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7月27日星期一

冯胜平:革命使人堕落,没有法治的民主是灾难



以下文字是笔者对革命的反思。反对革命者,不必对号入座;如中国已告别革命,根本没有革命的土壤,本文讨论的就是一个伪命题,不值一读。
文章批判革命,质疑民主,政治上肯定不正确,逻辑上却未必站不住。笔者相信,政治正确是思想自由的敌人;政治上最有害的,就是追求正确。
1、革命逻辑——取而代之
满清专制,孙中山上书李鸿章,建议改革;满清改革,君主立宪,孙中山组织同盟会,鼓吹革命。为什么君主立宪了反而要革命?理由是,晚了,假的!
毛泽东无法无天,精英高呼万岁,齐唱东方红;习近平依法治国,党主立宪,精英群起反对。理由亦是:晚了,假的!
什么是真的?取而代之是真的。只要台上的人不是我,无论昔日的君主立宪,还是今天的党主立宪,都是假的,都是旁门左道:正道必须是我主立宪!
曾跟一位民运精英开玩笑:“共产党权力餐桌上没你的位置,所以你的当务之急就是掀桌子,掀了之后,下一桌摆上来,说不定有你;如果没有,继续革命,接着再掀。”这就是革命的逻辑。对这种逻辑,我不欣赏,但充分理解。
世上有两种革命:改变制度的革命和改朝换代的革命。英国光荣革命、美国革命属于前者,中国历史上的造反属于后者,故谭嗣同有“两千年之政皆秦政”之说,毛泽东亦称“百代皆行秦政法”。本文讨论的革命,是改朝换代的革命。用毛泽东的话说:“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
中国革命,无论是毛泽东推崇的暴力革命,还是公知精英热衷的颜色革命,目的都是取而代之。从大宪章到光荣革命,英国人与国王争斗474年,终于确立了君主立宪制。然而,英国人与国王斗,原则是自己活,也让国王活(查理一世除外),共享一片青天;中国人与国王斗,讲的是天无二日,人无二主,不共戴天。
政治在中国是一场赢者通吃的“零和游戏”,规则是不择手段、你死我活。旗上的大字可以是苍生百姓,也可以是民主自由,政客内心深处的信念永远是:大丈夫当如是也!或用列宁的话说:与其你独裁,不如我独裁!
孙中山感叹:中国政治之难,难在太多的人想当皇帝,可谓一语中的,道出了职业革命家的无奈和心声。
2、革命是嗜血的动物
革命是嗜血的动物:它先吞噬敌人,然后吞噬朋友,最后吞噬自己的儿女。近代史上三次大革命——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中国革命——皆是例证。法国革命先杀路易十六,再杀温和派丹东,最后把罗伯斯比尔送上断头台;俄国革命先杀尼古拉二世,然后清除同情革命的知识分子,最后把托洛斯基、布哈林送进地狱;中国革命先镇压国民党反动派,后迫害右派,再清除刘少奇、林彪,完成革命的三部曲。
大革命后出生的雨果盛赞法国革命,说:“革命是风暴。风暴之后,人类受到呵斥,历史却前进了。”这是文学的抒情,不是历史的真实。不同意雨果的浪漫,无名氏在罗伯斯庇尔的墓碑上写道:“我,罗伯斯庇尔长眠于此。过往的行人啊,请你们不要忧伤,如果我活着,你们谁也别想活。”
革命的真正悲剧,不是它会吞噬自己的儿女,而是它会吞噬自己的理想。 在血腥的1793年,代表革命理想的“人权宣言”被锁进木箱,数万公民被作为“国家公敌”处死,巴黎成了世界上最没有人权的城市。同样,在俄国和中国,以解放全人类、人人平等为宗旨的共产革命,没有解放一个人,却夺走数千万条生命,建立了一个空前绝后的特权等级社会。
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关头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讲的正是这个道理。人们常说,改革与革命赛跑,似乎两者是替代关系。其实,在大多数情况下,改革与革命是因果关系:改革是革命的孵化器,革命是改革的私生子。
文革结束,人们厌恶革命,纷纷写文章告别。但好景不长,刚告别共产革命,精英又迷上了天鹅绒、颜色革命。据说这类革命很温和,可以改朝换代,却不打碎一扇玻璃。革命之后,会有波兰式的圆桌会议,然后就是民主共和。的确,苏联十六个加盟共和国解体,东欧八个共产党政权下台,除南斯拉夫外,都没发生战乱。问题在于,苏东共产党政权,几乎都建于一夜之间;一夜之间消失,自在情理之中。相比之下,中共政权是几百万颗人头换来的,历经二十八年的腥风血雨。来之不易,去之必难,潘朵拉魔盒一旦打开,恐怕谁也关不上。
退一步说,就算天鹅绒革命成功,中共和平下台,圆桌会议召开,精英仍负有收拾残局的责任。毕竟,圆桌容量有限,只能坐十几个人,而精英中想当皇帝的,何止万千?谁能保证,那些革命后没挤上圆桌的,不发动二次革命?而有幸上桌的,亦不妨读点历史,看看辛亥当年各省的督军,1949年还有几人跻身在天安门城楼上?批评者说:“你长期不回国,根本不了解国内情况;这是最后一次革命,国际社会也不会允许中国长期动乱。”面对精英的自信,我承认自己无知——中国从来就是一个迷,那里发生的事经常颠覆人类常识。然而,假如我是对的呢?(What if I am right?)
3、革命土壤——上诈下愚
个人崇拜和民主崇拜是一对孪生兄弟,区别只在于崇拜别人还是崇拜自己。个人崇拜是崇拜别人,民主崇拜是崇拜自己。
崇拜是心智不成熟的表现。缺乏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中国的问题始终是:上诈而下愚。(陈寅恪)
“人民万岁”是上诈,政客在忽悠民众;“民主万岁”是下愚,民众在欺骗自己。
上诈的问题是缺乏底线,骗死人不偿命;下愚的问题是缺乏智商,被卖还帮人数钱。前者邪恶,后者愚昧。两者结合,是天下最无解的毒药,也是中国革命的土壤和根源。
恶人不乏理性,他们损人利己,至少还按牌理出牌;蠢人则不然,他们不按牌理出牌,专做损人又不利己的事。从这个意义上说,愚蠢比邪恶更可怕。愚民打土豪,打得村村冒烟(土改);愚民搞共产,搞得处处起火(大跃进);愚民闹文革,闹得乌烟瘴气;愚民争民主,争得你死我活。
自汤武以降,中国经历无数革命,哪一次不是骗子忽悠,傻子卖命?哪一次又曾推动历史半步?国朝二十四史,二十四次改朝换代,我们赶走多少皇帝,就迎来多少皇帝,从未想过不要皇帝,换一种活法。有皇帝骂皇帝,没皇帝想皇帝,三日无君而惶惶然。天子不坐龙庭,人民心里不踏实。
相比之下,西方历史上没有那么多革命。中国革命是为了江山、社稷、天下;西方革命——英国革命、法国革命、美国革命——目的是宪政、自由、独立。不同的目标,显示了不同的价值观,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了历史的走向。
美国革命的口号是:不自由,毋宁死;中国革命是打天下,坐天下。中国人造反,从来不是为了自由。无论是楚怀王的宠臣屈原,还是贾宝玉的丫鬟晴雯,即使反抗,所表现出来的精神也是:不奴役,毋宁死——不让我做奴才,我死给你看!
除了自由精神,国人更缺乏的是独立人格。之所以缺乏,是因为中国人很少有机会做人。如鲁迅所说:中国只有两种时代:做稳了奴才的时代和想做奴才而不能的时代。前者称为治世,后者称为乱世;处治世是奴,居乱世为犬。既然从未做过人,又谈何独立,遑论人格!
什么人搞政治,就会搞出什么样的政治。在西方,政治再脏也有底线;在中国,政治超越人类一切底线。美国朋友问:中国政治的底线在哪?答:底线之下。(How low could Chinese politics go? Lower.)
中国政治缺乏底线,从左右之争可见一斑。表面上看,左右两派泾渭分明:左派主张公平,右派强调自由;左派拥毛,右派反毛;左派抓汉奸,右派抓特务。在一切问题上似乎都阵线分明,势不两立。然而一涉及政治底线,两派又是那样的相像:当局判刘晓波,左派拍手叫好;有司封乌有之乡,右派欢欣鼓舞;左派的公平世界里容不下汉奸,右派的民主天堂里不接受五毛。无论是毛左还是民斗,都不想结束专制,而更想结束自己的政敌。在政治伦理上,中国的左派和右派没有区别。
在专制制度下,所有人都是奴才;政治不分左右,只有上下——上面的永远是老佛爷,下面的永远是义和团。(资中筠)
4、革命使人堕落
从华尔街的角度看,中国政治颇像一个没有退出机制的风险基金,政客则像一群永不收手的赌徒。一方面,是打江山,坐江山;天无二日,人无二主;牌要做大,事要做绝;四个坚持,五个绝不。另一方面,是将相王侯,宁有种乎;打土豪,分田地;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这台名为改朝换代的连续剧在中国上演了几千年,目前仍在维稳和维权的外衣下继续。
权力使人腐化,革命使人堕落。如果权力腐化当权者,革命则使那些追求权力者堕落。心理学研究表明,政治迫害对被迫害者心灵的摧残远大于对迫害者的影响:它变牺牲者为暴君,从而使暴政延续。长期被践踏的人本能地会想要践踏别人。对这种心态,米兰•昆德拉曾做过生动的描述:“当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曾十分崇拜那些从政治犯监狱归来的人。后来我才发现,大多数的压迫者曾经都被压迫过……被迫害往往是培养迫害者的最好学校。”
谈到革命使人堕落,反对者一定能举出许多革命使人升华的例子。其实,艾克顿说权力使人腐败,是洞见,也是概括。若苟言苟辩,掌权者不腐败的例子比比皆是,任何人都可以把艾克顿驳得体无完肤。权力使人腐化,革命使人堕落,代表了铜钱的两面,强调的都是人性的弱点。一方站得住,另一方必站得住。区别只是前者政治正确,人们乐于接受,频繁引用;后者立场暧昧,人们羞于启齿,不敢认同。
朋友告诉我,国内异议人士同海外民运分子不同,他们只是维权,并不想推翻政权。后来看到他们陆续流亡美国,一个比一个极端。
与热衷于办杂志启蒙的老流亡者不同,新一代流亡者志向远大,动辄组党、建国。他们坚决反共,主张新刁民运动,组织“唯恐天下不乱党”,希望中日、中美开战,甚至幻想游说CIA训练民运突击队,空降中南海实施斩首。毛泽东一代革命家亲力亲为,“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既不怕自己掉头,也不吝砍别人的头;今天的民主革命家则不然,他们把流血建立在别人的动脉上,把牺牲寄托在别人的头颅上。热衷运动群众,盼望天下大乱。他们革命,赌上不是自己的身家,而是别人的性命。
这些人不蠢,但缺乏底线。如果说毛左的问题是智商,民斗的问题就是人品。他们自命“口炮党”,宣称:“在专制制度下,人民有造谣的权力;”“谣言不仅可以杀人,还可以灭国;”“民运无权无枪,唯有互联网,必须利用互联网造谣,争取破局;”“要不惜一切代价把中共搞乱,让它一夕三惊。”被问及他们自己为什么不效法汪精卫,回国刺杀摄政王?经典的回答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民主是大家的事业,我已为民主坐过牢,轮也该轮到别人了。”(郭XX)
中国自由的真正敌人,是体制外的死磕派和体制内的通吃派。前者借维权沽名钓誉,造谣惑众,死磕当局;后者借维稳升官发财,欺下瞒上,里外通吃。一个撕裂社会的机体,另一个腐蚀社会的灵魂,且相互寄生,以对方的存在作为自己存在的理由。两类人的共同特点是:超越人类底线作战(超限战)。
《历史的先声》记载了共产党七十年前的承诺:打倒国民党,解放全中国;只要我上台,一定搞民主。把国民党三个字换成共产党,就是死磕派的承诺。问题是,他们也许不比别人更坏,凭什么就会比共产党更好?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上台前都张扬过民主,而后都自食其言,为什么他们就会不一样?况且,就算死磕派信守诺言,上台真搞民主,其命运也是被“更民主”的人取代。没有忠诚反对派,坚持你死我活的斗争哲学,民主政治在中国的最终走向,只能是新一轮的暴民政治。
善良的自由主义者断言,人渴望自由,专制存在的唯一基础是强制。 这并不正确。事实上,正如波兰民主之父亚当•麦克尼所说:“长期的专制会产生一种特殊的文化及相应的行为准则,它使人们不再爱好自由和真理,完全丧失人类的尊严并毫无自治能力”。 在这种制度下,真正的反叛者是极少数,而就在这极少数人中,大多数还是潜在的暴君。他们反抗暴政不是为了结束暴政,而是为了取而代之。
铁,百炼成钢;人,百炼成渣。现实生活中的人渣,多是恶劣环境的产物。
5、刁民、枭雄与革命
互联网放大了反对的声音。从网上看,中国民不聊生,似乎明天就会革命;从菜场看,国人丰衣足食,早已告别了革命。辨别哪一个是真实的中国,不需要太高的智商。稍微留意就能发现:无论谈及乐清还是庆安,无论作客VOA还是法广,活跃的,永远是那几张面孔。说他们代表中国,恐怕他们自己也不会相信。
这些面孔代表了中国社会的一个侧面——刁民。王朝初年肃反杀人,末年都搞和谐社会。刁民是和谐社会的必然产物,也是目前国内维权和海外民运的主力。一位维权领袖声称:“共产党是流氓政府;对付流氓必须刁民,老子就是刁民领袖!”此处刁民一词并非贬义,它只是对一种状态的描述。准确地说,刁民是专制制度下顺民向公民转变的必经阶段:刁民向上走一步就是公民,向下迈一步则为暴民。遗憾的是,中国人努力了三千年,几十次改朝换代,始终没能迈出这向上的一步。
难以接受刁民概念,朋友常指责我以偏概全,贬低人民。其实,三民——顺民、刁民、暴民——之说源于林语堂中国人朝儒,野道,临终归佛的比喻。若挑剔,世人可以找出无数在朝不言儒,下野不归道,临死不信佛的例子。“难道我也是刁民?” 面对此类诘问,我无意也无法回答。我只是希望,当我说人是趋利避害的动物时,你不要拿黄继光、董存瑞的故事来反驳我。
刁民是人治的产物。官不以法治国,民自然审时度势,与官斗法:你霸道,他为顺民;你宽松,他成刁民;你失控,他变暴民。刁民的缠斗会削弱政府的合法性,增加治理成本,使社会朝痞子化方向发展。一旦在博弈中胜出,刁民会迅速转变为暴民,社会遂进入无序状态。在无序状态下,中国政治变成一场流氓比赛。最后胜出的,多半是一个集厚黑于一身的超级流氓。这个超级流氓收拾暴民、一统江山,成为新的暴君。在他的淫威下,一切回到原点,中国人又重新开始做顺民。
与顺民、刁民、暴民相对应的,是清官、贪官、庸官。自古清官多酷吏,酷吏之下,人民自然驯顺;贪官善解人意,执政宽松,是培养刁民的土壤;庸官无能,纵使天下大乱,暴民丛生。走出三民主义官民博弈的唯一途径是宪政。只有在法治的阳光下,刁民才会转化为公民,从而结束中国三千年的治乱循环。
引导刁民造反的是枭雄。枭雄这种动物是中国特产,出自乱世,藏于民间。一切革命中,最具破坏性的是枭雄领导的暴民革命。暴民之所以可怕,就在于长期是顺民。能量守恒:当了太久的孙子,积攒了太多的负能量,一但乾坤倾覆,释放是天经地义的事。所以,毛泽东说:造反有理!
6、没有法治的民主是灾难
丘吉尔说:Democracy is the worst form of government, except for all the others. 只要懂英语,就不难理解这段措辞巧妙的文句中饱含的无奈——民主万恶,但别无选择。丘吉尔懂得:民主是时代的潮流,人民是政客的上帝。
在今天的中国,没有人可以反对潮流,无视上帝。小孩要吃糖,有什么错?人民要民主,有什么错?
随着共产主义理想的幻灭,中国精英告别马克思,集体改信了哈耶克。民主代替革命,成为新时代的上帝,鬼使神差,历史绕了一圈又回到五•四。如果说革命年代最大的罪恶是反革命,民主时代最不正确的事就是反民主。至于为什么革命就那么神圣,民主就那么正确?没人能够回答。
在民主问题上,左右两派不乏共识。看到民主是道德/政治制高点,双方都想争夺这面大旗。问题在于,两派当中有太多的民粹分子,他们除了民主,不认识第三个字。民粹对民主的热衷,不亚于当年红卫兵对毛泽东的崇拜。这种热衷,决定了未来中国民主的成色。
法国革命曾见证“革命的之后挂路灯”的悲惨场景——六万巴黎人被送上断头台。今天中国还没有民主,“民主之后杀你全家”的威胁已不绝于耳,对此笔者亦有所领教。也许正是出于这种考虑,独立学者端木赐香说:“现在不民主不自由,我还勉强在中国住着,觉得还可以。但是一旦民主了……我要饭也得逃亡国外去。胡适的那种冬江水冷鸭先知,我也是有的。我可不是储安平,你们民主自由了,我跟着你们走,走着走着我就没有了,消失了。”
民主再好,也是人治。君主是一个人的人治,寡头是少数人的人治,民主是多数人的人治。沿着民主的路,走不出专制的怪圈,正如沿着革命的路走不出王朝循环一样。事实上,没有法治的民主是灾难。中国的当务之急不是民主,是立规;它的问题不是缺乏民主,是缺乏规则。民主的前提是尊重生命并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自由的前提是政治自治,经济自立,道德自律。在这些条件具备之前,民主自由不仅是空话,而且是毒药。
中国传统文化中,党不是一个好词,但党现在领导一切,不容挑战;西方传统文化中,民主不是一个好词,但民主是选民的上帝,无可置疑。亚里士多德视人民为暴民,英国贵族迟迟不肯实行普选,美国国父以宪法来约束民主(宪政民主),皆反映了对民主的恐惧。谈到民主的局限,柏拉图一语中的:“如果你生了病,是到广场上找公民呢,还是找医生?”
民主需要人民素质相配合。它放在欧美是好的,放在埃及是毒药,放在阿拉伯是诅咒,放在中国会大乱。换句话说,民主并不是不好,它只是没有政客们说的那么好,那么普世。古典政治学说民主是坏东西,因为它认为民主是一群坏人(暴民)在选举;现代政治学说民主是好东西,因为它假设民主是一群好人(公民)在投票。其实,好人还是坏人,公民还是暴民,取决于教育,更取决于社会的法治程度。
五•四火烧赵家楼引进“德先生”(民主),是中国一大灾难。如果当时引进的是法治,中國或许现在已经民主。在中国政客手里,民主与革命一样,成了改朝换代的工具。如果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正途,为什么还有1949 年的共产革命?如果五•四的路走得通,为什么还会有六•四?
有几流的人民,就有几流的民主。国人在专制下是顺民,自由中是刁民, 动乱时是暴民。此乃中国亘古不变的三民主义。不建立法治社会,没有公民,革命解决不了的问题,民主照样解决不了!
人民并不神圣,民主未必万能。把信仰/主义推到极致,只会把中国再次引入地狱——对此国人并不陌生。地狱有很多入口,我们刚经过的那个叫共产主义,精英正热衷的是民主主义,此外还有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一些其它的主义。
在暴君已逝暴民未致的今天,国人最需警惕的,是主义。
7、民间与庙堂的博弈
刘晓波说:“未来自由中国在民间”,因为他置身民间;俞正声说:“未来取决于党本身”,因为他身处庙堂。其实,中国的未来既不在民间,也不在庙堂;它在民间与庙堂的博弈之间。
与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决斗不同,博弈要求一定的智商和底线。智商悬殊,难免赢者通吃;底线太低,游戏无法继续。(一方下三滥,动辄掀桌子,另一方肯定也得下三滥。)假设智商相当底线合格,博弈双方的最佳选择是:上层不杀人,下层不革命;政府完成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变,人民完成从刁民到公民的转变。
受村上春树启示,人们常把弱小的民间比作“蛋”,强大的政府比作“墙”。站在“蛋”一边,不仅政治正确,道德上更是无可非议。问题在于,墙有墙的毛病,蛋有蛋的问题:以“墙”“蛋”作为判别政治是非的标准,中国只会永陷轮回。
辛亥之前,满清曾是墙,革命党是蛋。在孙中山领导下,蛋推翻了墙,结果是百年动乱,几千万人死于非命。
本朝之前,地主曾是墙,农民曾是蛋。在共产党领导下,蛋打倒了墙,其结果怎样,蛋最清楚。(土改消灭数百万地主,十年后大饥荒饿死数千万农民。两造之间,难道没有因果?其间的恩怨是非,谁又说得清楚?)
在墙的眼里,蛋是刁民,必须镇压;在蛋的心中,墙是暴政,必须推翻。墙击碎了蛋,人肉宴席继续;蛋推翻了墙,主客易位,宴席照旧。
几千年来,墙镇压了一批批刁民,结果是更多的刁民;蛋推翻了一座座高墙,结果是更高的高墙。试看哪朝哪代的刁民,有今天维权律师专业?与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墙相比,历代王朝的城墙,不过是一道土坎。
就这样,中国人斗了三千年,几致血流漂杵,人口减半,始终不悟不悔。毛泽东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方励之说:“民主不是赐予的”;强调的都是一个“争”字。坚信对手邪恶,不屑与虎谋皮,无论毛泽东还是方励之,都没有“忠诚反对派”的概念,更不想做宋襄公式的“蠢人”。
那种认为刁民只能镇压,三天不打,上房揭瓦的说法,自然不可取。那种所谓既得利益集团不可能放弃自身利益,民主只能靠底层倒逼的说法,也是自相矛盾。因为它无异于是说,民主永无可能。既然任何在台上的人,都不会放弃自身利益,凭什么说你就会例外?你若不能例外,打倒台上的人,又有什么意义?
事实上,恰恰是既得利益集团主动让步,使人类社会得以缓慢而稳定的进步。毛泽东说,反对派不打不倒;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结果是,扫帚不仅扫走了灰尘,也扫走了文明。革命创造的问题,几乎总是超过它试图解决的问题。
华盛顿遗孀解放黑奴,不是因为黑奴倒逼,是出于自我利益的考虑;文革后大学招生、留学生出国,不是因为学生倒逼,是改革开放的需要;中国数千年农业税废除,不是因为农民倒逼,是政府衡量得失的结果;四中全会提出依法治国,也不是因为精英倒逼,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需要。
权利,有些是争出来的,如印度独立和黑人人权;但更多则源于自然的生长,是顺应潮流、潜移默化的结果。争出来的权利写在纸上,长出来的权利印在心里。
8、灵魂的自由堕落
王朔调侃:“金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今天人们不再掩饰,直言金钱就是一切。
这是一个失去底线的的国家,这是一个不信鬼神的民族。巨大的财富引起巨大的贪欲,在利益诱惑下,社会道德全面坍塌。人人反贪,无人不贪;灵魂工程师出卖灵魂;白衣天使变索命无常;律师带头造假作伪;记者玩有偿/无偿新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社会上早已无人痛恨腐败;如果有,也只是痛恨自己没有腐败的机会。
习近平、王岐山反腐,触动了众人的奶酪,成为千夫所指。然而谁都明白,不反腐,任社会这样烂下去,终究也不是一个办法。于是,在理智和利益之间徘徊,大多数人选择观望:既希望反腐成功,又不希望涉及自己。他们给习王一个机会,也给自己一点时间。
精英羞于启齿的是,他们也是腐败大潮的受益者。蒋经国打虎,民国精英一致支持,因为他们不在其中;习近平反贪,党国精英群起反对,因为自己也不干净。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中国的贪官和精英有了共识。
相比之下,他们的海外同道更彻底。不久前参加纽约一个会,主题之一是讨论如何应对中共的猎狐行动。会上几位民运精英发言,大意是:外逃贪官也有人权,如果改邪归正,愿意拿出钱来支持民运,民运应该帮助他们对付猎人。讲的人义正词严,听的人一本正经,不像是在开玩笑。无耻要修炼到这个程 度,真的很不容易。
从表面上看,精英与政府之间的矛盾,是政见主义之争:你禁言、封网、抓人,我当然反对你。深究则不尽然。中国今天相当数量的精英,与他们的民国同道不同,早已告别良知,投身腐败大潮。如果我的理解不错,孙立平所说的溃败,实际上指的就是精英——教师、医生、律师和记者——的腐败。
如果一个社会只是官吏腐败,事情还有救;但当社会的良心也开始利用职权寻租的时候,国家真的就危险了。中国精英的腐败,与贪官不同,是灵魂的自由堕落。
政权崩溃不可怕,可怕的是人心的崩溃。更可怕的,是这些什么都不信,什么都敢干的人,却狂热地相信民主。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又失去了魔鬼的管束,能闹出什么动静,恐怕连上帝都不知道。
文革之后,再无理想;改革之后,再无信仰;民主之后……?
9、毛泽东是中国的不了之劫
今天人们评论毛泽东,说法各异。刘小枫说毛是“国父”,王康说毛是“国贼”。争论没有标准,自然也无答案。其实,共产党的命运决定毛的历史地位:共产党兴,毛就是“国父”;共产党亡,毛就是“国贼”。“国父”还是“国贼”,取决于共产党能不能带领中国走出王朝循环。
那些认为毛泽东是圣人的人,必须面对几千万亡灵;那些认为毛泽东是魔鬼的人,自己多半已经走火入魔。其实,毛离我们不远;每个中国人心中,都有一个小毛泽东。(刘宾雁)
善良的人,站在人道角度,谴责毛泽东独裁。问题在于,在那个时代,谁不独裁?相比之下,北洋军阀不那么独裁,结果是被更独裁的蒋介石打倒。与毛相比,蒋多了一份仁慈,重庆谈判时蒋效法楚霸王,说:不服,回延安去,带兵来打。毛回到延安,四年之后,夺了蒋的江山。当年听余英时先生论史,说蒋一生流氓,从暗杀陶成章到软禁张学良,没少背信弃义,怎么最后就没有再流氓一次?
今天的人们,缺乏信仰,蜗居在“小时代”中,计算着彼此的含金量,很难理解毛泽东、蒋介石那一代人的故事。那是一个主义高于利益的“大时代”,属于狮子和老虎。故事的主人翁在丛林中厮杀,相信枪杆子里面的逻辑。1949年,毛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直言不讳: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蒋介石亡国,因为他亡了军。
毛泽东最具破坏性的遗产,是他的斗争哲学。毛一生好斗:与天奋斗,搞大跃进;与地奋斗,搞人民公社;与人奋斗,搞阶级斗争;直斗得抬头无亲,举目无敌。最后,搞文革,与上帝斗——“欲与天公试比高”——要创造一代共产主义新人。
文革是毛泽东的滑铁卢。毛没有败于政敌——他们要么被送进监狱,要么送进地狱——却败于人性。去掉权力斗争的泡沫,文革是毛泽东理想主义的最高表现:挑战上帝,向人性宣战。结果是人性胜利,毛泽东失败。一生致力于改造人,毛连自己都没有改变,直到去世为止,他的七情六欲,不比任何人少。“人所具有,我所具有。”(Nothing in human is alien to me)这句马克思喜欢的格言,也完全适用于毛泽东。
毕福剑事件显示,毛泽东是中国的不了之劫。爱毛的人,爱得走火入魔;恨毛的人,恨得咬牙切齿。且各有充分的理由,互不相让,随时准备拼死一战。爱憎如此分明, 社会一旦解体,后果不堪设想。不需族群分裂,不必军阀混战,仅就毛泽东功罪评价和纪念堂去留引发的冲突,就足以再上演一次文革,让亿万生灵涂炭。
10、党主立宪是出路
避免悲剧的唯一途径是宪政。这里讲的宪政不是美国宪政,是中国自己的宪政。正如美国立宪没有照搬英国《大宪章》,中国立宪也不必照搬美国宪法。世界上有君主立宪(英国),有民主立宪(美国),甚至军主立宪(南美)。今日之中国,若要立宪,只能是党主立宪。无论谁立宪,实质都是立规,以法治代替人治。淮南为橘,淮北为枳。不立足于中国现实搞自己的宪政,学美国三权分立,中国学不起。一定要学,只能是天下大乱,三国演义!
宪政的核心是限制公权力(Power),保护私权利(Rights)。但是,限制公权力必须以不瘫痪政府为标准,保护私权利必须以不破坏社会稳定为限度。无论是民不聊生还是官不聊生,都是宪政的失败。
宪政学者刘军宁说:宪政就是限制政府,把权力关进笼子。这话只说对了一半。动物不是都在笼子里。宪政不仅要防止权力的任性,也要警惕野心的冲动。民国初年宪政失败,袁世凯霸道固然是原因,孙中山掀桌子也有责任。从一个立志改造中国的热血青年,到一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冷血职业革命家,孙中山开启了中国近代史百年动乱的先河。
对处于弱势的反对派来说,最危险的,就是在强者退让时得寸进尺。毛泽东1956年提出双百方针,宣布大规模疾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如果民主党派不对之以“党天下”、“轮流坐庄”,中国也许已经进了一步。同样,六•四前夕,新闻立法,党政分家,政治改革刚提上日程,广场上却喊出了打倒邓小平的口号。
国人修养的最高境界是宽容。但宽容只是不跟异议者一般见识,不把自己意志强加于人。多元则是承认异议者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讲的是条条大路通罗马,自己活,也让别人活。
宪政是高智商者之间的博弈,它的灵魂是妥协。在历史的转折关头,往往是进一步山穷水尽,退一步海阔天空。这里的进退,不仅对庙堂,对民间也同样适用。宪政是权力和野心的自我约束,是强者与弱者的共和。
结束语:民运是中共党史的最后一章
据网络和官方媒体证实,中国大批维权律师近来被警方拘留。事件引起国际关注,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资深议员、人权事务小组委员会主席史密斯议员7月10号发表声明说:“中国政府逮捕的这些维权律师是中国人当中最有智慧、最勇敢的一批人。”第二天,7月11日,人民日报新华社刊文《公安部揭开“维权”事件黑幕》,指责死磕律师是中国许多群体事件的幕后黑手。
死磕律师到底是什么人——勇士还是黑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为一个群体,死磕派的终极目标是人权还是政权?若是前者,事件是当局之过——误判形势,过度反应;若是后者,求仁得仁,无人之过——只要共产党还不想下台,今天不抓人,明天就得杀人。
2003 年“公盟”成立,以维权律师为首的自由派开始有组织维权,倒逼政府,结果不但没有扩展公民社会,反而事与愿违。民间施压压到今天,自由空间越压越小,把自己都压到监狱、海外去了。的确,维权律师曾是律师界最优秀、最富同情心的一批人,但他们无法摆脱革命的引力。在与邪恶的斗争中,部分维权律师堕落为死磕律师,从法庭走向街头,推墙沉船,寻衅滋事,把敏感事件炒成政治事件,把自己变为社会运动领袖。
信奉你死我活的斗争哲学,与当局死磕,是维权运动的不归路。其实,自由派不折腾,中国只会更自由。在专制制度下,民主越争越少,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道理很简单:执政党没有自信,杯弓蛇影,动辄使用国家暴力;反对派缺乏自制,不搞政治则罢,搞则必想取而代之。一方的逻辑是:你迫害我,我当然反对你;另一方的逻辑是:你要我死,我自然不会让你好活。谁的逻辑更正确,我不知道。但我肯定知道的是,如果反对派真能动员一百万访民上街,人们一定会再看到坦克。
人是会变的,抗争者亦不例外。刘晓波没有敌人,他的传人余杰出国后指责王康有三个父亲(薄熙来、温家宝、蒋介石),骂刘再复,批方励之,写《中国教父习近平》,满眼皆是敌人。许志永相信阳光宪政,倡导绝对非暴力;他流亡海外的同道滕彪却一反初衷,宣称革命是中国的出路。梁启超说,满清政府是制造革命的大工场。了解余杰、滕彪在茉莉花革命后遭遇的人,不难理解他们立场的转变。平心而论,今天中国许多革命者是被维稳“维”出来的。他们开始并不极端,也曾与革命告别;只是因为长期受不公正对待,最后才重新拥抱革命,变成了自己曾反对的人。
我们这一代人是喝狼奶长大的,早已习惯了狼的思维。毛泽东改造人性,要创造一代共产主义新人,我们成了试验品(白老鼠)。试验失败,新人没有变成,旧人又回不去了。我们嘲笑王秋赦,其实自己也是运动员。中共文化本质上是一种运动文化,建国以来搞了无数次政治运动。对这些运动,我们参与过、热衷过,但终于厌倦。想结束这种生活,于是我们搞起了民主运动。做为这一运动的早期参与者,我曾认为通过民主运动,死磕当局,中国就会民主。事实证明这是一条错误的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民主是运动不出来的。以共产党的方式去运动民主,我们只会越运动离民主越远,越折腾离共产党越近。
作为共运的反动,民运是中共党史的最后一章。换句话说,作为共产党政治文化的衍生物,不是民运结束了中共的运动史,是中共的运动史结束于民运。
(2015年7月23日于普林斯顿)
转载自 独立中文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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