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2月27日星期五

未普:不要把中国往左的方面拉——从“左王”邓力群谈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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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认为是中共极左派代表的邓力群,1996年图片。(ROBYN BECK / AFP)

2月17日,习近平率六名常委,在八宝山为中共党内著名的理论家、被广泛称作“左王”的邓力群举行超常规追悼会。左派为此大声喝彩,自由派却很担忧:习近平此举,到底要向外界传递什么信号?

邓力群被称为“左王”,但他不是一直都左。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毛泽东发动反击右倾翻案风时,邓力群为处在风口浪尖上的邓小平挡住了来自“四人帮”的子弹,邓小平对他的政治担当很是赞赏,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一个半人顶住了,半个刘仰峤,一个邓力群。四人帮倒台后,邓力群在反对“两个凡是”、支持恢复高考、扶持中青年、支持农民搞包产到户、关注农村改革等方面,都走在前边。可以说,那时的邓力群在自由派知识分子中,很得人心。

但是,邓力群很得人心的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1981年夏季,在批判《苦恋》的问题上,邓力群站在邓小平的立场上,认为文艺界自由化思潮严重泛滥(见《十二个春秋》,209页),为《苦恋》扣上了歪曲历史和现实,丑化党和社会主义的大帽子。1984年,在反对精神污染运动中,他配合邓小平,反对周扬和王若水的人道主义和异化理论,并以中宣部部长名义,令刊载周扬文章的《人民日报》社长和总编王若水、秦川作检讨,认为他们违反组织纪律,不和党中央保持一致。邓力群因此而在知识分子中,留下很坏的名声。

如果说那时的邓力群在思想清污方面,还只是个秉承邓小平意志的得力助手,那么到了80年中期,邓力群的“左”就越走越远,甚至到了邓小平都和他分道扬镳的地步。一个经典的例子就是1986年9月18日他和邓小平的一个谈话(《十二个春秋》,401-407页)。这个谈话是关于邓力群和邓小平对《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的争执。

原文中有一段话,“社会主义还必须有一个特征,就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邓力群认为最重要,却被邓小平删掉了。此外,文中的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在中国可能会卷土重来的段落,也被邓小平圈掉了,邓力群不同意邓小平的这种删改,并为自己辩护,邓小平于是直截了当地对他说:“你是想把文件往‘左’的方面拉。”邓小平也不赞同邓力群对雇工的看法,不满意邓力群和胡乔木扩大他和陈云之间的分歧和矛盾。谈话之后没多久,王震告诉邓力群,在一个只有少数人参加的会上,邓小平说,“邓力群要把我们往‘左’的方面拉”。

1987年,邓小平在屡次讲话中提到,既要反右,更要反左,显然有所指。4月26日,邓小平说,“搞社会主义,搞四个现代化,有‘左’的干扰。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著重反对‘左’,因为我们过去的错误就在于‘左’。但是也有右的干扰”。4月30日,邓小平又说:“几十年的‘左’的思想纠正过来不容易,我们主要是反‘左’,‘左’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势力”,“我们既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但最大的危险还是‘左’”(《邓小平文选(第3卷)》,225-229页)。

1989年,邓力群认为六四事件证明他是正确的。之后,他在“姓社姓资”和阶级斗争问题上推出一系列文章,在当时的中国,掀起了一股猛烈的质疑改革的回潮风。作为一种回应,邓小平在1992年1月,再次提出反左的问题,他说:“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它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邓小平文选》第3卷,375页)。邓小平讲话中的理论家,应当就是指包括邓力群在内的左派理论家。

文章来源:R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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