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2月23日星期一

李宽:民主行思


 体制内利益固化原动力不足,非白即黑的学术风气使民主思潮难以积水成渊,体制外民主化的民众基础与民主文化不够成熟,市场经济带来的“物质主义”“金钱至上”等观念也在一定程度弱化了民主诉求,同时,民粹主义暗流涌动,随时都有劫持民意的危险。

在公权力异化膨胀的今天,推进民主政治建设,扩大公民参与,业已成为体制内外的共识。在乙未年伊始,笔者也就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谈一点个人的思考,盼为中国民主政治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一)
要讨论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有两块遮羞布是一定要撕开的,撕开了,我们才能知道中国民主的实质,以及中国民主与生俱来的不可逾越的框架。第一张遮羞布下面,是中国目前不足够民主,公民参与能力弱,权力行使并不透明这一事实;第二章遮羞布下面,是政府通过集权的方式剥夺民众利益来换取这一庞大机器的如臂使指,高速发展。如果避开这两个事实讨论中国的民主只能是叶公好龙。
其实,这块遮羞布并不“羞”。如果说建国初期中共执政的合法性是打天下坐江山的“纲常伦理”,“一元化”的领导也在初期完成了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和保家卫国的任务,但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探索中的挫折,包括大跃进,十年文革,都让这个襁褓中的共和国风雨飘摇。经过邓公复出的拨乱反正,不再以阶级斗争为中心,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才使得共和国获得新生。自此,历史赋予了共和国新的使命——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历史也雄辩的证明了这是势之所趋,民心所向,所以,我们讨论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也应当认识到,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是服务于国家现代化建设和民族复兴的,这就是我国民主之路的建设轨道。所以我何以说这并不“羞”,因为只有相对集权的体制才能更有效的整合资源,集中国家力量,为现代化建设服务。
对于百姓利益让位于国家利益,我这里举一个简单例子:在53年到57年我国一五计划时期,2000万劳动力进城支援工业建设,突然增加近一半的“商品粮高消费人口”,产生了农产品供给不足,工业与农业不能顺利实现交换,为了使资源配置利于我国工业发展,中国进行高度集权下的自我剥夺,在农村进行统购统销,占有劳动者的剩余价值,人为压低工业发展成本。这样做虽无民主可言,但却实实在在的解决了农业与工业互补的问题,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更是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下让一穷二白的共和国快速成长壮大的最有效办法,这就是我们的政策制定应当遵循的“中心任务”、“历史主题”。
既然集权有其好处,何以要民主?既然遮羞布不“羞”,何以政府对此避而不谈?
问题就在于,由于权力的集中与不透明,官僚集团的产生与利益固化,带来一系列腐败问题,使得百姓让出的利益并没有完全投入到现代化建设,这也是集权的历史必然。而腐败问题愈演愈烈,甚至不是单纯的一官一吏的腐败,而是在腐蚀整个国家和民族命脉的大老虎大蛀虫,官民矛盾成为社会主要矛盾,政府公信力降到建国以来最低点,社会活力和民众的建设热情被拖入泥沼,公权力过度集中与缺少监督成为了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首要障碍。
因此,推进民主政治建设,激发社会活力,让集权与民主二者达到一个新的平衡点,让国家制度达到一个最优化的结构来服务于现代化建设,正是共和国新的历史任务。
所以说,历史任务决定了我们的民主政治建设,是国家现代化建设与民族复兴的手段与工具,让公民参与选举,参与政策酝酿,参与决策实施,参与权力监督,是为了制约官僚集团,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经济建设的重要举措,是在四项基本原则所限定下的民主,这就是我国民主政治与生俱来的发展框架。
(二)
细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坎坷路,不难发现,民主政治的建设一直都是进行时,政府方面,从地方到中央的民主政治建设往往流于“摆花瓶”,每每新的政策出台,“不断落实”、“继续深化”、“进一步加强”等等空头支票也很是有迷惑性,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何以陷入彭罗斯楼梯的困境?而民众方面,七十年代末民主思潮的兴起,86年的游行示威,89年的学生运动等等又往往带着自由主义色彩,进入21世纪,民主诉求近乎销声匿迹,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何以成为雾外江山?
首先,体制内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往往原动力不足,官僚集团作为现有既得利益者并没有足够的民主建设诉求,指望于个别官员的公德心与责任感是不够的。同时,在集权体制下经济社会的精英阶层以及草根出身的新贵为了保持现有权力也会选择与政府保持一致,这样一个结合体要敷衍民众诉求,阻碍民主建设也就更加容易。害处还远不至此,正如十七世纪末的法国一样,普通民众与政经两界既得利益的精英阶层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精英阶层有着光彩夺目的标志,而能跨入精英阶层的毕竟是少数,跨入其中的草根又有意无意与曾经一体的平民划清了界限,由此带来了民众对精英的嫉妒甚至憎恶。而这种情绪,往往成为民粹主义得以滋生的土壤。
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没有发出足够的民主呼声,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非黑即白的意识形态化的学术管制,一个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发出不同的声音却往往面临着“查水表”的危险。知识分子应当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主力军,尤其是在舆论阵地,吃着皇粮的御用文人作为政府喉舌有其局限性,他的任何一句话都太容易让人浮想联翩,而体制之外的知识分子便没有这一层束缚。但是,体制之外的知识分子,在市场化的舆论界,又确实存在着追逐利益的可能,确实存在着与一些心怀不轨的势力暗通曲款的可能。这里的关键在于,我们讨论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是在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所架构的体制结构内来进行讨论。有的知识分子借“反思”之名,行“抹黑”之实,鼓吹宪政万能,高喊全盘西化,破坏国家稳定,是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应当警惕的。而另一方面,政府更应当允许理性的批评,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来接纳与世界接轨的中国。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由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带来的史无前例的世界思想大碰撞不可避免,这已经不是读大字报的时代了,如果还以非黑即白的固有观念,试图意识形态化的方式扼杀多元思想,只会让党民距离越拉越远。
而对于普通民众来说,财富的增加,福利的改善也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进一步的权利追求,即对参与权,监督权,选举权的追求。市场经济带来的大发展大繁荣同时,也用物质主义遮住了人们的眼睛,人们更愿意关心如何增加财富,如何获得物质享受而不是遥不相关政治。即使是在已经实行村民自治(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农村,村民的参与也处于初级阶段,带有很大的盲目性,随意性,从众性,村民自治远未达到一个成熟的民主制度的要求。从这一方面来看,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还需要民主思想,民权思想的普及。
民主政治建设一个更大的障碍,便是民粹主义的暗潮,这是任何一个正在走向或者已经健全的民主国家都得面对的问题,而对于一个已经建国六十多年,社会分野已经成形的中国社会,民粹主义更是一把干柴。建国六十多年的曲折坎坷路,中国已不具有一个全社会高度认同的核心价值观,社会面貌的巨大变化,物质主义的抬头,民众缺乏精神与信仰。同时,互联网带来的大众思想方式的剧变,独立认知能力被弱化,民众表现出更加简单、感性、随大流的思维方式,导致网络暴戾之气的滋生。这样一个社会,民意最容易被民粹主义劫持。问题就在这里,中国此时又不得不进入政治转型,必然要引入竞争性政治与抗争性思潮。集权制下,国家控制能力强,而民主政治建设恰要让权于民,削弱权力与控制力,扩大公民参与。
与民众缺乏民主意识一样,民粹主义也是民主建设中民众基础不够成熟的表现,这与民主国家同样有民粹主义并不冲突,民主制度已经成型的国家同样会有民粹主义。所以,民粹主义是无法彻底消灭的,只有在民主政治建设中将其逐步瓦解,这就需要我们的民主政治建设切不可急于就成,而是在平稳、有序的前提下逐步激发社会活力,提高民众的民主意识与民主认识,不让民粹主义劫持民意,与恶性街头政治划清界限。
体制内利益固化原动力不足,非白即黑的学术风气使民主思潮难以积水成渊,体制外民主化的民众基础与民主文化不够成熟,市场经济带来的“物质主义”“金钱至上”等观念也在一定程度弱化了民主诉求,同时,民粹主义暗流涌动,随时都有劫持民意的危险,这正是目前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困境。
结语:
不管怎样,现代化建设与民族复兴已经吹响了号角,体制内与体制外应当努力找到彼此的共识,而不是对立与猜疑,双方都需要信任与耐心,更需要尊重与支持。一介书生,发出自己微弱的呐喊,望在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之路上,多一些理性思考,多一份责任感使命感,再一次创造属于我们中华民族的政治奇迹。
文章来源: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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