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2月28日星期六

纽约时报 :中国独立民间组织生存愈发艰难




今年1月,传知行研究员杨子立。从去年11月开始,他就躲了起来。
 
 
北京——警方先是带走了该智库的平面设计师,然后是一位组织了研讨会的年轻人,最后是其创始人。还有一名员工逃离了中国首都,害怕有人逼自己在暗箱操纵的审判中指证同事。
 
“非常焦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来抓你,”这位名为杨子立的员工说。他是北京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的一名研究员,从去年11月开始就藏了起来。“令人恐惧,因为随着朋友们的失踪,一个接一个的,警方根本不依法办事。他们简直就是为所欲为。”
 
对中国独立的公民团体,特别是从事有关劳动者权利、法律宣传和艾滋病患者歧视等有政治争议的工作的人来说,这是个危险时期。长期以来,这类团体一直在中国界定模糊且不断变化的官方容忍范围内艰难求存,但它们也成了致力于社会事务的公民的港湾。然而,在习近平的领导下,共产党大幅度收缩了可容忍的活动范围,让外界担心,在极具约束性的中国总体政治生态中,这些拥有更高开放度的小领域可能很快便会消失。
 
最近几个月,政府已对多个组织采取了行动,包括一个反对歧视乙肝患者的团体,甚至还有一个由22个乡村图书馆组成的志愿者团体。
 
“草根组织的压力从未像现在这么大,”在广东省以制造业为主的深圳市管理着一个劳动权益团体的张治儒说。过去一年里,他的车被人为破坏,警方的骚扰迫使他管理的那个组织换了十几个地方。去年12月,五名员工中的最后一人辞职。
 
据官方通讯社新华社报道,广州上月生效的监管措施,加强了对接受外国捐赠的非营利组织的审查,中央政府也提议通过立法,加强对在华外国非政府组织的控制。因为中国慈善人士唯恐惹恼当局,张治儒管理的深圳市春风劳动争议服务部获捐的资金已用完,甚至连中国的众筹网站也不愿列出该组织的名字。
 
“政府就想让我们消失,”张治儒说。
 
这场运动的重点,是被视作异见人士的避难所的团体。在位于北京西北部大学区的一间狭促的办公室里,传知行既支持市场经济,也支持受压迫的群体,对出租车司机受到的剥削、对农村孩子不公平的学校政策以及三峡大坝带来的环境代价进行了研究。然而该组织也吸引了民主改革的倡导者,他们中的部分人之前就与当局有过节。
 
“我们一直希望在艰苦的条件下能勉强维持生存,”仍在躲藏的研究员杨子立说。现年43岁的他,曾因为和一群朋友就多党选举和言论自由举行非正式讨论而入狱八年。“但更独立的NGO,”他指的是非政府组织,“特别是那些批评政府政策,或是不利于政府形象的,则遭遇了遏制性甚至毁灭性的对待。”
 
在员工开始失踪前,传知行是众多接受私人资助的组织之一。政府对独立的公民社会团体的态度暧昧不清,但这些组织还是普及了起来。2007年与法律权利倡导人士许志永分道扬镳后,来自华东农村的活动人士、经济学者郭玉闪创建了该智库。许志永支持以更大胆的方式开展运动,争取公民权利。
 
许志永在2013年夏天因组织反对官员腐败的街头抗议而被捕,不久后郭玉闪接受采访时说,“你可以在网上发表观点,或是写文章批评政府,但一旦组织起民众,你就会碰到一些严重的问题。”
 
郭玉闪新成立的智库避开了街头激进主义。该组织旨在向公民提供专业知识和论据,以在政府政策中赢得更大的发言权。郭玉闪称这个过程有助于中国和平地走向民主。他和他的研究员团队挑选的课题,让有关国家权力的问题,如税收政策,成为关注的重点,然后通过会议、报告和媒体采访的形式传播他们的研究结果。
 
当局密切监视着传知行的工作,特别是其组织的讲座和会议。“有时候他们会逼我们限制参加人数,有时候他们干脆在最后一刻让我们取消活动,”杨子立说。
 
中国共产党称,在一个面临贫穷和城市化压力的国家,慈善机构和其他民间机构可以提供一些急需的社会服务,这类机构的数量已经出现增长。不过,中共也唯恐出现自己无法控制的公民行动,非营利机构只有获得一个国有实体的支持才能注册。就像许多其他机构一样,传知行也只能作为一家私营企业进行注册。
 
香港中文大学(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研究内地非政府组织的副教授安子杰(Anthony J. Spires)说,由于许多中国的民间组织得不到政府的承认,很难统计中国有多少这样的组织。他估计,剔除实际上由政府操控的傀儡机构之后,这类民间组织的数量在2500到3000之间。
 
他说,“它们帮助满足了中国社会的一项需求,政府也承认这一点。”他接着说,但这种容忍,“可能以让人猝不及防的方式被收回”。
 
一些前员工说,传知行尤其危险,其中一个原因是,该机构的48到65万美元年度预算中,很大一部分来自海外的基金。这些员工不愿透露具体的资金来源,担心可能影响其他获得海外捐助的机构。这样的海外联系受到了中共当局充满怀疑的审视,后者越来越认为,跨国基金是从事政治颠覆活动的工具。
 
2012年,在郭玉闪帮助盲人法律倡导者陈光诚逃脱了在山东农村的居家软禁之后,传知行遇到了更多麻烦。陈光诚后来在北京的美国大使馆寻求庇护,引发了一场外交危机以及国际媒体的大量关注。陈光诚前往美国之后不久,警方就对郭玉闪实施了81天的居家软禁。
 
传知行恢复了研究工作,但每当它召开会议或举办活动时,警方都会不请自来并发出警告。2013年7月,负责监管非政府组织的民政局的官员对传知行的办公室进行了突访,没收了数百份研究报告,指责该机构非法运营。
 
去年年初,郭玉闪辞去了传知行的领导职务。他的妻子潘海霞说,他告诉自己,安全官员已经承诺允许该机构作为非营利机构注册并继续从事研究活动,条件是不再组织会议和其他可能触发抗议的活动。
 
然而,在10月初,警方逮捕了传知行的前实习生凌丽莎,因为她复印了支持香港亲民主抗议活动的传单。警方还发现她以研究所的名义向复印店索要收据。
 
几天之后的10月9日下午将近两点的时候,十几名警察和安全人员冲进了郭玉闪位于首都郊区的家中。他们拿走了几台个人电脑、一个iPad和几部手机,并带走了郭玉闪。警方在当月还对传知行的办公室进行了三次突访,每次逮捕传知行的员工时,都会没收更多材料。
 
潘海霞说,她上个月收到了一份通知,称丈夫因为“非法经营罪”被正式逮捕。她聘请的郭玉闪的代理律师夏霖也遭到逮捕,罪名目前还不清楚。至少还有五个与传知行有关的人也遭到了逮捕。其中四人已获释。另外一人是传知行的行政主管何正军,他也被指控犯有非法经营罪。
 
北京市公安局没有接听电话,也没有回复请求置评的传真。
 
由于同事的接连失踪,杨子立决定躲藏起来。去年11月的一天上午,他在传知行的办公室接到了一个警察的电话,让他去警察局接受询问。杨子立在网上给妻子留了一条信息,关掉了手机,而后就逃走了,没有带任何换洗的衣物。“那是一瞬间做出的决定,”他在采访中说。
 
在距北京几个小时车程的地方,杨子立与一名记者见了面时,他说他想念妻子和四岁的儿子。看得出来他很紧张,他说自己害怕回到监狱。
 
杨子立说,如果发了他的逮捕令,他会去自首,但他不想接受同事受到的那种法外迫害。
 
“我还是不明白我们做错了什么,”他说,“我们只是在试图把中国变得更好。”今年1月,传知行研究员杨子立。从去年11月开始,他就躲了起来。
 
北京——警方先是带走了该智库的平面设计师,然后是一位组织了研讨会的年轻人,最后是其创始人。还有一名员工逃离了中国首都,害怕有人逼自己在暗箱操纵的审判中指证同事。
 
“非常焦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来抓你,”这位名为杨子立的员工说。他是北京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的一名研究员,从去年11月开始就藏了起来。“令人恐惧,因为随着朋友们的失踪,一个接一个的,警方根本不依法办事。他们简直就是为所欲为。”
 
对中国独立的公民团体,特别是从事有关劳动者权利、法律宣传和艾滋病患者歧视等有政治争议的工作的人来说,这是个危险时期。长期以来,这类团体一直在中国界定模糊且不断变化的官方容忍范围内艰难求存,但它们也成了致力于社会事务的公民的港湾。然而,在习近平的领导下,共产党大幅度收缩了可容忍的活动范围,让外界担心,在极具约束性的中国总体政治生态中,这些拥有更高开放度的小领域可能很快便会消失。
 
最近几个月,政府已对多个组织采取了行动,包括一个反对歧视乙肝患者的团体,甚至还有一个由22个乡村图书馆组成的志愿者团体。
 
“草根组织的压力从未像现在这么大,”在广东省以制造业为主的深圳市管理着一个劳动权益团体的张治儒说。过去一年里,他的车被人为破坏,警方的骚扰迫使他管理的那个组织换了十几个地方。去年12月,五名员工中的最后一人辞职。
 
据官方通讯社新华社报道,广州上月生效的监管措施,加强了对接受外国捐赠的非营利组织的审查,中央政府也提议通过立法,加强对在华外国非政府组织的控制。因为中国慈善人士唯恐惹恼当局,张治儒管理的深圳市春风劳动争议服务部获捐的资金已用完,甚至连中国的众筹网站也不愿列出该组织的名字。
 
“政府就想让我们消失,”张治儒说。
 
这场运动的重点,是被视作异见人士的避难所的团体。在位于北京西北部大学区的一间狭促的办公室里,传知行既支持市场经济,也支持受压迫的群体,对出租车司机受到的剥削、对农村孩子不公平的学校政策以及三峡大坝带来的环境代价进行了研究。然而该组织也吸引了民主改革的倡导者,他们中的部分人之前就与当局有过节。
 
“我们一直希望在艰苦的条件下能勉强维持生存,”仍在躲藏的研究员杨子立说。现年43岁的他,曾因为和一群朋友就多党选举和言论自由举行非正式讨论而入狱八年。“但更独立的NGO,”他指的是非政府组织,“特别是那些批评政府政策,或是不利于政府形象的,则遭遇了遏制性甚至毁灭性的对待。”
 
在员工开始失踪前,传知行是众多接受私人资助的组织之一。政府对独立的公民社会团体的态度暧昧不清,但这些组织还是普及了起来。2007年与法律权利倡导人士许志永分道扬镳后,来自华东农村的活动人士、经济学者郭玉闪创建了该智库。许志永支持以更大胆的方式开展运动,争取公民权利。
 
许志永在2013年夏天因组织反对官员腐败的街头抗议而被捕,不久后郭玉闪接受采访时说,“你可以在网上发表观点,或是写文章批评政府,但一旦组织起民众,你就会碰到一些严重的问题。”
 
郭玉闪新成立的智库避开了街头激进主义。该组织旨在向公民提供专业知识和论据,以在政府政策中赢得更大的发言权。郭玉闪称这个过程有助于中国和平地走向民主。他和他的研究员团队挑选的课题,让有关国家权力的问题,如税收政策,成为关注的重点,然后通过会议、报告和媒体采访的形式传播他们的研究结果。
 
当局密切监视着传知行的工作,特别是其组织的讲座和会议。“有时候他们会逼我们限制参加人数,有时候他们干脆在最后一刻让我们取消活动,”杨子立说。
 
中国共产党称,在一个面临贫穷和城市化压力的国家,慈善机构和其他民间机构可以提供一些急需的社会服务,这类机构的数量已经出现增长。不过,中共也唯恐出现自己无法控制的公民行动,非营利机构只有获得一个国有实体的支持才能注册。就像许多其他机构一样,传知行也只能作为一家私营企业进行注册。
 
香港中文大学(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研究内地非政府组织的副教授安子杰(Anthony J. Spires)说,由于许多中国的民间组织得不到政府的承认,很难统计中国有多少这样的组织。他估计,剔除实际上由政府操控的傀儡机构之后,这类民间组织的数量在2500到3000之间。
 
他说,“它们帮助满足了中国社会的一项需求,政府也承认这一点。”他接着说,但这种容忍,“可能以让人猝不及防的方式被收回”。
 
一些前员工说,传知行尤其危险,其中一个原因是,该机构的48到65万美元年度预算中,很大一部分来自海外的基金。这些员工不愿透露具体的资金来源,担心可能影响其他获得海外捐助的机构。这样的海外联系受到了中共当局充满怀疑的审视,后者越来越认为,跨国基金是从事政治颠覆活动的工具。
 
2012年,在郭玉闪帮助盲人法律倡导者陈光诚逃脱了在山东农村的居家软禁之后,传知行遇到了更多麻烦。陈光诚后来在北京的美国大使馆寻求庇护,引发了一场外交危机以及国际媒体的大量关注。陈光诚前往美国之后不久,警方就对郭玉闪实施了81天的居家软禁。
 
传知行恢复了研究工作,但每当它召开会议或举办活动时,警方都会不请自来并发出警告。2013年7月,负责监管非政府组织的民政局的官员对传知行的办公室进行了突访,没收了数百份研究报告,指责该机构非法运营。
 
去年年初,郭玉闪辞去了传知行的领导职务。他的妻子潘海霞说,他告诉自己,安全官员已经承诺允许该机构作为非营利机构注册并继续从事研究活动,条件是不再组织会议和其他可能触发抗议的活动。
 
然而,在10月初,警方逮捕了传知行的前实习生凌丽莎,因为她复印了支持香港亲民主抗议活动的传单。警方还发现她以研究所的名义向复印店索要收据。
 
几天之后的10月9日下午将近两点的时候,十几名警察和安全人员冲进了郭玉闪位于首都郊区的家中。他们拿走了几台个人电脑、一个iPad和几部手机,并带走了郭玉闪。警方在当月还对传知行的办公室进行了三次突访,每次逮捕传知行的员工时,都会没收更多材料。
 
潘海霞说,她上个月收到了一份通知,称丈夫因为“非法经营罪”被正式逮捕。她聘请的郭玉闪的代理律师夏霖也遭到逮捕,罪名目前还不清楚。至少还有五个与传知行有关的人也遭到了逮捕。其中四人已获释。另外一人是传知行的行政主管何正军,他也被指控犯有非法经营罪。
 
北京市公安局没有接听电话,也没有回复请求置评的传真。
 
由于同事的接连失踪,杨子立决定躲藏起来。去年11月的一天上午,他在传知行的办公室接到了一个警察的电话,让他去警察局接受询问。杨子立在网上给妻子留了一条信息,关掉了手机,而后就逃走了,没有带任何换洗的衣物。“那是一瞬间做出的决定,”他在采访中说。
 
在距北京几个小时车程的地方,杨子立与一名记者见了面时,他说他想念妻子和四岁的儿子。看得出来他很紧张,他说自己害怕回到监狱。
 
杨子立说,如果发了他的逮捕令,他会去自首,但他不想接受同事受到的那种法外迫害。
 
“我还是不明白我们做错了什么,”他说,“我们只是在试图把中国变得更好。”

文章来源【 纽约时报 】  作者: 储百亮、杰安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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