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0月31日星期五

王力雄为《没有墓碑的草原——蒙古人与文革大屠杀》撰序:所有汉人都该读的书


 
 
 
 
 


所有汉人都该读的书——《没有墓碑的草原——蒙古人与文革大屠杀》

/王力雄


谈到民族问题,即使是汉人中认可普世价值的知识分子,包括民主派人士,流行观点也是将少数民族遭受的灾难归于专制政治迫害,不承认是汉人广泛参与其中的民族压迫。他们通常的说法是,汉人同样深受专制政治之害,因此各民族人民之间没有矛盾,只要共同争取实现民主,一切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杨海英教授的书《没有墓碑的草原——蒙古人与文革大屠杀》,以精细的田野调查和考证,通过众多亲历者的讲述,展示了蒙古人遭受的苦难不仅仅来自专制政权,同时有大量普通汉人和政权一道,对蒙古人实施了灭绝性迫害。
 

的确,汉人也遭受专制权力压迫。大量文献记载了汉人在文革中的遭遇,同样骇人听闻,一点不比少数民族的苦难少。但是这并不能改变汉人参与了迫害少数民族的事实,也不能因此不承认存在民族压迫。直到今天也能看到类似现象——新疆汉人在其他问题上对当局有各种不满,一涉及民族问题便与当局成为同盟,即使有批评也是对镇压不够强硬的抱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那些从内地农村招的临时农工,平时受尽大小贪官欺压,满腔怨恨,一旦有镇压当地民族的行动,却会兴奋有加,摩拳擦掌地请战。

汉人对曾经参与过迫害少数民族的事实,解释往往是专制政权的唆使和指派。杨海英教授书中写到目不识丁的汉人流民组成“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以“挖肃内人党”之名杀戮蒙古人,那的确是由当局专门组织和调集的,然而并不能因此就推脱掉个人责任。那些汉人农民虐杀蒙古人时的百般花样和残酷手法,不可能都是出自政权的具体设计和一一指点,很多正是参与者的主动所为甚至“创新”。当他们从中得到生杀主宰的快感时,他们的灵魂已经和魔鬼合为一体。

事后把一切责任推给专制政权,和中共把在文革犯下的罪行都推给“四人帮”一样。那不是对问题的解释,而是对问题的混淆;那不是对历史的反省,而是只要还有下一次就会照样重演。

有些人用世故的姿态劝告——何必去挖那些残酷历史,导致民族之间更加仇恨?伤口应该盖在纱布之下愈合,而不是暴露出来。彼此都往前看,已经发生的就让它过去,才能实现和解走向未来。然而事实不会是这样。加害者希望其加害被忘记,受害者却不会忘记。加害者闭口不提曾有的加害,或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首先就说明没有反省,也就永远不会获得受害者原谅。和解与真相是不可分的二位一体。对没有忏悔和反省的加害者,受害者凭什么接受和解?

问题还在于,今天汉人对蒙古人的压迫仍然在继续。杨海英教授书中所写的文革虽然过去,但是另一种民族压迫却日益严重,规模更大,毁灭也更深。

2014年,我在内蒙古自治区驱车上万公里,到了内蒙古所有的盟、市。最感郁闷的是绝大多数所经之地根本看不到蒙古人和蒙古文化。除了个别点缀性的符号,几乎跟汉地毫无区别,处处挤满汉人和汉人的生意,所有城镇都充溢汉人的气息。让人惊叹毁灭竟然如此彻底,这难道不是另一场文化大革命吗?前一场文化大革命是杀人,这一场文化大革命杀的是文化。后一种杀戮没有血腥,却同样触目惊心,让人不寒而栗。曾经那样伟大辉煌、让世界震颤的蒙古哪里去了?几乎荡然无存!

而在这场对蒙古文化的杀戮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更多的汉人参与其中。今日内蒙古汉人数量是蒙古人的数倍,蒙古人只是总人口的零头。企业几乎都属汉人,市场被汉人操纵,上至汉人老板,下至汉人打工者,到处开矿垦荒。两千万内蒙古汉人的背后,还有千丝万缕联在一起的更多内地汉人。内蒙古是他们的矿场,是他们的粮仓,是他们的发财圆梦地,是他们的休假旅游地。而本地千年的蒙古文化和生活方式丝毫不被他们尊重珍惜,反被视为愚昧落后,极尽嘲笑蔑视,在发展之名下无情地摧毁。

至今,内蒙古的主体已彻底殖民化。只有在靠近蒙古国的边境地区才能找到少许蒙古感觉。百年来蒙古人在汉人逼迫下步步后退,已经到了退无可退的边缘。对蒙古人的灭顶之灾,直接参与或间接参与的汉人跟专制政权并无分别,都要负责。然而即使连汉人中的自由民主人士,往往也会有人将这种民族迫害视为是带给蒙古人的幸福。

汉人普遍认识到中国存在西藏问题、新疆问题,但是一般不认为存在内蒙古问题。20115月,西乌珠穆沁旗的蒙古族牧民莫日根为了阻挡煤矿拉煤车碾压牧场,被汉人司机故意用车压死,引发了波及内蒙古多地的抗议,虽被压了下去,却显示了多年积累的蒙古人怒火,终有一天会使内蒙古问题和西藏问题、新疆问题一样全面爆发。

莫日根事件三年后,我在莫日根死难的西乌珠穆沁旗,看到巨大的采矿场仍在草原上肆无忌惮地扩展。上百辆重型卡车如蚂蚁般来来往往倾倒尾矿,填平山谷,埋没草原,永远地改变着万年地貌。伟大的蒙古文明和历史正在被那些矿石渣压进不见天日的黑暗底层,万劫不复。

如果连中国的民主人士都对这种毁灭视而不见,既不反省,也不着手改变,即使未来中国真的民主化了,民族压迫何以就会消除?汉人会不会以民主投票的压倒多数,符合民主程序地决定在少数民族自古生息的家园继续占地掠财,谁要敢于阻挡就将其消灭呢?

希望杨海英教授的书能让汉人看到自身的历史责任,进而思考自身的未来责任。

为此,我要特地感谢把杨海英教授的著作翻译成汉文的刘英伯先生。促使他在八十岁高龄,把人生最后的数年光阴献给这本书的,正是出于他痛感“汉人太对不起蒙古人”。尽管他本人在文革也是九死一生,但他仍然有这个心:汉人欠蒙古人的,需要偿还。他和他的女儿一道,翻译了这本书,老人家的真诚,拷问着我们。

 
 
20148月于北京

延伸阅读:

《没有墓碑的草原——蒙古人与文革大屠杀》即将在台湾出版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4/10/blog-post_2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