席卷社会时,各种极左口号不断刺激着人们的眼球。”叶檀所描写的景象,正是杜润生当年的预言——恶性循环。
 
三、杜润生对中共拒绝宪政后果的预见
  
 杜润生在90年代以后写的一系列文章里指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利益日益多元化,人民内部矛盾突出起来。单纯依靠抑制、堵截等于激化矛盾,急风暴雨的运动方式,历史证实副作用很大,不宜再用,“唯一的选择是及时建立民主制,这是制度演变应有的取向。”他告诫说,“民主恐惧症,是特权势力特有的病灶,怕民主也就是怕群众,历史是群众创造的,怕是没有用的”,“如果改革的程序不科学、不透明、不民主,遗留问题很多,将来也许改革要重来。”如今,改革的最佳时机已经丧尽,“改革要重来”需要“割腕断臂”(李克强语),多么血腥,代价太高了。
 
没有政治文明标志性要素的改革都会成为变形的改革,都会成为掠夺式的改革,都是肥了“美国学生家长”的改革。行政体制改革,改成了公共服务成为敛财工具,“主人”不花钱根本办不成事;经济体制改革,改成了任何资源、项目、工程必须通过关系与“太子党”分享利益;土地改革,改成了“土地财政”,政府圈地炒地皮抬高房价,大搞血腥拆迁;人事制度改革,已经改到了魏晋“九品中正制”,新权贵阶层已形成,血统继承将阶层固化,社会底层向上流动的通道越来越窄;机构改革,改出一大批“吃空饷”的人和“临时工”,全国没有一个处级干部真正下岗,多出了一批工资和待遇不变的巡视员、调研员、督察员、×长助理。巡视员们游山玩水满天飞,调研员们待在家里不调研,已经“下海”的官员在政府机关领工资,甚至被判刑的官员仍然在原单位领工资,机关里真正干活的人都是临时工;公车改革,改成了“大庆市模式”,官员们在享受每月几千元的“出租车补助”的同时,仍然坐着公车耀武扬威;教育改革,把学校改成不择手段营利的奸商;医疗改革、改成了贫困者“自我菜刀剖腹手术”、“自我钢锯截肢手术”……
 
没有宪政去限制权力脱缰,没有新闻自由去瞭望改革中的暗礁并及时发出警告,没有选票去让官员明白为谁负责,多么完美的改革方案都会“异化”。早在2006年,学者李慧就指出:“这种掠夺式的假改革,其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比如通过不规范的国有企业改革,将为企业做出贡献的工人和技术人员抛向社会,却使国有资产成为自己致富的钱袋;通过强制性的拆迁改造,造就了大量贫困群体,却将城乡改造中的国有和集体土地翻倍变卖。这种掠夺式的假改革的特征就是,通过低附加值的资源开发,将大量资源攫取为垄断优势,虽然造就了暂时的表面繁荣,但是,却把高昂的成本转嫁到了公众的身上。”(《掠夺式的假改革是造成两极分化的根源》)
 
杜润生是体制内的“宪政派”,在他九十年代的言论里,可以看到他对宪政的渴望。“当代潮流是社会民主主义,它区别于传统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主张推行宪政民主,保护所有公民自由权利;也区别于自由主义,主张政府拥有调控市场职能,维护法制秩序,打击破坏分子非法行为,防止资本主义过渡竞争,从多方面关怀低收入弱势群体。”“民主需要法律保障,由国家制定《宪法》实行宪政民主,用以保护人民的各种民主权利不受侵犯,特别是制止政府侵犯人民权 利的行为。”
 
杜润生是体制内公民社会的倡导者。2005年,已经92岁高龄的杜润生在出席首都经济学界春节联谊会时发表演讲,再次呼吁“搞经济改革,不能忘了政治改革。我们需要一个透明的民主政府,需要一个属于公民的社会。”如今公民都被以寻衅滋事罪抓进了监狱,只剩下了虚拟体的“人民”。
 
杜润生是体制内司法独立的改革派。2011年他在接受媒体访问时大胆放言:“只有法律,而没有强有力的、拥有独立审理权力的司法执法机构和民间法律咨询服务组织,就算不上是法治国家”,“一切政党个人都应在宪法范围内活动。所以叫民主法治”。
  
 杜润生一贯反对暴力维稳的执政模式,他在90年代以来写的一系列文章里指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利益日益多元化,人民内部矛盾突出起来。单纯依靠抑制、堵截等于激化矛盾,急风暴雨的运动方式,历史证实副作用很大,不宜再用,唯一的选择是及时建立民主制度。杜润生告诫说,“民主恐惧症,是特权势力特有的病灶,怕民主也就是怕群众,历史是群众创造的,怕是没有用的”,“开放言论有利于暴露矛盾,化解矛盾。杜润生在1997年的一次座谈会上提出:“讲稳定,要靠多种措施,重要一条是学会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离不开民主,有民主才能充分暴露矛盾,并分批解决矛盾,避免矛盾总暴发。”
 
在三农问题凸显的2001年,杜润生警告说:“农民可以是顺民,安分守己,努力劳动,如果生活不下去,走投无路,也会成为暴民,成为不稳定因素。这问题要好好解决。”后来一味维稳造成的农民报复社会杀害无辜事件,证明了杜润生的先见之明。杜润生不仅关注农民问题,更关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中国的未来:2008年4月28日,他接受媒体访问时忧心忡忡:“中国改革要过两大关,一是市场关,一是民主关。市场关很明确,过民主这一关比过市场关还麻烦,弄不好就带来政治波动,可能会动乱。但反过来说,不搞民主,就不会乱? 可能出现权贵资本主义,可能有更大的动乱。”这个预言很可怕,能不能又是一场“朝代更替”?
 
对于习近平今天重提实现共产主义,杜润生早有预料。在《杜润生自述》一书中,杜润生对于极左派的主张进行了准确概括:“根本反对市场经济,要恢复毛泽东时代。不但是传统的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而且自己还加进民粹主义的东西,比斯大林还左。极左派就是想走这个路子。”如今,习近平带领中国人民走进了一个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时代。
 
 
 来源: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