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2月26日星期四

非韓:國民性概念與啟蒙者的自我定位


會車開大燈、過年放鞭炮,這些生活習慣的問題在一些人眼中是涉及到中國自由、民主、現代化的大問題,在他們看來這些問題的背後是中國人素質、劣根性,足以影響到國家的命運。中國不能自己演變成自由、民主國家,中國不能像日本那樣通過明治維新變成列強,中國經歷軍閥混戰,中國最後演變成極權國家,這些歷史問題都能在中國人的生活習慣中找到答案。這種觀點合乎邏輯的進一步結論自然是極權現狀是普通中國人咎由自取,而且現狀有合理性。
有意思的是,持黨的「主流價值觀」的人反而很少談及素質論、國民性,雖然看不到他們公開的反對,也看不到他們支持、引用這些說法來為體制辯護。對素質論態度的區別主要集中於親普世價值群體,說素質論區分了親普世價值群體也不過分。常有自由主義標簽明顯的人對某些事——比如圍攻韓寒——做一番中國人素質分析,隨即上升到論述國家苦難的高度,形成了中國特有的素質決定論。中國人都受過馬克思主義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矛盾推動歷史發展的決定論教育(對物的決定論的堅守或許是五毛不使用素質論的原因),與馬克思的決定論相比,素質論更不需要論證,一個事實可以直接關聯到另一個事實,其相似性足以支撐因果關係,一些普通中國人的生活習慣、行為方式以巫術般的力量在左右著國家的走勢,而解決了素質問題也就能解決中國現代化、民主化的問題,這種觀點最雞湯的表達莫過於「你怎麼樣,中國便怎麼樣。你是什麼,中國人便是什麼。你內心光明的時候,中國便不再黑暗。」
國民性研究在殖民時代被當做工業資本主義國家與其他國家差距的解釋之一,民國知識分子也有不少認同這種理論,或者從其著作中能夠明顯看到這種理論的影響。但二戰後這類說法在西方已經很少見,並非因為政治不正確,而是其已經被證偽。中國人的不良習慣和中國極權的制度都是客觀存在的,但在二者間建立因果關係則非常牽強。極權的源頭與中國毫無關係,極權的建立依賴的是遠比隨地吐痰惡劣的征服行為,國民性在其中毫無權重可言。就我個人而言,對極權建立看到的有說服力的解釋都來自各種檔案,尤其是蘇聯方面的資料,它們比任何理論都清晰。但為什麼國民性這樣被證偽的理論還是常常凌駕於真實的史料之上?
回答這個問題恐怕要轉到堅守國民性概念的人的自我定位,今天的一些自由派知識分子還扮演著民國知識分子啟蒙者的角色。既然要啟蒙,勢必要找到啟蒙的對像並樹立啟蒙的偉大作用,而國民性、素質論能夠既能提供啟蒙的對象,又能提供啟蒙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甚至可以說拿掉國民性、素質論,無論是啟蒙者的自我定位還是啟蒙本身都會崩塌。為此,在一些人口中,部分普通人的行為變成國民性這樣的整體概念,國民性又與極權制度的存續建立聯繫,其論斷的跳躍比之打小人巫術毫不遜色。
介紹推廣普世價值觀並不為過,扮演知識的傳播者甚至生產者的角色已經足夠,非要當個啟蒙者就免不了把話語體系建立在錯誤之上,而在網絡時代,這顯得非常可笑。

文章来源: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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