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0月24日星期五

郭少坤:朱元璋杀贪无数,为何贪官仍然前赴后继——兼论人性善恶及政治制度之优劣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皇权专制国家,这个社会的形成与发展就是按照“抢得天下便是王、抢不到天下就是贼”的固定模式延续至今,所不同的就是“城头变幻大王旗”。旗帜的更换,丝毫没有改变政权的性质。自秦以来,千篇一律,演的都是全武行,没有一个朝代的政权是由人民运用自己的民主权利选举存在的。政权的取得,所依靠的都是当朝腐败、民怨沸腾,最终看准机会,打出“均贫富”的口号,揭竿起义而成功。造反者在夺取政权后,再因腐败而被丧权亡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谁也没有逃脱这个历史怪圈。朱明王朝为保政权杀了无数贪官,但后继者仍如过江之鲫,明朝也以亡国丧君告终结。中共以一党专制替代君主专制,政治权力仍来自私相授受,且不受任何制约,是以贪腐超过历朝历代,最终安得不亡。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皇权专制国家,这个社会的形成与发展就是按照“抢得天下便是王、抢不到天下就是贼”的固定模式延续至今,所不同的就是“城头变幻大王旗”。旗帜的更换,丝毫没有改变政权的性质。自秦以来,千篇一律,演的都是全武行,没有一个朝代的政权是由人民运用自己的民主权利选举存在的。政权的取得,所依靠的都是当朝腐败、民怨沸腾,最终看准机会,打出“均贫富”的口号,揭竿起义而成功。造反者在夺取政权后,再因腐败而被丧权亡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谁也没有逃脱这个历史怪圈。


但是,每一个朝代又不乏开明君王和忠臣,这些君王和忠臣往往根据前朝之鉴,提出一些企图挽救自己重蹈覆辙的治理名言,其中最著名的警言就是唐朝杜牧的“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而“后人复哀后人”,也就恰恰反映了中国历史在变中保持不变的特点。


当历史行进到公元一千三百多年时,放牛娃出身的朱元璋率领民众揭竿而起,一举推翻了由蒙古人组建的元朝。这个从童年的苦难中走出来的朱元璋,在开国伊始,显然没有忘记父母兄姊的惨死,没有忘记自己经历过的贫穷。所以对于贪官和奸商,他有着刻骨铭心的仇恨;继而他利用手中的皇权去肃清贪官污吏。他深恶利欲熏心的特权阶层,为扫清此股势力而不遗余力。也许,他也能清楚地意识到自己谢世后,无尽骂名滚滚来,但他仍毅然迈出了这孤独的一步,为此,“虽九死其犹未悔。”


果不其然,诛杀功臣,“鸟尽弓藏”;灭杀污吏,“险动国本”。即使到七百余年后的今天,各种“专断、自私、无情无义”的骂声,不绝如缕。


但公道自在人心。每每提到朱元璋这个名字,那些深受苦难的百姓更多的是对他保持着温情与敬意。尽管他反贪的动机并不是纯粹为民本出发,尽管他未能彻底根除腐败滋生的土壤,但有这样的决心与行动,已足够了。


翻开史书,让我们看看洪武时期的那些事,不妨能读出以下特点:一、朱元璋反贪杀污之手段,空前绝后,古今莫如。反贪措施最著名的《醒贪简要录》正式颁布,此《要录》最雷人的则是“剥皮楦草”的酷刑。他诏示天下,规定官吏凡贪赃银六十两以上的斩首示众,并把皮剥下来,填塞以稻草和石灰,挂在官府案桌旁,以警示继任官吏不可重踏覆辙。不仅如此,他还诏令“发现问题,一查到底,断不姑息”。晓谕百姓不分贵贱,皆可直接到京城告发地方官吏的贪污罪行,地方官吏胆敢阻拦者诛九族(因此没有截访者)!诏令一出,群臣震恐。朱元璋说到做到,即使功臣,亦一视同仁。最典型的例子是鞭杀朱亮祖父子。永嘉侯朱亮祖勇悍善战,战功卓著。但此人作威作福,诬陷番禺知县道同,导致朱元璋不知内情,派使者诛杀清官。后来了解真实情况之后,因冤杀忠臣,愤怒至极,马上召来朱亮祖与其子朱暹进京,当朝用皮鞭把朱亮父子活活打死于朝堂,大臣们亲眼目睹此等举动,惊恐之下,汗不敢出。终洪武一朝,朱元璋为反腐败斗争前后共发动五次大规模反贪运动,可谓空前绝后,古今莫如。他下令全国官员务必公布个人财政收入,层层过关,结果仅空印案、郭桓案就杀掉大小官吏七八万人。一个案子事发,又常常因此倒下另一大批官员,大有“杀人如草不闻声”之奇观。


二、众官吏“明知山有虎,偏往虎山行”,朝杀暮犯,前死后继。如前所述,朱元璋为了把各种腐败事端彻底根绝,于是采取了更严厉的反腐手段,要求“作奸犯科者刑罚从重,皆用死刑,行刑方法务必严酷”,如墨面纹身、剁指、砍脚、凌迟、枭首、腰斩、阉割等等。
重刑峻法之下,贪赃枉法者虽有所收敛,但腐败案件还是接二连三地喷涌而出。乃至朱元璋倍感困惑,一声叹息:“朕欲诛尽贪官污吏,奈何朝杀而暮犯,奸官不畏死耶?”朱元璋此时亦意识到一味杀戮恐是行不通的,他认为出现“前赴后继”的局面,或许因为元朝恶心把人心搞坏了,良心泯灭,道德沦丧。乃因下令:官吏和百姓,都要学习防腐拒变的《大诰》,每户一本,“家传人诵,得以惩戒而遵守之”。洪武年间共印行数千万册,足以达到“人手一册”。并将大诰三编,作为国子监的学习课程和科举考试的内容(类似当今招录公务员行测考试)。


只可惜,以上手段收效甚微。只“取得阶段性成果”,却远远未达到彻底清除腐败的根本目的。朱元璋震怒之下,几乎所有的现任京官皆被诛杀,南中国地区县级以上官吏更是被刮地三尺!正因如此,以致后来出现犯人审犯人,百姓抓来凑数任职之另一奇观。


至此,我们不得不思考:朱元璋反贪几乎已无所不用其极,为何根除不了腐败之源?笔者以为有以下几点原因。


原因一、朱元璋根本没有料到他一手所建立的高度集权的王朝,其本身就是孕育特权阶层的温床。童年的朱重八,帝王的朱元璋,人没变,身份变了。无论他如何充满理想主义,但他无法给民众所需要的那种“等贵贱、均贫富”,因为他本身就代表着封建社会最大的利益集团。故而,民众对官僚没有基本的话语权和监督权。特权垄断控制权,必生蛀虫,这应该是人治中一个基本的症结。


原因二、什么样的人治,必产生什么样的体制;体制僵化,督管无力。无论他如何自谦个人“才疏德薄,控驭之道竭矣”,他所用的手段依旧是驭人之术。如言官,让言官督导,这实际上时缘木求鱼,言官也是官;如锦衣卫,这本来是不是办法的办法,皇帝搞不掂,锦衣卫怎么能行?再说,锦衣卫本身就是特权阶层互相争夺的工具而已。故而,专制集权压制后的强力反弹,行政、司法、立法这三者都集于一身肯定出问题。如此体制,“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现象,不足为怪也。


原因三、真正的反贪需要变革。人民的觉悟水平本身过低,而统治者往往只能靠愚民政策维持统治,百姓的思想被束缚也是没办法的事。而朱元璋把腐败矛头没有针对实质性根源:地主乡绅阶级,他对准的则是官僚而已。官员换了再多也没有用,乡绅照样可以卷土重来。说白了,还是平民阶层实力太弱,无法同地主乡绅对抗。最后,反而是他的政策害死了自己的子孙。


原因四、行政手段有时是最没有效果的手段。只要手段的推行仍靠人治,终归于失败。其实,明初和西方中世纪一样,大家都是披着道德的外衣做猥琐的事。古今如此,概莫能外。


最后一个原因,就是明朝官禄太低,不够官员的生活开销。而朱元璋本人小农思想颇为严重,没有考虑到高薪养廉,仅考虑把贪官用酷刑杀掉了之。此点,遗憾地是朱元璋没有生在现代,能够学习当今新加坡的管理办法——我给足了你的俸禄,再有贪污,杀无赦!
由是观之:在中国历史上,最恨贪污、处理贪污最绝情的皇帝,乃非朱元璋莫属。他的反腐行为,足使我们现在的大陆中国人在这个无官不贪的现实中深深怀念和敬仰之。


但话不得不说回来,只要私欲和物欲大行其道,只要独裁专制体制不变,任何政权的反腐都不会有成功的那一天,朱元璋反贪所留给我们的启示,已不得不得出这一结论。


历史证明:明亡之后的清朝反腐同样没有成功,尽管雍正时期有所建树,甚至抓了“大老虎”和珅,但清朝仍然在体制不变、贪官前赴后继中衰败直至灭亡。


纵观以上封建王朝的兴亡史,可以用一句“成由勤俭败由奢”来高度概括,人性的弱点,完全被这个亘古不变的社会制度最大可能的发扬光大。这个弱点就是:一曰“骄”。凡是夺取权力成为统治阶级者无不骄横,无不纷纷封妻荫子。连八旗兵入关,满人成为统治阶级拥有特权后,八旗子弟也是一不务农,二不做工,对汉人有强烈优越感。然后由骄变横,使社会受害。


二曰“奢”。依靠杀戮造反夺取权力者,无不侵吞国家财产和个人财产,从梁山好汉的“杀到京城,夺了鸟位,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称分金银”的口号,到中共的“打土豪,分田地”理念,无不都充满着不劳而获的思想,一旦有了财产,一种暴发户心态油然而生,喜欢彼此攀比,讲排场,一掷千金。像“石崇与王恺争豪”这样的事,是一种流行病,一直流行到今天。
三曰“淫”。古人告诫我们:“万恶淫为首”“富贵不能淫”。此处“淫”字之义,乃是迷惑与放纵。通常我们说“饱暖思淫欲”,或者像现在人所说“男人有钱就学坏”,总之,人有了钱后就将内部的欲望尽量释放出来,权钱交易,权色交易也就成了司空见惯之事。
四曰“逸”。封建社会的权力者们可以封妻荫子,使得自己子女不用劳动即可生存得很舒服,现在的社会就是“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我爸是李刚”就是最能说明社会现实的注解。因此,在幸运投胎到一个官员家里的孩子眼里,任何教育都是多余的。反之,任你如何打拼,到头来,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总之,骄奢淫逸,已经成了祸害社会、动摇统治阶级基础的最大动力,也成了独裁统治者们无法战胜的痼疾,更加是中国人世世代代痛苦挣扎的梦魇。显然,人性的弱点,永远也不能靠人性去克服或者解决。套用政治层面的术语就是,人治可以治标,但永远无法治本。所以,千年中国,腐败依然。而且,当今之中国,其腐败程度已经到了空前绝后乃至神人共愤的状态,在此,世界有目共睹,不再罗列证明。
网上有一篇题为《习近平反贪是文革和改革的继续》(作者不详)写得很深刻,特摘录部分如下:“习近平的反贪得到很多人的支持,邓小平的改革曾得到很多人响应,毛泽东的文革当年也得到很多人欢呼。这三件事相提并论,很多人不会同意。其实,三者的政治逻辑是完全相通的,其手段、过程并没有本质的差别,其结果也是一样的。
文革,后来被称为“十年浩劫”。很多文革的受害者,官复原职、官升几级之后,却坚定地支持邓小平不准全面清理、检讨、反省这场浩劫,其原因,不仅是要掩盖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人的历史责任,而且是避免泄露文革许多“受害者”原本也是“害人者”的真相。
有文革经历的人,应当能够记得,文革固然极其荒唐、丑陋,但人们当时能疯狂投身其中,有革命理想的浪漫、愚昧,也有对中共官僚阶级腐败、特权生活的真实愤怒。所以被打到的那些官僚,有被冤枉的,也有并不完全冤枉的。文革之后,几乎所有被打到的官员获得平反,却是应当的,因为他们被打到的程序是非法的,而且他们多受到许多非人的折磨。
这些获得平反的官僚重掌权力后,并没有几个人反省自己的历史过失,几乎每个人都将文革受害经历,演化成一种政治道德优势。有的思想僵化者,成了改革的反对者,其私人生活倒有一些人有廉洁之誉;那些改革的推动者、领导人,其实不忘掠夺改革成果,让自己家人先富起来者,不在少数,他们腐败,享受特权的程度,是文革之前完全不能比的。
中国民众中,可以说多数都是改革的赞同者,毕竟多少都从改革中得到改善生活的机会。直到20多年后,也只有极少数人才意识到,改革可能是另一场浩劫。如果说,文革,是一场政治浩劫,以打击特权、腐败、私有为名,建立了虚幻、贫穷和没有人性的“人民公社”式社会;那么,改革就是一场经济浩劫,以改革、开放为名,造成的是国有财产转化为官僚家族私有财产,造成的是不可逆转的、巨大的贫富差距,造成环境和道德的摧毁。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无论是毛泽东的文革,还是邓小平的改革,都是政治领导人的“顶层设计”,出于他们的权谋、理想、私利,民众的一种情绪和要求,只是他们加以利用的“见证”而已。为了最大化、最有效地操弄文革和改革,毛泽东和邓小平虽然都发动了群众参与其中,却不给群体参与与建构程序的机会,所有的程序都由毛或邓的语录、讲话演化出来,变成红卫兵胡来的依据,变成“太子党”贪腐的机会。
表面上看,邓小平的改革是对毛泽东文革的否定,实质是一种特权复辟。对老百姓而言真实的贫富差距,比贫困的公平社会,还要实在得多。但就历史的祸害而言,邓小平的改革比毛泽东的文革,未必更容易修复。何况,改革至今仍是中国最流行的“政治正确”。
在文革祸害未被清理,改革祸害未被认识的情况下,习近平的反贪登场了。习近平毕竟披上黄袍没多久,他未来的政治行为还难以预测,的确具有较大的可塑性。现在我们能作评判的,主要是他上台后的反贪动作。没有任何疑问,习近平的反贪合乎民意,他胆敢动到前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头上,又持续不断地抓各级贪官,显示他的反贪是有些动真格。
不过,如果比较毛泽东的文革、邓小平的改革,习近平触动的层级还远远不够。毛泽东可以逼死国家主席刘少奇,废了总司令朱德,赶跑党史载明的接班人林彪,打倒一大批党政军领导人;邓小平赶下了毛泽东的传人华国锋,废了两任总书记胡耀邦、赵紫阳。
从这个意义上说,习近平的立威要达到毛泽东、邓小平的程度,光是拿下周永康、徐才厚和一些小老虎还不够。大家都明白,中共腐败的根源,不在地方,而在中央,尤其在最顶层的政治局常委会。邓小平去世后,如果说对地方上、中央部委级别官僚“监督不力”,那么,政治局常委级别,就完全没有监督。现在看看,有几个当过政治局常委的家族不是富可敌国?
所以习近平要立威,反贪抓人不会止于周永康、徐才厚。即使他现在只想适可而止,未来的情势演化可能由不得他。然而,毛泽东的文革没有进行到底,邓小平的改革没有进行到底,习近平的反贪又能进行到底吗?不用犹豫:一样不可能进行到底。除非,未来习近平重塑政治体制。其原因,还不仅在腐败是中共官僚成为官僚的唯一理由,不在于腐败已腐及所有层级、所有领域,而在习近平的反腐败,缺乏程序正义,没有法治作为基本依托,所以不可能持续长久。
中共18大后,不少商人、官员神秘失踪,虽然有些人几个月后显示涉及贪腐被抓,但这种恐怖做法,那有政治文明的影子?分明是黑社会的行为!反贪腐由中纪委这个莫名其妙的党内机构来操办,本身就是对法治的一种背叛。未经法定程序,由几个权力无边的纪委委员,就将商人、官员控制起来,很久之后又命令公检法完成所谓法定过程,和毛泽东的文革式打倒特权阶层有什么区别?区别在于:更阴险、更黑暗。
事实上,不少反腐败案例,是内部派系勾心斗角、争夺利益的结果,是一种互相构陷、是一种落井下石。说是恶官抓贪官,贪官抓贪官并不过分。腐败的机制没有改变,法治的系统没有建立,如果反贪进行到底,就必然是“朝中无官”,而坚持“一党领导”的习总书记,就会成为光杆书记。所以没有理由可以想象反贪能成功。

历史走到今天,用什么办法来解决中国的腐败问题呢?以笔者之见,就是六个字“实行民主宪政”。丘吉尔说得好:“民主不是最好的制度,但民主一定是最不坏的制度。”因为它能把人性的恶抑制在有限的范围内。民主的前提是假设人性是恶的,所以就必须限制权力的被滥用,于是才有了对权力的分权、制衡和监督,才设想出立法,司法和行政的三权分立。宪政就是限制政府的权力,政府的每一个行动都必须符合宪法的规定。公民是法无禁止皆可为,政府是法律允许才可做。环顾全球,没有一个国家因为实行民主宪政制度依然腐败成风的,没有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的政府经常把精力投入到反腐败上,更没有人担心因为贪腐会“亡党亡国”。倒是信奉马列主义的前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一个个因为腐败在民怨沸腾中纷纷倒台。
殷鉴不远,同为尊奉马列主义的中国大陆政府本应该放弃一党专政,还权于民,尽快实行民主宪政以救国护民,但却仍然沿袭专制王朝的做法,企图用人治和酷刑的办法解决腐败现象。但人们看到的是,他们既没有朱元璋那样对贪官们的严酷,也没有当年朱元璋的权威,只是象征性的抓几个倒霉蛋,或者如人们所说的“清除异己”,进而巩固自己的权力。果如所言,大陆的那种“守着粪堆打苍蝇”的反腐败形式不仅没有成果,将会使更多的政府官员在所谓的反腐之后更加狡猾,更加隐蔽,更加残忍,更加没有底线,国家与人民又将陷入新一轮的盘剥之中。
走在大街上,常常可以听到老百姓说道:“现在的官员如果是在毛泽东时代,早就把他们枪毙光了。”他们的理由就是“刘青山、张子善只贪污二万元就被枪毙了”。当然,老百姓对于毛泽东在建国后所犯下的错误所导致国家的灾难和人民生命丧失在此没有更多的追究,但他们对当今腐败的痛恨已可见一斑。因此说,中国大陆的老百姓并没有对反腐败抱有希望,民心依然得不到挽回,社会矛盾仍然得不到缓解。

中国究竟向何处去?以结束沿袭了二千多年专制政治为己任,本来欲把中国推向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三民主义)的中华民国因为陷入了外侵内患的困境,在民族大难临头时,政府选择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迫使民生、民权退而次之。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两党又陷入了内战,最后在被共产党要求“自由平等和民主选举”口号蛊惑下,更多的国民选择了追随共产党,将国民党赶到了台湾。可喜的是:国民党在台湾痛定思痛,终于放弃了一党专政,还权于民,将中华民国变成了一个货真价实的民主政体,国民党也从而获得了凤凰涅槃般的新生。给未来之中国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局面。


鉴于此,我们所有炎黄子孙都应该呼吁海峡两岸的领导人,以对中华民族高度负责任的心态,不为一党私利、一己之见,运用真正的政治智慧,切实展开政治谈判,将两岸统一到一个自由民主的政治体制之内,让中国人民不再有杀戮和仇恨,不再有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永久的生存在一个自由民主平等的空间之内。如是,则是国之大幸,民之福祉也!
2014年10月12日 


来源:民主中国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

注意:只有此博客的成员才能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