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2月23日星期一

陶短房:短命王朝的纸上反腐



—— 南齐的“勤俭治国”何以表里不一

公元479年(刘宋升明三年,南齐建元元年),刘宋权臣萧道成废黜刘宋末代皇帝、宋顺帝刘凖,建立齐国,史称“南齐”,以与同时代稍晚的高氏北齐相区别。
在南朝宋、齐、梁、陈四个朝代中,南齐立国时间是最短的,前后仅23年,却前后经历过萧道成、萧赜、萧昭业、萧昭文、萧鸾、萧宝卷、萧宝融七代君主,这七代君主中,萧昭业、萧昭文很快被觊觎皇位的萧鸾废杀,著名的东昏侯萧宝卷被后来成立梁朝的萧衍政变杀害,齐和帝萧宝融更只是萧衍篡位前的一个过渡性傀儡,剔除这四位短命皇帝,剩下的三位,却都不约而同提倡节俭,强调轻徭薄赋,并努力整肃贪腐和特权,这在整个两晋、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是相当难得,甚至可说绝无仅有的。
开国君主萧道成上任后,效仿刘裕提倡节俭,他在位的四年里,宫中器物、栏杆都用价格低廉的铁制品替代铜制品,帐幔由高价的绣花绫罗改为低价的的黄纱布,礼服上的玉饰品、銮驾上的镀金饰物也一概取消。他重视约束皇族、外戚、士族和地方官的贪婪腐败行为,强化了一度被荒废的御史台体系,并努力禁止“封山占水”等与民争利行为。他曾说如果能在位十年,“当使黄金与土同价”。
齐武帝萧赜即位当年就两次下达赈灾和减免赋税的诏书,他还延续萧道成提倡节俭、抑制豪强的风格,在位期间,他未曾大兴土木,遗诏要求薄葬,要求官宦家庭节约婚庆开支,更一度推行“检籍”政策,希望通过“却籍”(剔除不应享受减免赋税待遇者)、“正籍”(将剔除出来的户口重新编入纳税清单)增加财税收入,减少民众负担,抑制豪强贪腐。
齐明帝在位期间“持法无所戒,制御亲幸,臣下肃清”,惩办了一批贪官污吏。他曾倡导节俭,甚至把萧赜和故萧赜太子萧长懋省钱营造的殿宇、庄田废除,还利于民,他在位期间多次下诏停止州郡贡奉,还下令剔除御用器物上的金银珠宝用于实际用途。有记载称,他在吃饭时曾下诏把一份“裹蒸”(粽子一类的食品)分成四份,吃剩的留待晚上再吃。以身作则之余,他要求民间也效仿自己的节俭,曾下诏禁止寒门用四幅伞以节约布料。
南齐全部三位在位时间较长的君主,均不约而同采取了提倡节俭、反对扰民和抑制豪强贪腐政策,并非是偶然的。
当时中国北方,是北魏的一统天下,到了南齐时代,南北方的冲突渐趋缓和,但北强南弱态势已趋巩固,匆匆建立起来的南齐,既没有东晋时代“正朔在焉”的政治优势,又缺乏刘宋初年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威势,在土地、人口和号召力竞争中处于劣势,这使得较清醒的几任南齐帝王,不得不努力采取更多有助于充实国力、安抚民众的措施。
和其它几个朝代不同,南齐三位在位时间较长的君主都出自民间和基层,萧道成、萧赜父子长期担任刘宋大臣,萧鸾是萧道成侄子,在皇室中属于疏属,却早在刘宋顺帝时就从基层地方官(安吉县令,淮南、宣城太守)做起,进入南齐后逐步提拔至中枢。他们对民间、基层情况更为熟悉,且一脉相承,使得南齐在诸如提倡勤俭、监察官员和“检籍”等方面,能保持政策的连贯性。
然而让许多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正是这个连续出了三任“草根皇帝”,出台众多旨在整肃吏治、抑制豪强、善待百姓政策的南齐皇朝,却是个仅能维持23年的短命王朝。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三任皇帝不厌其烦强调节俭,南齐却因东昏侯萧宝卷“步步生金莲”式的奢靡而衰落;历任君主绞尽脑汁抑制豪强,裁制地方势力,战战兢兢地提防皇族、外戚,最终却被既是地方势力、又是皇族的萧衍、萧颖胄起兵推翻。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皇族的“克勤克俭”,其实是有很大局限的。
三位君主中,萧道成的俭朴是最真诚、贯彻最力的,但他登位时已52岁,在当时属于高龄,登位后并未能如其所期望的“在位十年”,而是仅当了4年皇帝就撒手人寰;萧赜本人和他的继承人、太子萧长懋虽经常摆出克勤克俭的姿态,但私下里却有许多相反的表现。如前文所言萧鸾“还利于民”的两项“楼堂馆所”,就分别是萧赜、萧长懋父子所兴建。萧长懋生前很重视对儿子萧昭业、萧昭文的教育,甚至亲自裁抑生性奢靡的萧昭业用度,但他本人却“性奢靡,治堂殿园囿过于上宫,费以千万计”,惟恐父亲萧赜察觉见怪,还想出“傍门列修竹”,用竹林遮蔽豪华宫室的招数,“上行而下效”,因早死而未能即位的萧长懋,最终无力阻止两个儿子的奢靡败家,又何足为奇?
相对于萧赜、萧长懋,一步步从县令爬到皇帝宝座的萧鸾,显然更善于自我约束和掩饰。在上述三任帝王中,他“勤俭”的姿态做得最高、最足,但表里不一的情况却也最严重,《南齐书》中记载,他曾经下诏,要把用于上元典礼的银质酒器“银枪”(用于温酒的器具)销毁,改铸成实用器物,大臣萧颖胄劝阻说,上元典礼一年只有一次,是隆重的大典,“银枪”是前代传承下来的旧物,继续用下去算不上奢侈浪费,萧鸾一本正经、疾言厉色地训斥了萧颖胄一番。没过多久,萧颖胄参加皇家宴会,见席间摆满银质酒器,就讽刺说“这些别是上次销镕那件酒枪改铸的吧”,令萧鸾满面羞惭。如此“提倡节俭”,瞒得一时,瞒不得一世,瞒得外人,却瞒不得子孙、亲近,终南齐一世,皇族、世家的奢靡较诸刘宋有增无已,更在20多年里接连涌现萧昭业、萧昭文、萧宝卷三位以穷奢极侈著称的昏庸帝王,奥秘恐也正在于此。
由于得位“不正”,历代南齐皇帝一方面对皇族、大臣和地方强势人物百般猜忌、提防,千方百计削弱其势力,另一方面又无力彻底与之决裂,不得不动辄让步、妥协,以寻求后者的支持。即以贯彻数代、关系重大的“检籍”政策而论,其“正籍”、“却籍”重点,放在剔除冒充世族的寒门庶族上,却丝毫不敢触动“世族免赋税”这一南朝最大痼疾,最终导致世族和寒门的双双不满,迫使萧赜在公元490年(南齐永明九年)宣布“却籍”无效,一切都恢复到刘宋升明年间旧制。如此“裁抑豪强”,说是“点到为止”,都显得过于夸大了。
事实上,萧道成、萧赜和萧鸾不遗余力搞“检籍”,很大程度上是鉴于财政拮据,希望借此开拓财源。由于缺钱,南齐在萧道成时代和萧赜时代早期,和十六国、南北朝多个政权一样,采用了“百官无俸”的政策,也就是说,不论朝官、地方官,都没有工资收入。北魏早年“百官无俸”,是沿袭了鲜卑部落旧俗,以战争虏获分配和朝廷赏赐,作为百官的实际收入,而南齐23年间很少对外发动战争,朝廷又“提倡俭朴”,许多官员势必挤上“权力寻租”、竞相贪腐的道路。此后虽恢复了俸禄制度,但贪腐的风气,已一发而不可收拾了。
为了避免地方势力坐大,南齐事实上废除了地方主官任期三年的“小满”制度,而是动辄更换,能任满一年就会被认为是幸运儿,这反倒促使地方官抓紧时间贪腐,而社会上也将地方官的“职务贪腐”视作理所当然。晋平太守(晋平郡即今福州市)王秀之当了一年地方官,捞到“山资已足”,觉得应该让位给别人来捞,于是上书辞职,居然被传为一时佳话;世家大族阳夏谢氏的名人谢胐当吴兴(今湖州)太守时,将鸡蛋借贷给郡人,却要求归还时还鸡,仅靠这一招就净赚了几千只鸡鸭。
在这种背景下,尽管朝廷百般提防,地方主官、外将仍然横征暴敛,公然贪腐,像当时公认最富庶的广州、益州,地方官当一任刺史,往往能“富兼十世”,当时有民谣讽刺说“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语虽夸张,却也勾勒出地方官的聚敛丑态。荆州、雍州、梁州等边远州郡,因为邻近强敌,地方官和边将拥有更多专断之权,其聚敛、贪腐致富也变本加厉,当时著名的封疆大吏,如刘悛、崔慧景、曹虎等,都拥有“资材千万”,甚至三千万、五千万。
地方官和边将需要发财,皇帝当然也需要,因此他们一方面煞有介事,下诏禁止州郡贡献,另一方面又采取其它手段从地方官手中巧取豪夺。如前面提到的崔慧景,每次在地方任上被“更代”(任满离职),都会“倾资献奉”,博取皇帝欣赏,他这动辄百万、千万的“献奉”,自然来自贪腐和聚敛。皇帝欣赏他的“慷慨”,总是很快授予他更肥的州郡职位,可想而知,他到任后最重要的事,就是抓紧时间,把因“献奉”而损失的财富,加倍再捞回来。
有时候对于“吝啬”的地方官、边将,皇帝还会设法让他们“被犯罪”,将之定罪、处死、抄家、籍没,把他们的财产归为己有,前面提到的曹虎,就是因此被东昏侯萧宝卷巧立名目置于死地的。并非只有萧宝卷这样名声不佳的“昏君”才会这样做,萧赜、萧鸾在这方面同样做,且因在位时间更长,做得也更多、
和刘宋一样,南齐强化对官员、地方的管治,反贪腐和加强吏治只是一方面,猜忌他人、亟谋自保,才是隐藏其后最根本的目的,正因如此,他们才会不厌其烦地频繁调动郡县主官、边将,而不惜甘冒贪腐加剧的风险,也正因如此,他们对这些人的贪腐行为反倒网开一面——在他们看来,贪腐固然不好,但总比觊觎皇权的危害轻得多。
萧道成惩于舍人、典签之弊,曾一度加以抑制,但到了萧赜、萧鸾时代,因自感对地方控制力减弱,又重新拾起这种“以寒门制豪族”的法宝,且舍人、典签的权力较刘宋时代有过之而无不及。由此而来的,是舍人、典签的权力寻租之弊,也比刘宋更严重。
如萧赜时的中书舍人茹法亮、吕文显等四人“势倾朝廷”,“四方饷遗,岁数百万”,以至于茹法亮公然声称“此一户中年办百万”(当中书舍人每年受贿就能捞上百万钱),连“位极人臣”的太尉王俭,对茹法亮等“四户”的“权寄”也自愧不如。据史料记载,茹法亮的府邸、园囿,其奢华气派,甚至连皇宫也自愧不如。
同样由寒门掌握的制局监、典签也是位卑而权重,权力寻租现象普遍,萧赜时代的制局监吕文度广受内外军将贿赂,“富拟王侯”,而典签们“威行州郡,权重藩君”,萧赜的第十个儿子、西阳王萧子明出任南兖州刺史时以豪奢著称,而他的典签何益孙等权势更大,收受脏贿都在数百万钱以上。
很显然,南齐的“勤俭治国”和“反腐倡廉”,一方面因帝王自身贪欲或自利考虑而受到很大局限,另一方面,世家大族特权的尾大不掉,宫廷斗争的现实需求,各方权力、政治力量的微妙平衡,都令纸面上的堂皇制度,难以真正落实,成为有实际震慑力、约束力的机制,最终只能与南齐皇朝本身一起同归于尽。
(资料图:齐梁故里,唯余乱草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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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腾讯《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