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2月23日星期一

金钟:中国人:还有没有救药?——《不受欢迎的中国人》序言


中国崛起,中国研究成為显学。向全世界提出一大箩筐问题,吸引无数专家学者的眼球和思索,而莫衷一是。例如当前举世瞩目的现象是,积累了全球第二的巨大财富的国家,竟然是一个贪污腐败盛行到无官不贪的社会:而以忠孝仁爱的传统道德闻名於世的民族,堕落到一个小孩被汽车撞倒,数十人路过而无人理会的地步。大量涌到国外的中国游客,则丑闻不绝,被视為「蝗虫」······政治经济文化许多不可理喻的「发展」,不断拷问中外好奇者——这是一个什麼国度?一个什麼民族?他们究竟要走向何处?
    
这个「中国人」研究的课题,以中国人自己的范围而言,已有百年的歷史。在那以前,观察研究中国人,是西方探险家、人类学家、旅行家的事,中国人闭关自守,老子天下第一,五千年的文明沉淀,不可能有异外的视野与观照。十九世纪中叶的洋务运动才开始了少数读书人的自省。但是,真正具有现代意义和影响力的自省成果是出自於几位杰出作家之手。不妨略引二十世纪的林语堂和鲁迅,这两位研究中国人国民性的经典作家。

林语堂与鲁迅:揭露国民性的大师
    
他们是生於晚清而闻名於民国的一代,都有留学外国而国学基础俱优的经歷。林语(1895~1976)福建漳州人。有辉煌的资歷:哈佛大学硕士、德国莱比锡大学博士、北京大学教授、厦门大学文学院长、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主任、两次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他办文学杂誌,还发明中文打字机、编成当代英汉词典。林语堂文风犀利,随意幽默,著述则以1935年的《中国人》(中译《吾国吾民》)流传最广。尤其成為欧美人了解中国的必读书。他怎样看中国人的国民性呢?林语堂说中国民族的三大弱点是忍耐性、散漫性与老滑性。其来源分别是:无处不忍、逆来顺受是大家庭传统所致;散漫放逸,莫谈国事,因為人权没有保障;老滑则因道家思想所致。故此中国人常常是一盘散沙。
    
因毛泽东大肆吹捧而神化的鲁迅(1881~1936),则比林语堂激进得多。他自称「以手中之笔作解剖民族劣根性的手术刀,来医治国人麻木的精神疾病。」他列举的劣根性有:卑怯、瞒骗、诈偽、无耻、受贿、趋炎附势、自私自利——鲁迅固有杂文之投匕,但批国民性之作,则以小说1918的《 狂人日记》和1921的《阿Q正传》最為出名,斥中国「吃人礼教」与国人的愚昧病态,而家喻户晓。但鲁迅的偏见、激愤也貽害国人至今!首发贬鲁浅薄、偏狭、睚眥必报的是苏雪林教授。胡适更倡导:国民性问题不能治本去反人性,而力主改造制度,约束人性之恶。提倡新文化的他也不赞成鲁迅那样否定传统文化。1966年,在鲁迅死后30年,毛终於拉起鲁迅的阴幡发动那场大革传统文化之命的浩劫,在斗私批修名义下,死伤无数。
    
柏杨《丑陋的中国人》风行大陆来到当代。毛后的倖存者痛定思痛,乃有反省国民性的新作问世。首推台湾作家柏杨(1920~2008)。这位多產作家、歷史评论家1985年出版《丑陋的中国人》,一纸风行,引起广泛争议。有趣的是,该书很快传入大陆,竟有好几家出版社竞相出版发行,造成一股「柏杨热」。但不过年许,1986年大陆学潮起,当局又迁怒於该书的批判意识,禁令之下,顿失滔滔。直到2004年才解禁。
    
柏杨本是一位反共体制的作家,因编辑一套美国漫画罹遭文字狱,服刑九年。《丑陋的中国人》是以他1984年在爱荷华大学的一篇演讲词发萌,合集其他文章而成。他对中国国民劣根性的批判要点是:中国人「脏、乱、吵」;窝裡斗,三个日本人一条龙,三个中国人一条虫;中国人死不认错,用更多错掩盖原错;讲大话、空话、谎话;中国人动輒算了,算了,爱和稀泥;中国传统文化死水一潭,是文化酱缸,民主进来也会变质——这种「酱缸文化」中有一种「滤过性病毒」,子孙相传,永不能癒。
    
柏杨的批判,虽然涉及华人民族的一些共性,但主要来自於他对台湾生活与社会的多年感受,可能是该书在大陆畅销的原因之一。另外,他的演讲也不乏譁眾取宠的技术,并不在理性演绎上下功夫。都是大受欢迎的原因。非议者指出,柏杨所批评者,大部分是很多民族都有的现象,并非中国人所特有。
    
钟祖康:香港人唾弃的国家认同
    
柏杨热散,经歷北京八九学运的铁血风暴,中共当局大力向外推销对内灌输民族主义,使毛邓暴政之后的有志之士,陷入深深的反省之中。经过二十年的沉寂,一本不名之作《来生不做中国人》在2007年静悄面世,不几年卖出100,000册!在政论市场上,近乎天文数字。这本书的作者钟祖康,是成长於香港的一位有独特风格的报刊评论作家,由於公开表示支持香港独立,他的文章往往被主流媒体所拒。2003年他随眷移民挪威。2004年中开始為《开放杂誌》撰稿。2006年10月他题為〈来生不做中国人〉的新稿,令人激赏,我将它发在「每月首选」上。不久,钟祖康将在敝刊上的「离经叛道」文章结集出版 。《来生不做中国人》的书名,并非作者杜撰,而是一个月前,中国大陆的一次公开民调的提问,结果在11,271名投票者中有65%的人来生不愿再做中国人!
    
钟祖康就是这样,善於捕捉敏感的新闻话题,加以考证、剖析,再以无情而雅趣的笔调成文。香港著名作家倪匡评论道:「对於感到今世已不幸生為中国人的人,这本书不但可读、可诵、可思、可击节讚赏,可由衷钦佩,可掩卷长嘆,可痛哭流涕,可视為毕生难得一见的好书。」能够得到前辈如此认同,可谓已达解剖中国人的极致。
    
钟祖康的成功,展现香港年轻一代(当年他不足40岁)的政治成熟,而这种成熟以我们不曾预料的速度,又在十年后的佔中雨伞运动中,鲜花般的绽放吐艷。
    
陈破空:国民性败坏的制度基因
    
现在,我们打开的这本书《不受欢迎的中国人》,读者从目录可以感到,这是突破前述诸君的中国人研究格局的新选择。没有林语堂那般啟蒙式的带著洋务时代餘绪的情调;没有鲁迅文字的尖刻和判断的误导。也不像柏杨那样具有立竿见影的剧场效果。陈破空把握一个热门现象:中国崛起,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出国门,但因中国人素质低下、表现不佳,所到之处,不受欢迎,各国对中国人劣评如潮。从这里出发,陈进而全方位解剖中国人,批评其劣根性、尤其制度与文化积弊。他以评述当代中国人为主,也兼叙古代中国人。他以深思和哲思的笔调,揭示中国社会无处不在的悖理:
    
「一个最强调集体主义的国家,国民却最缺少集体观念,自私自利,极少为他人和环境着想;一个最强调秩序的国家,国民却最没有秩序,抢先恐后,恣意妄为;一个最强调稳定的国家,国民却最不稳定,首要的就是,情绪最不稳定。
    
陈破空和钟祖康都是开放杂誌的特约作家,他们是同时代人。却有著十分不同的人生遭逢和文化背景。陈破空在附录的自传中,生动描述了他没有欢乐的童年和六四大潮中的浮沉搏击,在学运、入狱、劳改、偷渡的反復中苦熬青春。1996年流亡美国时,他已经是一名忧患深思、有丰富社会阅歷,和极权主义周旋十年的斗士。
    
转眼二十年,陈破空在纽约读完学位,并独立创业。天行健,自强不息,紧跟时局变幻,磨礪思辨,储存丰富的中国个案,成為美东媒体名角的同时,体验到西方往往对中国的许多误读、误解、误判,而產生误导。他写道:「作為中国人,我至少比外国人更了解中国人的病情。為中国人把脉诊疗,我更有把握,更有发言权,也更有责任 。」
    
他正是凭藉这样的自信,和强烈的责任感,应约撰写这本新著(先发行的日文版乃是应日本出版社之约而作),透视「经久不衰的独裁制度与冥顽不化的劣质国民性恶性循环」怎样使中国人不能进入现代文明之列。他目睹、熟知太多近三十年权钱色笼罩下的的劣跡丑闻,不作全方位的概括,不强调国民性与政治制度的关係,不下重药,不足以惊醒国人。相信读者可以从字裡行间看到自己熟悉的国家形象和人物身影。
    
於是,我们从陈破空以中国人对中国人的论述,看到一个有别於柏杨从台湾人、钟祖康从香港人看中国的视角,从而更深层地解读中国人為什麼这样的不受欢迎和前景堪虞。
    
林语堂说过,一个国家混过了五千年,无论如何是可以自负的。这个被钟祖康诅咒「该死而不死的颓败末路文明」,好死不如赖活著地混过了惊涛骇浪的20世纪,枉死了至少七千万人,竟又从四亿五千万繁殖到13亿。不能不感嘆这个古老民族的生命力。进步也有目共睹,钟祖康曾指出,邓小平的外交痰盂,比之东晋王侯吐在小廝口中、李鸿章吐在外国地毯上是明显的改善。后来在西方的嘲笑下居然也一律取缔了痰盂。但是,这个国家依然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财大气粗、男盗女娼,陷身在更黑更臭的大酱缸之中而洋洋得意,仍然是一副拖著长辫子的天朝景象。
    
陈破空问道:中国人,香港人,台湾人,为何同种同文不同质?他断论:国民性败坏的最大根源,在于专制制度。因为,「专制制度的本质,就在于,以粗鄙的力量压制文明的力量。」他坚信:一旦中国发生制度变革,成为一个民主与法治的正常国家,「中国人的国民性必将转向正面发展,假以时日,必获得根本改善。」
    
    (2015-1-26)
金钟:香港《开放》杂志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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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受歡迎的中國人》
     開放出版社(OPEN 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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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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