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7月29日星期三

李咏胜:兼论习近平反腐的末路与中国模式的末路



中国模式与中国模式的腐败经济学解析——兼论习近平反腐的末路与中国模式的末路





善良的人若是对政治冷漠,就要给比自己差的人来管治,作为惩罚。 ——柏拉图






一、中国模式走红的是是非非
    
近十年来,中国知识界关于中国模式问题的论争,犹如洪湖水浪打浪,至今浪涛依旧。据百度文库告知,截止目前为止,有关中国模式问题的论文有999260多篇,著作310多部。其规模在近代史上,已是空前绝后。而这其中最为当道得势,也最为蛊惑人心之论,便是将西方经济学家提出和赞同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中国模式(即,政府干预经济),转换成一个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政治体制模式,再反过来作为一个与西方挑战,与普世价值相抗衡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武器。由此不难见出,这场由西学东渐而来的中国模式问题之争,已经超越了究竟有无中国模式和中国模式是什么的学理范畴,而演变成一场围绕中国经济为何得以崛起,中国该如何崛起,中国将向何处去的大是大非之争了。因而从这个角度上看,只要所谓的中国模式还存在,这场没有硝烟的论争就不会停息。
    
而我之所以要重新审视中国模式问题的原因,是由于我在大致了解了上述汗牛充栋的各家高论和皇皇巨著之后,得出一个“虽千万人我往矣”的结论:由西方发源流向中国,再经过中国“金身镀造”之后,又转身流向西方的所谓中国模式,是西方人由于被中国经济崛起之后的滚滚黄金白银晃花了眼,而产生出来的一个非理性认知和虚假命题。因为他们只看到了中国经济崛起那光鲜靓丽的一面,没有看到中国经济崛起后面那充满血腥和丑恶的一面。而与之相反的是:中国经济的崛起,是与腐败共同崛起的;腐败是中国经济崛起的首要推动力和生产力;中国经济崛起的规律和奥秘是小腐败小发展,大腐败大发展;没有腐败不发展;反腐败更不发展。中国经济崛起的核心和实质,是由权力和金钱的“看不见的第三只手”操纵和垄断市场的腐败经济学。所以,根本就没有一个对西方具有正面参照价值的中国模式存在。
    
故而,如果硬要从中国经济崛起的华丽表象之中,推演出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中国模式,那就只能是一个带有中国特色的腐败经济学模式。由此,本文随后将对它伴随中国经济崛起而崛起的原因及其整个发生、发展过程,进行客观的透视与解析,并对它给国家和民族带来的灾难性破坏,进行理性的揭露和批判,以防止这种经过“政治镀金”后的理论“黄祸”继续浩荡回流,危害文明世界的正常秩序。
    
A、“9.11事件”与中国经济崛起之谜
    
本来,本文论说的主题是中国模式问题与它的腐败经济学问题,因而开篇当紧扣论题说起,但由于在我的视野中,几乎所有的中国模式论说者,都是从中国经济的崛起而大论特论所谓的中国模式的,而闭口不谈中国经济崛起的曲折过程和赖以崛起的国际大环境。更有甚者,则是直接从洋人那里接过中国模式的流行话题,进而去反复论证中国经济崛起的制度优越性和它的奇伟瑰丽之功。以致让世人产生这样一个虚幻的感觉:似乎由中国经济崛起,是在与当今世界现代化大潮没有交流融汇的情况下,完全凭借所谓的“制度创新”而“自立、自强”发展壮大起来的。因而,有必要从中国经济何以崛起的原因说起。
    
事实上中国经济的崛起,尽管与中国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有着极为重要的联系。但如果没有恰逢其时地赶上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快车道,尤其是没有“9.11事件”之后中美关系进入“黄金十年”所带来的双边贸易大发展,及其西方国家随之而来的对华投资和技术投资热潮,那么原本处于一无金融资本滚动,二无现代产业技术支持,三无现代经济管理人才的中国经济,要在短短几年之内由侏儒变巨人,就无疑是一个新的天方夜谭了。以此可见,那些撇开国际经济大环境和中美关系的影响和作用,而单方面论说中国经济崛起的论者,从一开始便离开了客观求实的研究态度,甚至是背道而行了。
    
众所周知,中国经济在“十年文革浩劫”时期,已经处于崩溃境地。而它后来之所以能够绝处逢生,是由中共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开始的。而中共当时实行的所谓“改革”,其实就是改掉按照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高度专制集权的国家管理体制;所谓“开放”,其实就是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打开国门,开放市场。两者合起来的治国之策,就是由建政初期施行的向苏联“一边倒”,改变为向美国“一边倒”。对此,邓小平说:“二战后跟着苏联跑的国家都很穷,跟着美国跑的国家都富了”。而胡耀邦则指出:“改革就是退步。”其中两者的意思都是一个,只有退到建政之初的起点上进行改革、开放,与美国搞好关系,中国才能富强。所以,中国此后实行的一系列政治改革和经济建设,则正是在以美国恢复外交关系以后的国际大环境下进行的。以致从79年至99年的20余年间,中国经济在与美国及西方国家的双边贸易和对华投资及技术援助之下,很快就焕发出了蓬勃的生机与活力。
    
然而,这种好势头到乔治.布什就任美国总统之后,便出现了极大的逆转。首先是美国将与中国的“战略伙伴关系”,改变为“战略对手关系”,并采取了一系列遏制中国发展的措施和手段。其次,是分别加强了日本与台湾及南海诸国的合作关系。并在台海形势趋于紧张的情况下,在国际上公开放言:“一旦台海出现危机,美国将强势介入”。而在“9·11事件”发生之前,由于相继发生了美机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事件和中美南海撞机事件,从而使中美关系处于敌对和战争状态的边缘。两国之间各种交流几乎陷于停顿,甚至倒退,中美双边贸易随之大幅锐减。进而使刚刚展现强劲发展势头的中国经济,又处在了危机与困顿之中。
    
而“9.11事件”,本来是极端伊斯兰教组织者本.拉登发动的对美国本土的恐怖袭击事件。这次事件对美国来说,虽是头等大事,可对中国来说却任何关系也没有。但奇妙的是,却正是有了“9.11事件”的客串与搭桥,使面临困境的中美关系由此化险为夷。其原因是该事件突发之后,由于中国政府在最早时间内向美国政府和人民表示了极大的善意和问候,并阐明了中国支持美国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的严正立场。从而使小布什政府很快转变了对中国所持的立场和态度,重新开始与中国建立以国际反恐为目标的战略伙伴关系。对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郭宪纲说:“‘9·11事件’虽然给美国造成了巨大的创伤,但却让中美关系走出了低谷,告别了冷战后的冰点时期。美国从此开始将恐怖主义视为头号敌人,并主动开展与中国的合作。‘9·11事件’是美国之祸,却是中美关系走出冰点的契机”。(1)
    
这个契机反映在中国的经济领域,就是美国及其西方盟国随之加大了对华直接投资,中美双边贸易迅速成倍增长。据国家有关部门统计:“9.11事件”发生的2001年,中美双边贸易额为804.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8.1%;中方出口额542.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4.2%,中方进口额262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7.2%;中方顺差297.4亿美元。而到了2007年,中美双边贸易额为3021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5%。其中,中方对美出口2327亿美元,增长14.4%,占当年中方出口总额的19.1%;自美进口694亿美元,增长17.2%,占当年中国进口总额的7.3%。中方顺差1633亿美元,增长13.2%。其中仅此6年时间,中方出口顺差就增长了5倍多。
    
而此时中国经济的GDP增长率,则是出现一路飙升之势。2001年中国经济的GDP增长率为10,965,517元(人民币),1,324,818元(美元),增长率仅为8.3%。但到了2007年,即为26,581,013元(人民币),3,495,664元(美元),增长率达到了14.2%以上。也就说在“9•11事件”发生后的6年间,中国经济的GDP增长率增加了6个百分点,创造了一个世界近代经济史上的奇迹。而这一点,时任外交部长李肇星尤其认识殊深,他说:“有人说‘9•11’事件救了中美关系,这有点儿言过其实,但也不是一点儿道理都没有。没有‘9•11’事件,中美关系肯定也会好转,只是时间可能晚一些,因为中美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太多了。这一事件只不过给中美关系转圜提供了一次机遇”。(2)
    
总之,通过以上大量客观的数据证明,“9.11事件”对中国经济崛起产生的推动力和促进作用是巨大的。对此,尽管很多论者不愿意面对和承认,甚至试图将中美关系趋好后的国际经济大环境,也极力淡化和抹去,以此彰显中国经济崛起的自主性与独立性。然而这样非但没有提高中国的形象和地位,反而给人留下一个狂妄负义的口实。而关于中国经济崛起的问题,记得笔者数年前曾与一个被称为民间智者的老人,有过一次面对面的交谈。在他看来,中国经济能够取得今天的巨大成就,一是日本人帮了大忙。理由是89政治风波之后,美国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是日本最先向中国提供了近百亿美元的直接投资和做了数百亿美元的机电产品生意,使已经陷入停顿的中国经济走出了困境。二是本.拉登帮了大忙。理由是他对美国的恐怖袭击,反而促使美国改变了它对中国的遏制政策。进而在美国的带动下,使世界18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参与到了与中国做生意和投资的热潮中。虽然,他的观点和认识并非不无偏颇,但道理却是真实存在的。因为事实上,如果没有“9.11事件”的突然发生,中美之间由摩擦和对抗而擦枪走火,甚至走向战争状态,不是没有可能的。倘若这样的话,中国哪里还有力量进行经济建设,更谈何崛起了。
    
B、中国模式在西方的兴起和走红
    
客观地看中国模式,其实它与所有困扰和危害中国百年的各种“主义”一样,都不是中国土生土长的,而是外国人生产出来的“西洋镜”。2004年,也就是“9.11事件”之后的第三年,由于中国经济JDP的连年增长,中美双边贸易的不断攀升,引起了西方经济学家的重视。美国高盛公司顾问齐舒雅.库珀.雷默在英国智库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一篇题为《北京共识》的文章(此君后来被聘为清华大学教授)。在这篇文章中,雷默认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是由于政府的干预作用带来的。因而提出了一个与《华盛顿共识》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式:中国模式。随后,美国著名左派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也在不同文章中肯定了中国模式的提法,其原因是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符合他提出的“政府干预经济”的主张。(3)

再随后,美国著名左翼学者马丁.哈特.兰兹伯格和保罗.伯克特于2005年在美国《每月评论》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解读中国模式》的文章,称:“中国后改革时代的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许多进步主义者视中国为一种发展模式。这一模式的经验表明,在现存世界的资本主义的制度下,存在一种可行的、可资选择的经济发展模式。尽管这一模式并没有得到绝大多数进步主义者的广泛认同,但是许多主流的经济学家还是将中国的发展视为一种模式”。(4)

至此,由雷默率先提出,左派经济学家、凯恩斯主义者呼应,及至右派经济学家也转而赞同的中国模式,就这样逐渐升温,形成了热门话题。美国加州大学历史学教授杰弗里.瓦瑟斯通曾对此感叹说:“是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强行闯入了我们的意识”。
    
西方经济学家缘何提出和赞同中国模式
    
关于这个问题,知识界近几年来一直争议不断,各种看法人言人殊,莫衷一是。但其中最有代表性,又占有话语权的看法,当数国内那些所谓的毛左派经济学家。因为在他们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视角和视线之下,西方经济学家提出和赞同中国模式的原因,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创造出了一个令世界瞩目的“中国奇迹”,和走出了一条以西方发展道路不同的“中国道路”。因而,使他们不得不面对中国经济崛起这个事实,并正视中国模式后面存在的制度优越性。所以,他们肯定中国模式,是出于尊重中国崛起这个已然事实的不得已。这些人中,自改革、开放以来就竭力鼓吹将国家资产权贵化的香港经济学家张五常,就是持这一看法的代表人物之一。为此,他甚至不惜到全国各地兜售自己的这一观点:“世界的趋势是欧洲学美国,美国学中国!”
    
而我的看法则与之大不同,西方经济经济学家由长期推崇“华盛顿共识”,转而赞同一个对他们来说仅此是根据传言和感觉,而非真实了解了的中国模式,其中必定有着它深刻的社会背景和原因,绝不会向他们想象的那么单纯和幼稚。而这个深刻的社会背景和原因,就是由于西方国家多年推行的“华盛顿共识”,已经失去了它的影响和作用,致使西方经济普遍衰退,民众生活质量下降,社会福利逐渐减少,社会问题日趋复杂化,由此而产生出来的社会要求变革的躁动情绪。本来“华盛顿共识”是苏东剧变之后,由美国经济学约翰.威廉姆森(JohnWilliamson)提出,而后被广泛认同和遵循的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模式。其目的是为了帮助东欧和拉美国家由社会主义转入繁荣的资本主义, 而制定出的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其内容包括“国企私有化、取消对企业的管制、金融和贸易自由化、削减公共福利开支以及防止通货膨胀”。其中,它的显著特点,就是主张政府的干预最小化,快速私有化和自由化。
    
虽然,“华盛顿共识”由此成了全球主流的发展理念,但由于它在俄罗斯、波兰等国家的转轨经济过程中出现的失误和失败,给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了由依赖性而丧失独立性的阴影。更主要的是它提出的在经济中政府干预最小化的主张,和只关注增长,不关注贫困和平等以及低福利等方面的政策,使西方经济也随之受到了影响和制约,甚至阻碍了西方经济的发展。而这些问题的存在都对“华盛顿共识”的可行性形成了挑战。从而,使他们想探索和建立一种能够适应新的市场制度,以加快经济增长的新途径。于是,在这种大背景之下,西方经济学家蓦然发现中国经济的崛起,原来是采取与“华盛顿共识”相反的政策造成的,顿时像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似的,产生了太多窃喜之情和溢美之词,就是不难理解和想象的了。
    
中国模式在西方的大合唱
    
于是由此伊始,西方经济学家为打破“华盛顿共识”的桎梏,而提出的参考模式:中国模式,就这样成了西方社会的流行话题,并形成一个左、中、右各派都赞同、叫好的舆论热潮。一时间,各种媒体上有关“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的话语都消失了,中国模式的文章频频出现在要闻和显著位置上。对此美国一家媒体追踪机构通过调查的数据证明说:“中国作为一个经济超级大国的崛起,是过去十年人们阅读最多的新闻故事,超过了伊拉克战争和“9.11”事件”。
    
而在这场西方关于中国模式的热炒中,美国新闻媒体表现得尤为起劲和出色。2005年,美国三大报刊同时推出关于中国问题的文章,就是一个例子。5月9日,美国《新闻周刊》以《中国的世纪》为题,对中国经济的崛起做了多角度的解读;6月20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以《中国的挑战:崛起的大国对美国意味着什么?》为封面文章,宣称:中国正在从一个缺乏生机的经济体变成世界上最具活力的市场;6月27日,美国《时代》周刊以《中国的新革命》为总题,刊载了超过20个版面的大头文章,其中分别对中国模式和中国崛起给予了肯定。在此组报道中,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彭斯甚至感叹说:“我们从未见过像中国那样规模庞大的经济体,在一段时间内以如此强劲的步调增长,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独一无二”。(5)
    
及至2008年,由于中国在席卷世界金融危机中,进一步发挥出了政府干预经济的强势作用,使中国经济依然保持着增长势头,使热议中国模式的话题再度升温,以致连一些政治学和社会学方面的著名专家、学者,也参与其中。由此而使有关中国模式的评说,越说越远离中国实际,越说越玄乎,越说越像中国人的“说聊”。2009年,英国伦敦经济学院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马丁.亚克在其当年畅销欧美的书《当中国统治世界的时候——中央帝国正在崛起,西方世界走到头了》中,竟然这样预言:“我们习惯于西方化甚至美国化的世界,不能想象若非如此世界将会怎样。但是中国的崛起将推翻对何为现代化的‘西方式’看法,借助GDP‘无情的手段’,中国将在政治和军事上成为全球最强大国家”。(6)
    
另一个以总结中国模式著称的人物,是美国著名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他在其新著《中国大趋势》一书中进而认为,中国正在创造一个崭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这是一种可以称为“纵向民主”的模式-——政府自上而下的指令与人民自下而上的参与所形成的新政治模式。这一模式将以难以令人置信的力量影响整个世界。美国著名政治学家、“软实力”概念的提出者约瑟夫.奈,进而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仅使发展中国家获益巨大,中国的特殊发展模式包括特殊的民主方式也被一些发达国家称为可效仿的模样,更重要的是将来,中国倡导的民主价值观、社会发展模式和对外政策做法,会进一步在世界公众中产生共鸣和影响力。”(7)
    
而在这其中,最令世人感到惶惑不解的事,就是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的参与和言说了。2009年8月26日,日本政论杂志《中央公论》年在9月号以《日本要直面中国世纪》为题,刊登了福山接受该刊专访的文章。其中,福山是这样论重新描述他的“新中国观”的:“近30年来,中国经济令人惊异的快速发展体现了‘中国模式’的有效性,一般认为有望再保持30年的增长。”福山甚至认为:“客观事实证明,西方自由民主可能并非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点。随着中国崛起,所谓‘历史终结论’有待进一步推敲和完善。人类思想宝库需为中国传统留有一席之地。”(8)这也就是说,由于他认同了中国模式的存在,而改变了自己的重要观点和立场:——历史并没有终结。
    
当然,西方社会对中国模式的认识和看法,也不是都说好,不说坏的。比如: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黄亚生就明确指出,所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实质是“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9)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则认为:“邓小平所提出一系列理论观点都只不过是为中国脱离社会主义发展轨道的借口,改革开放的初衷就是要脱离社会主义,引进资本主义,改革的结果是独裁主义控制下的特殊类型的新自由主义。”(10)而美国政治风险专家伊恩.布里默(Ian Bremmer)在其新著《自由市场的终结:谁将在政府与企业的战争中胜出》中,也明确指出:“国家资本主义模式的首要国家是作为领导者的中国以及其他一些集权主义的国家,这些奉行国家资本主义模式的国家控制了全球大量资源,这些国家的政府在经济活动中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中国式国家资本主义,是全球的最大威胁。”(11)显然这些,无疑是与西方主流舆论导向截然不同的清醒睿智之见。然而相同的是,他们毕竟还是随了大流,认同了中国模式的存在。
    
至此,中国模式在西方兴起和走红的来龙去脉及其状态,轮廓已经清晰了。这即是:他们所有对中国模式的言说和评论,都是从中国经济崛后,国家富强了,有钱了,这一“光鲜点”,来重新打量中国,看待中国,评说中国,赞美中国的。其实,也就是以成败论英雄的。换句话说,就是他们对中国模式的认知和把握,从一开始,便是从中国经济崛起这一表象出发,来对中国进行“评头品足”的。而丝毫没有用智慧和道德良知去问一问:这些钱是从何而来的?用什么手段得来的?抑或这些钱的来路是不是道义的?这就不难见出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和认识,显然是很势利和很片面的。甚至,是与亚当.斯密自由主义经济学所包含的价值评判截然相反的。因而所形成的观点和看法,都是与真实的中国,与中国经济崛起的真实,相去甚远和格格不入的。其中包括约翰.奈斯比特,弗朗西斯.福山这类饮誉世界的著名政治学家在内,也概无例外。
    
C、中国模式的“西洋镜”在中国的走红和异化
    
客观地看,中国模式这个由西方经济学家生产出来的“西洋镜”,昂首阔步进入中国知识市场,并形成走红之势,是2008年冬天。也就是说,是在中国取得如下三个“光鲜点”的情况下发生的事情。一是中国经济2007年JDP增速达14.2%,创下史前最高纪录;产值达到3,495,664美元,形成超德赶日的强势。二是由中国举办的北京奥运会,万国来朝,盛况空前,世界瞩目,大国形象开始凸显。三是在2008世界金融危机之中,中国经济在政府的强势干预作用下,增速不退反升,显示出了中国雄厚的经济实力和极大的发展后劲。或者反过来看,如果不是由于有着以上三个“光鲜点”为之撑大了面子,鼓囊了腰包,挺起了腰杆子,否则它无论再神奇,也是不可能被这么高调“请进”高堂学府,奉为“理论国宝”的。比如此前的2005年8月,也曾经在北京召开过“‘北京共识’与中国模式”研讨会,可由于那时没有这些精神底气撑持的缘故,因而未能形成大气候。
    
2008年12月28日,由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办的“人民共和国60年与中国模式”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召开,这是近代中国知识界发生的一个大事件。同时,也是中国模式由西方“进口”转入中国“内销”,开始进入“中国特色化”和“意识形态化”的“镀金打造”,而后再企图向西方“出口”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关于这次会议的重要性,会议主持人和发起者之一潘维在开幕词中,是这样开宗明义的:“中华民族在60年的人民共和国期间取得了震惊全球的进步,走出了一条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中国模式已经呼之欲出···对‘中国模式’的总结,是对中国发展奥秘的寻找,是对世界因中国重返世界强国舞台所做呼唤的一次回应,也是形成具有独立性、敢于向西方挑战的现代‘中国学派’的重要的一步”。(12)
    
此时,当我们面对着次会议的主题,再回头查看一下雷默提出的“北京共识”,便不难发现他为中国模式给出的三个定理:“其一,创新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和持续进步的手段;其二,集中改善人民生活质量,化解和处理发展过程中的社会矛盾;其三,自主发展,使用影响力把想要踩踏自己脚趾的霸权大国挪开”。(13)而在他的阐述性文字中,甚至干脆把中国模式称之为“新物理学”。可见他关于中国模式的定义,是经济学概念的适用范畴。而当它一脚迈进中国知识界的大门,就完全异化变质了,成了一个与“人民共和国”私生出来的政治学概念。这其中逻辑慨念的转换,就与中共当年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后,所私生出来的“马克思加秦始皇”或“穿西装的秦始皇”一样。而正是由于这个逻辑概念的成功转换,从而向社会传递出这样一个强信息:中国崛起之后,是毛左派“中国学派”的崛起。
    
同时在这次会议上,作为“中国学派”领军人物的潘维,是这样为中国模式定型、定格、定调的:“当代中华体制规模宏大,亦可称为‘鲲鹏模式’。民本政治如首脑,社稷体制如躯干,国民经济如翅膀。如此中国模式,以较低的代价形成,后来居上,前30年迎风破浪‘激水三千里’,后30年驾着苏联模式和美欧模式的两股旋风冲天而上。”(14)而来自美国丹佛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美中合作中心的赵穗生教授,还凭借自己的西学优势,将中国模式作了普世价值的转化:“中国模式从所有要素来讲都可以应用。中国这些年的发展,已经使人们认识到,中国有一个有迹可循的模式,不仅仅是30年,而且可以解释60年,而且这个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用于其它国家,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中国模式也是学习了很多其他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经验,包括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等方面的理论和政策。(15)
    
这次会议,由于50多位参会者,都是来自海内外一流大学和研究机构的著名专家、学者,并均在会上发表了关于中国模式问题的演讲和论文,因而被媒体称为是中国模式在国内正式登台亮相的造型会议。会议由于准备充分,收到的学术论文多达17,303份,堪称为学术史上之最。而这些论文经过编选为《《中国模式——解读人民共和国的60年》一书出版后,转身就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选人旨在向世界传播中国声音的“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向国内外发行。从此不难见出,由这次会议为人民共和国量身打造出来的中国模式,对社会的影响和震动有多大了。在此,有必要提及一下这次会议的另一个成果:中国梦。因为实际上,中国梦这个创意和构想正是在这个会议上,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丁宁宁率先提出来的,他说:“中国的有一些做法对西方、对全世界都有启示,有一个‘中国梦’的可能。不要忘记美国是一个梦,如果不能突破美国梦,就没有‘中国模式’”。(16)尽管他的这个提议,当时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和认同,未能与中国模式同时“横空出世”,而要等到习近平登基执政之后,才被视为新的“理论国宝”而堂皇打造出来,成为指导和引领中国政治走向的方向和指南。但也决不能因为它晚生一步,而忽略了它与中国模式之间本是同根生,具有相互依存,互为表里,政治取向和目标一致的“兄弟情结”。
    
总的来看,由于这次会议的成功召开,拉开了中国模式由进口转内销的舆论大闸。于是随之而后,关于中国模式的话题逐渐在社会上热乎起来。2009年8月24日,《人民网》“中华共产党新闻频道”,首次以“中国模式,人民共和国60年的成果”为专题,全面报道了和肯定了这次会议的研究成果。2009年12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中国模式”问题研究述评》的文章,文中除了正面报道中国模式的命题、定义及其研究方向外,还对中国模式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对建国60年来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高度概括和总结,是立足于中国国情的灵活创新模式等提法给予了认同。这是中国模式自“中国学派”提出后,官方由不支持和响应,态度暧昧,转向逐步认同,并公开宣传传播的开端。于是自此开始,关于中国模式的话题,便很快成了社会的“兴奋点”和“亢奋剂”,其走红程度和社会影响程度,都远远超过了西方。于是由此之后,一场重新给人民共和国60年镀金、美容、化妆,再现“伟光正”高大形象,进而给平民百姓重新洗脑的理论宣传教育活动,随即在全国兴起,并频频出现在各种大小媒体上,以致连中小学生的课堂也无从幸免。
    
再之后,2011年7月5日,国内各大媒体同时推出“人民日报刊文肯定中国模式,称其核心为中国制度”的文章。2013年1月12日,《人民日报》再度发表王义桅《中国模式正在打破“普世价值”霸权》的文章。文中称:“历史上,西方拥有普世价值(文明)梦,中国拥有天下大同梦。在新的时代,世界需要中国梦,因为中国模式正在丰富普世价值内涵。通过复兴我们的原生文明——催生中华文明中海洋文明的种子而走向海洋,包容西方文明——通过摈弃西方普世价值神话而塑造人类共同价值体系,创新人类文明——通过引领‘后西方时代’以实现人类文明永续发展,从根本上确立中国作为世界领导型国家的道统”。至此为止,由西方进口而来的中国模式,通过体制内知识分子的踊跃参与,通力合作,精心打造,完美施工之后,已经趋于完善和成熟,开始正式走上政治舞台,成了中共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反过来作为挑战西方,与普世价值抗衡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武器。
    
但即便这样,这场持续5年之久的中国模式舆论热潮,不但没有随着习近平的上位而有所降温,反而呈现出更热火的劲头。2013年6月,求是杂志主办的《求实理论网》以“究竟什么是中国模式?”为题,重点推出介绍该杂志社总编辑王天玺编著的《中国模式论》一书。并以编著按的形式,对该书在当代思想理论界的贡献作了肯定。其中称:“中国模式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模式把中国推到了世界文明舞台的中心。全人类的目光“聚焦”中国模式,中国模式已成为“世界第一新闻话题”,成为国际热议的重大政治和理论话题。但偌大的中国,尚无中国模式的学术专著。《中国模式论》填补了这个理论空白,为掌握中国模式的世界话语权奠定了基础”。
    
而在这本书中,作者的突出贡献其实就是按照习近平的施政纲领和路线,划出了一幅精细的“中国模式图”:即它的5个是:“一是一条道路,即中国社会主义的科学发展之路;“二”是实现两大目标,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振兴和社会主义胜利前进;“三”是坚持党的领导、依法治国和人民当家作主三者有机统一,实现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人民利益三者有机统一,注重改革、发展、稳定三者有机统一;“四”是实行四大制度,即人民代表大会制、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民族区域自治和基层民主自治;五是建设五大文明,即建设经济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明”。(17)这是截止目前中共最高级别的学者型官员,为中国模式所编著的的权威性定论之作,也就是中国模式的模式论了。可这还不够,新华网紧接着又推出人民日报的评论员文章《习近平打造中国模式2.0版》,文中称;“时代在呼唤一个新的中国模式。习近平上任两年来,着力打造中国模式的升级版,这就是中国模式的2.0版。”而这,即是当下正引领着中国政治走向的习近平版本的中国模式。
    
概而言之,中国模式走红中国之后,就这样异化变质,变为彻头彻尾的“中共模式”和“中国后极权模式”了。
    
二、中国模式解析
     
话说今日中国的整个社会形态,虽然从本质上看,委实如北大教授资中筠老人一语洞中的那样:“一百年了,没有变化。上面还是老佛爷,下面还是义和团”。
    
但由于中国自79年再次打开国门之后,毕竟还是让众多的中国人看到了外面的阳光和日出,有了不愿在被骗和自骗的轮回中苟活下去的自觉与冲动。尤其是随着互联网这个“信息活佛”的广泛进入普通百姓家庭,使中国几千年来没有社会存在,只有专制制度存在;几十年来没有社会存在,只有“主义”包藏着的专制极权制度存在;只允许私民存在,不允许公民存在的非人道状况,得到了一定的改变,有了一个可以舆论是非的虚拟社会。因此,当中国模式的罂粟之花开满媒体的时候,人们还能够在这个虚拟社会里,看到许多有良知的国内外知识分子对中国模式说“不”的文字。而这,即是中国模式的显著之处——不准任何人对它“说三道四!”
    
2010年4.月3日,清华大学历史学著名教授秦晖,在《财经观察报》发表题为《有没有“中国模式”?》的文章。这是体制内天良未灭的知识分子,开始对中国模式作出回应与应对的一个信号。在这篇文章中,他说:“我觉得中国模式其实是个比较出来的概念,如果我们把某一类国家归纳出什么特点,而这些特点中国没有,同时中国又有一些东西是那些国家都没有的,那大概就是中国模式了。”(18)而这个其他国家没有,只有中国有的东西,就是:劣币驱逐良币;低人权优势;没有自由与福利。其话语挑明了说,就是没有一个具有正面价值存在的中国模式。如果有的话,就只能是一个负面价值极大的中国模式。随后,又在《中国模式的崛起对中国并非好事》一文中,明确指出:“我们都希望中国崛起,可是如果中国的崛起是一种以十八世纪的资本主义战胜二十一世纪的资本主义的方式实现的话,对世界可能不是好事,那么对中国是好事吗?我觉得我们现在的竞争力,很大程度上,用我的话讲就是靠低人权优势发展实现的。这个低人权优势的前提是人家享受的权利比我们高,如果人家都搞血汗工厂,那我们会怎样呢?”(19)
    
紧接着,已故著名思想家和政治学者陈子明,于10月19日在《战略与管理》上发表《谈谈“中国模式”问题》的文章。文中以他作为当代思想家的敏锐洞察力,深刻指出了这场关于中国模式问题之争的重要性:“在我看来,当今的世道并没有出现类似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那样剧烈的变化,国际秩序也没有面临新的革命形势,但是一部分中国人的心态确实发生了变化,有些飘飘然了。由于硬实力(核弹头和航母)与软实力(理论感召力和文化产品输出输入比率)的欠缺,‘中国模式’目前尚不具备‘折腾’世界的能力,却已经具有了不可忽视的‘折腾’中国自己的可能性。毛泽东的‘穷折腾’持续了大约二十年,眼下正在开张的‘富(?)折腾’,有可能持续更长的时间。所以我部分赞同厚泽先生,‘中国模式’问题是关系到中国(不是世界)前途与命运的大问题,国人必须严肃对待。”(20)从而,向已经对政治性冷漠的人们发出了对中国模式的预警信息。之后,又跟进发表了《从另一个角度谈谈“中国模式”问题》的文章。文中除了深刻指出了这场论争的性质和特点之外,还否定了中国模式的存在:“在‘大跃进’失败五十年、‘文革’失败三十年之后,‘中国模式’得以卷土重来,是基于‘中国奇迹’的出现。为了反驳‘中国模式论’,有的人不承认“中国奇迹”,说这是统计局编造出来的。这种反驳方式不可取。统计数字固然可以怀疑,但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大趋势是编不出来的。‘中国模式论’者抹杀印度和前苏联东欧国家在1990年代以后的经济增长,我们不能学他们的样子,反过来抹杀中国的经济成绩。我们要否认的,是把‘中国模式’作为‘中国奇迹’的原因。”(21)
    
再接着,《南都周刊》于8月17日,发表严剑《是中国模式还是中国想象?》的文章。文中以中国经济崛起的恶性生存状况为据,尖锐地揭示出中国模式的荒唐性与欺骗性:“中国的经济增长不过是全球资本主义在二战之后一个长周期扩张的一部分而已。如果有什么独特之处的话,则是中国政府在压低企业成本、政府成本上无与伦比的能力。在我看来,这就是所谓中国模式(如果它有的话)的真正内核。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模式只是中国在当代环境下对早期资本主义一个更加极端的继承——一个对JDP充满了欲望的威权政府与现代市场经济苟合之下的私生子。在这个意义上,它更像是一个更原始的资本主义,而不是更新的资本主义模式。”(22)这篇文章,虽然不是出自著名专家、学者的手笔,但其中揭露问题的深刻性,则是不可忽视的。尤其是在当时那个人们还昏暗不明的语境之下,就更显得非常难得了。
    
2011年6月15日,由凤凰网2010年年终策划的重头访谈节目《中国向何处去?——十大学者质疑“中国模式”》,得以正式推出。这是中国知识界著名专家、学者首次联手对中国模式的同时“不!”,也是中国知识界自64劫难之后,第一次向与世界潮流逆向而行的伪真理展示出了知识分子的软实力。参加访谈者除了周有光、吴敬琏、资中筠、周其人、李泽厚等名人名家外,还有世界著名经济学家、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可谓是一些最有资格对中国政治与经济问题说内行话的知识分子。在这个访谈节目的导语中,编者是这样对他们的观点进行概述的:“中国向何处去——是向少数人专制和大众贫困的旧体制复归,还是走向富裕、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国家?‘普世价值’与‘中国模式’之争,是中国现代化进程关键时刻的一次具有方向性的重大交锋。而‘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是最危险的方向,大讲‘中国模式’就有这样的危险。走在十字路口的中国,需要思想变革的强大力量。让我们回归普世价值,回到经济学的基本问题,重读一读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不要再相信凯恩斯主义。”
    
其中,被誉为学界老人的周其人认为:“中国模式是个假命题,太乐观了不可行。据我看到的资料,关于‘中国模式’国内外有两种讲法。第一种讲法,是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经济的中国模式,就是放弃计划经济,实行市场经济。越南模仿这种模式,也很成功。第二种讲法,认为美国的民主模式不行了,中国的模式起来了,未来中国模式将代替美国模式。那么我就找一找,哪个国家学习我们?没有。所以我想这不是真的。”另一学界老人资中筠认为;“中国模式是个伪命题。中国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摸到现在正好所有这些因素凑在一起变成了这种情况。所谓‘中国模式’就是GDP增长比较快,实际上就这一件事情,是中国引以为自豪的,而造成这个增长的代价太大,许多因素都是不可持续的,而且会产生很多负面的影响。很多学者也都指出过这点,其中包括破坏环境、浪费资源等。这不是一般破坏和浪费,而是竭泽而渔。”而90年代曾对中国知识界产生过影响作用的思想家李泽厚,则直言说:“我反对现在就提出‘中国模式’。如果执政者自以为经济好了,又抵抗住了金融危机,就觉得这一套做法有用,就想把它巩固下来。这是很可怕的,会掩盖很多问题,包括经济上的问题。老一套的做法,也有应付不了的时候。中国需要让民间经济大发展,现在发展得还不够。‘中国模式’就是要巩固目前的政策与制度,因此是非常错误的。不管是知识界还是政界,都应保持清醒头脑。”显然,这个访谈节目产生的社会影响和作用,无疑是极大的。
    
虽然整个来说,国内知识分子对中国模式说“不”的声音,与主流媒体的高频率相比,还是相对微弱。据百度文库告知,截止目前为止,质疑、否定中国模式的文章尚不足4.7100篇,与唱红它的近百万篇比较起来,显然不成比例。这就不难见出,在这一关乎中国命运和前途、走向的大是非面前,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已经放弃了应有的道德良知和担当精神,而对此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从而,使日后的中国更加处于无序和溃乱之中。这无疑将成为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对历史和后人留下的一大愧歉和一笔负遗产。故在此,不能不提醒社会的警醒和重视。但即便如此,毕竟还是有一些不甘沉沦的勇者,为之竖立起了不屈不饶的标杆。比如前文提到的著名教授秦晖,就是其中之一。因为在所有对中国模式说“不!”者之中,他是言语最多,言之深入浅出,也最有听众,但也是权贵者和中国模式论者最看不顺眼的人。其原因是他那些以“中国要崛起,中国模式不应崛起”;“中国模式就是最残酷最原始的资本主义”;“中国模式就是低工资低人权负福利”;“中国模式就是权力捉弄权利”;“中国模式就是血汗工厂战胜福利国家”;“当‘中国梦’‘遭遇’权贵资本主义”等浅显易懂的道理为话题写出的文章,总是让他们感到剧痛却不便叫出声来,因为他们毕竟还不敢公然否认存在的社会现实。实际上,秦晖这几年关于中国模式写下的文字还有很多。几乎每篇都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个无中生有的中国模式作了深入的剖析和理性的鞭笞,显示出了中国知识分子敢于与不讲道理的邪恶势力讲道理的道德勇气。
    
而与国内知识界不同的是,海外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模式问题,是关注者众多,参与者甚众,热议热评持续不断。而他们的舆论评说,由于没有制度性的杀威棒在前,也就更为率直和实在,及至尖锐与与透彻。其中,著名政治学者陈奎德,由于他在复旦大学读博和任教授期间,就已经显出了他对中国政治问题的远见卓识,因而在90年就看出了中国政治将向后极权主义转化的趋势,和潜伏着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抬头的危险,进而及时向世人揭示了这一极权政治的六大特征:“一、脱离以意识形态治国的政教合一的窠臼;二、以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政治权力垄断和保持社会稳定为基本政治目标;三、仍然拒绝分权制衡与民主参与,不过对司法的控制比以前要弱一些;四、仍然否定新闻自由言论自由,虽然其控制力会比以前小一些,但控制仍是无所不在;五、私有财产有了根本的合法性,并且经济起飞也具备了现实可能性;六、在外交上,将奉行传统的地缘政治和强权主义,对外则宣传某种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以国家利益而不是以意识形态的原则来确立外交亲疏的基础,并以此姿态加入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23)由此使海外的中国知识分子,很早就具有了抵抗中国模式这类后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免疫力。因而,他们对中国模式说“不!”的时间比国内要早得多,话语和形式也要多得多。
    
旅美著名学者、教授余英时,是海外享有盛誉的中国知识精英之一,也是海外中国知识分子中较早对中国模式持鲜明异议立场者之一。而他对中国模式的拒斥和反对,则是言之凿凿,一针见血,在国外影响极大。“什么叫‘中国模式’?就是共产党在一党专政之下,能够发展中国的经济,而且发展得那么好、那么快、规模那么大,没有看见过的一种方式,现在他们就叫它‘中国模式’。中国模式如果照共产党的解释,当然就是一党专政。这个党又正确、又光明、又伟大,所以它能够今天把经济搞起来。用邓小平的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且中国现在好像是在经济方面,在世界上几乎跑得最快的。今年的成长率降低了,官方也称之为‘软着’,这样不但帮助中国,也帮助全世界,这是共产党现在在报纸上吹牛吹得很多的东西。”(24)著名经济学家何清涟,是长期以剖析论述中国现代化背景下的经济与政治问题而引起国内外注目的新锐学者。据此,她对中国模式的经济学透视与解析,常常使它在海外媒体上“走光”、“现丑”,难以到处“风流”。“中国模式在中国推行近30年,用透支环境与透支中国人未来的恶劣方式,创造了带血的GDP与带毒的GDP,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富翁生产国’,结果是将中国折腾成一个遍布癌症村的高污染之国。早在几年前,朱厚泽先生去世时曾对人说,一定告诉世人,千万不要将害人的中国模式推广至海外:‘这模式害咱们十几亿中国人已经够了,不能再去害世界其他国家。’中国现在已经成了一个资源对外严重依赖的国家,要想获得资源,必须放弃让世界反感的‘中国模式”,否则总有一天会遭到文明世界的集体抵制,从“亚细亚孤儿”变成“世界孤儿’”。(25)
    
而著名理论家和政治学者胡平,由于他对当代中国问题的本体论认知和把握,具有理论上的系统性与实践上的客观性之优长,因而他对当下政治问题的分析和评述,往往一语中的而引人重视。其中,尤其是他关于中国模式的揭露和批判,更是海外皆知,网上争相传播,影响面大且广。如他在《中国改革的歧路》一文,对中国经济崛起的因果关系所进行的深入剖析,就是这样直抵中国模式的“要害”和“命门”的:“中国的权贵私有化则避免了资产的过度零碎化。各级官员摇身一变成了资本家,党委会成了董事会,各级官员成了CEO。这样,中国就避免了像在俄国东欧国家出现过的经济滑坡。在资本主义机制的激励下,中国的经济持续增长。再加上中国搭乘上全球化快车,大力吸引国际资本和先进技术,利用低工资低福利等低人权优势,更有着充分释放出来的全民性的求富冲动与活力,等等等等。于是,最坏的“资本主义”拥有了最强的竞争力。于是,就有了所谓“中国模式”,就有了所谓“中国奇迹”。(26)而他在《解析中国模式》一文中,也是这样通过揭露中国经济崛起过程中的不公正和残酷性,来对中国模式进行批判和否定的:“中国模式有一个最大的问题,那就是它没有任何合法性。我们知道,共产党本来是靠打倒地主资本家起家的,现在它自己却变成了最大的地主最大的资本家。早先,共产党以革命的名义,把平民的私产变成所谓全体人民的公产;现在,它又以改革的名义,把属于全体人民的公产变成了他们自己的私产。先是以革命的名义抢劫,后是以改革的名义分赃。两件相反的坏事居然让一个党在50年的时间里全做了。天下还有比这更无耻更恶劣的吗?”(27)他的这两篇论述,由于大是大非鲜明,论理、论据、论证确实,因而被认为是海外知识分子对中国模式的概括性和总结性的定论。
    
而我对中国模式的体察和认识,虽然以上述所见并没有大为不同之处,但由于自己在具体的视角和切入面上,与他们毕竟有所不同,因而所看到的问题就难免约有不同。因为我认为中国经济的得以崛起,是64之后的严酷现实,把中国人逼仄到了“一切向钱看”的政治陷阱之中。由此而使经济的中国,掩盖了政治的中国,使整个中国都变成了钱的人,钱的社会,钱的政府,钱的国家。以致今日的中国,无论从那个角度去看,都与马基雅维利指出的那种走向衰亡的腐败民族和腐败国家,更加腐败了。而中国经济正是在这种人人想发非分之财,个个想当官腐败的恶性生态环境之下,发生、发展和走向崛起的。或者说,中国人的所有社会活动,包括各种政治活动,都是在这种认钱不人,有钱就有理,当官就有钱的人际氛围下开展和进行的。所以,中国经济的得以崛起,除了与改革、开放政策同样重要的中美关系之外,其中最为关键的决定性因素,就是这种由官员腐败、企业家腐败、政府腐败,国家腐败,而后殃及社会腐败、全民腐败,所产生出来的巨大推动力和生产力造就的。——腐败,是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现代还魂。腐败,是现代中国最大的政治问题,也是现代中国最真实的国情,政情,民情。腐败,是中国模式得以成功的“国家机密”和“秘密武器”,也是中国模式留给世界的一笔负资产和作出的一个坏榜样。而中国模式的政治骗术,就是企图用中国经济崛起的辉煌成果,去论证它存在的政治合法性与制度优越性。其实,就是企图用后30年的经济中国,去掩盖前30年的政治中国。而这,也就是用(可耻的)目的去证明手段的正确性。如此,当它把前30年给国家和民族带来的灾难和罪恶掩盖殆尽之时,也就随之把后30年给国家和民族带来的所有灾难和罪恶掩盖得了无痕迹。由此不难见出中国模式偷天换日的诡辩功夫,有多么老道和厚黑了。故此,我觉得要彻底揭露中国模式的欺骗性和危害性,必须从经济中国产生和形成的过程入手,才能让它露出狰狞和邪恶的真面目,而不再具有那种张牙舞爪,危害文明世界的能力。
    
(未完待续)
    注释:
    (1)、《海峡导报》 2011.9.12 《“9.11”让中美关系走出冰点》
    (2)、《说不尽的外交》李肇星著,中信出版社,2014
    (3)、《中国模式论》沈云锁、陈先奎主编,人民出版社,2007
    (4)、原载《经济生活体制比较》2006年第2期
    (5)、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2010年01月18日《中国模式流行引发世界对中国复杂态度》
    (6)、同上
    (7)、同上
    (8)、原载《中国网 china com .cn》2009 . 8. 20《 中央公论杂志专访福山———日本要直面中国世纪》
    (9):Yasheng Huang.Capitalism with Chinese.Characteristics:Entrepreneurship.and.the State[M].Cambridge.University.Press, 2008.
    (10)、戴维·哈维《新自由主义和阶级力量的复辟/重建》[J].《经济管理文摘》2007
    (11)、Ian Bremmer.The End of the Free Market:WhoWins the War between States and Corporations?[J].Portfolio Hardcover,May,2010.
    (12)、 《中国模式——解读人民共和国的60年》潘维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9(13)、 见Joshua Cooper Ramo,The Beijing Consensus,The Mezzanine ,Elizabeth
    House,39 York Road,London,ISBN 1 903558 35 2, the Foreign Policy Centre,May 2004.
    (14)、中国模式——解读人民共和国的60年》潘维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9
    (15)、同上
    (16)、同上
    (17)、《中国模式论》王天玺著 红旗出版社 2013.
    (18)、《财经观察报》秦晖 2010.4.15 《有没有中国模式?》
    (19)、《财经网》秦晖 201.1.8《中国模式的崛起对中国并非好事》
    (20)、《南都周刊》严剑 2010.8.17 《是中国模式还是中国想象?》
    (21)、《领导者》——共识网 陈子明 2010.8.19《《谈谈“中国模式”问题》
    (22)、《领导者》—共识网 陈子明 2010.10.6 《从另一个角度谈谈“中国模式”问题》
    (23)、《中国人权双周刊》胡平 2014.9.19《再议邓小平九二南巡》,见【中国向右翼专制转变的可能性】陈奎德,载《论制度选择》(苏绍智编)P.155, 该文是为《制度选择讨论会》(1990年7月7日-8日,美国波士顿)提交的论文
    (24)、《自由亚洲电台》余英时 2011.7.25《中国模式的实质》
    (25)、《中国人权双周刊》何清涟 2013.4.6《“中国模式”贻害全球》
    (26)、《金融时报》胡平 2014.11《中国改革的歧路》
    (27)、《北京之春》胡平 2013年2月号《解析中国模式》
    
文章来源:纵览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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