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30日星期五

陶仁:习近平的书单为什么这么长?

作者: 陶仁
 
(2015年10月21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英国的国事访问在伦敦晚宴上发表演讲。摄:Paul Hackett/REUTERS)

导读:正是因为不争论,中共在官方表述中也变得愈加保守,发展出了一种新风格:通过超长并列式排比句,追求面面俱到的四平八稳话风。
报菜名似的书单自然有习近平个人博学形象塑造的成分,但实际上遵循的却是中共自有的政治正确规则。
“(习近平:)这里我举几个国家、几个民族的例子。古希腊产生了对人类文明影响深远的神话、寓言、雕塑、建筑艺术,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阿里斯托芬的悲剧和喜剧是希腊艺术的经典之作。俄罗斯有普希金、果戈理、莱蒙托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涅克拉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肖洛霍夫、柴可夫斯基、里姆斯基-科萨科夫、拉赫玛尼诺夫、列宾等大师。法国有拉伯雷、拉封丹、莫里哀、司汤达、巴尔扎克、雨果、大仲马、小仲马、莫泊桑、罗曼·罗兰、萨特、加缪、米勒、马奈、德加、塞尚、莫奈、罗丹、柏辽兹、比才、德彪西等大师……”
在习近平2014年文艺座谈会的讲话公布后,这一大段文字最引人瞩目,近百个的作家、艺术家名字从总书记口中如连珠炮蹦出。如果说通稿中密集的名氏和顿号给全国人民带来了一次视觉轰炸,那一年前身在现场的文艺工作者们受到的听觉轰炸想必更加震撼。
当然,这不一定是现场原话。按照中共惯例,任何会议讲话,在开会前会有秘书写好、领导审阅过的底稿,在发言过程中会有速记稿,开会之后则会视情况发布讲话全文,但又是被审定修改后的“通稿”(一般由新华社发布)。通稿所反映的内容,基本遵循会议主题,不过会根据官方希望传达的意思加入或删去部分内容。
但无论如何,如此长的名单的确给习近平带来了一次 “公关危机”:在微博上,无数网友将其调侃为“报菜名”,还有人将其改编为相声段子,一大串名单就如逗哏(相声演员中的主角,一般负责制造笑料,与“捧哏”相对)故意秀嘴皮子的包袱一样,成为网友取笑的话柄。
而这种情绪并非朝夕形成的。
每次习近平出访,通过展示自己读过的书目表现对该国文化的了解,几乎已成为个人惯例。在法国、美国、俄罗斯,他都一口气报出了不少名字和著作。与座谈会的举例不同,出访时的书单是习近平自称真正读过的。于是,这场看似展现领袖个性化的造势活动很快得到了媒体的响应,但也遭到不少人质疑。
当时便有网友说,习近平能够在文革期间(他强调主要在当知青的时候读)读这么多“资产阶级反动书籍”,十分不易。
那么问题来了,为何在明知道书单体量明显违反信息接收常识的情况下,习近平还是要反复列出长串书单呢?
报幕员式的讲话规则
作为最高领导人,他既不想介入文学艺术界的流派之争,也不愿暴露自己阅读结构的短板,更何况他还有塑造自我形象的高期待,自然不能只举一两本书过度阐释。
“读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狄德罗、圣西门、傅立叶、萨特等人的著作,让我加深了对思想进步对人类社会进步作用的认识。读蒙田、拉封丹、莫里哀、司汤达、巴尔扎克、雨果、大仲马、乔治·桑、福楼拜、小仲马、莫泊桑、罗曼·罗兰等人的著作,让我增加了对人类生活中悲欢离合的感触。”
从习开书单时的讲话可以看出,如此多样的作者和著作,仅用“进步”和“悲欢离合”高度概括,既没有个人化的理解,也没有举例阐释。整个名单看起来像是新闻联播报幕一样,空洞冗长。
实际上,他遵循的规则与新闻联播报幕几乎一致。
在中国大陆,新闻联播作为官方最顽强的“宣传联播”,一直都是释放政治讯息的窗口。其自我宣示的宗旨也是“宣传党和政府的声音,传播天下大事”。而新闻联播的播音稿与电视镜头遵循严格的政治规则,许多都不符合观看习惯和传播效率。例如在镜头中,重大活动(以十八大为例),出席政治局常委的特写会停留4秒钟,其他则依次减少。而与此同时,播音稿会执拗地按级别把每一位出席人员和群体提到,导致大量低效信息充斥在新闻时间里。
此外,在领导人讲话稿的问候语中,要想覆盖到“全国人民”,则需要一字不错的复制一串文字:“全国各族人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
要想覆盖到“全国地区”,则需要称呼为“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而海外媒体熟悉的“九三阅兵”,在中国大陆的新闻稿中从来都是被完整表述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大会”,无人敢省略一字。
话题回归到领导人。2008年,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日本,期间到访一所日本小学时,被日本小学生提问。在告诉“胡爷爷”自己最喜欢的福娃是欢欢和晶晶时,小学生问胡锦涛喜欢哪一个福娃。
“这五个福娃我都喜欢!”胡锦涛干脆地给出了答案。
无论是新闻联播还是领导人,他们所遵守的规则是一致的:作为二十一世纪世界上措辞最保守的政党,任何省略、简化或个人偏向都会招致猜疑。一个众所周知的潜规则是,许多人会从新闻联播的出席名单中看出人事变动,会从领导人只言片语中提取背后意义。这种“政治正确”,自然是官场不透明带来的遗毒。
习近平的书单同理。作为最高领导人,他既不想介入文学艺术界的流派之争,也不愿暴露自己阅读结构的短板,更何况他还有塑造自我形象的高期待,自然不能只举一两本书过度阐释。无论是出访的书单,还是座谈会的举例,秘书无疑是文本的操作者,将最受主流认可的阅读大纲全盘拿来,成为讲话时举例的最高效、安全的方式——只是牺牲了总书记的肺活量。当讲话稿一经发出就饱受质疑的时候,所体现的则是官僚文秘系统的僵化。
然而,这种连领导人也无法僭越的教条,又是从何而来呢?
毛氏话语的教条变体
他所背负的是中共改革三十年来形成的三个官方指导思想,以及前几任领导人关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成熟、精细的表述,在话语上除了继承性解释,也别无选择。
中共在成立之初,无论是政治纲领还是讲话标语,都充斥着白话文刚刚推广之后的文人气和浓厚的苏俄风格,除了“之乎者也”外,许多新名词便直接音译,如布尔什维克、苏维埃、皮埃尼尔等,在早期苏区的农村曾形成一道独特的景观。
但这一切都被毛泽东所改变了。
经过延安整风之后,毛泽东正式掌管了宣传文艺工作。无论是报纸、出版物还是党的文件、讲话,话语的风格都发生了极大变化。毛泽东本人讲话粗鄙、随意,词汇匮乏,举例用典多来自农村生活的器物和意象,尤其偏爱比喻、借代。这使得下级官员在传达中央文件时,纷纷继承和效仿这套语言。
1949年之后,新华社正式被确定为国家级官方通讯社。但最初,在发生一些重大国内国际事件时,地方性的报纸仍有自主采编的权利。1952年7月,某地方报纸报道朝鲜领导人金日成与当地的联系,中宣部迅速出台文件批评,要求“今后凡是未经新华社发表的有关国际性问题的重要新闻稿件,应向中央请示决定,不得擅自发表。”从此形成一项纪律。
毛泽东当政时,许多中央文件、党报社论都由他和亲信秘书亲自起草,这也使新闻记者不得不效法上层。全国的新闻语言变得愈加趋同化。
随着文革的兴起,“语录”作为大陆民众一切日常生活的必备元素,这套话语更是传播到了民间每一个个体身上。一些毛泽东本人提到的典故,例如“八九点钟的太阳”(比喻青少年有朝气)、“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比喻主流和支流)等等,由于强制性的引用,普通人在看到典故时几乎将本体与喻体合二为一,词汇也变得单调、匮乏。这种由毛本身的随意性带来的普遍教条,影响了一代人的语言能力。
语言的松动出现在1980年代后,当知识分子引入不少新概念、新词汇时,“不争论”亦成为代替“革命性”话语的核心思想。正是因为不争论,中共在官方表述中也变得愈加保守,发展出了一种新风格:通过超长并列式排比句,追求面面俱到的四平八稳话风。于是,“既要…又要…”、“就是要…就是要…就是要…”等句式成为官方的标配。
而最能体现这一风格的,当属“积极稳妥”一词。将两个偏向完全相反的两个形容词,强制叠加在一起,作为文件传达的精神,对下级来说,不啻于“无法指导的指导思想”。
习近平的个人话语风格较前任的确有所转变,他看中的仍然是毛氏话语的粗鄙化——无论是“穿鞋”、“打铁”还是“老虎苍蝇”,在被他生硬地套在冗长的讲话中时,却显得尤为不协调。因为他所背负的是中共改革三十年来形成的三个官方指导思想,以及前几任领导人关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成熟、精细的表述,在话语上除了继承性解释,也别无选择。
因此,超长的书单便是最好的体现:这是一段短促版的并列式排比,虽然没有任何复杂句式,但同样为追求面面俱到,不得不列出报菜名式的名单。或许只是因为密集出现的近百个顿号实在吓坏了密集恐惧症患者,才引来了一次民间非议,唯一的办法只能是让总书记成立一个“中央标点改革领导小组”了。

【 端传媒 】   时间: 10/29/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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