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0月26日星期日

林傲霜:“阶级专政”与“依法治国”



所谓阶级专政,就是一党独裁专制的别名。不管叫“无产阶级专政”也好,叫“人民民主专政”也罢。它的所有法律、政策都是为它一党执政、专权服务的。为维护它这个党的特权和既得利益服务的。符合它的这个目的,它就“依法”支持你。若不符合它的既得利益,则必定予以取缔制裁。人家同样说它是在“依法”办事。这就是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专政。至于“依法”与否,统统由党内的独裁者和权势者说了算。“依法治国”的口号不知喊了多少年了,甚至有段时间媒体上还专门举行过辩论是“党大,还是法大”?结果辩论得再热烈,党永远不但要“大”于“法”,更要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所以,重提“依法治国”和“依宪治国”,不过是要人民遵守党制定的宪法和法律,不要去争取什么民主权利,老老实实地当奴隶罢了。

 
中共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于2014年10月20日至23日在北京举行。这本来是人家中共的例行“家事”作秀过场。但由于会前当局一再放出一些所谓“吹风”的消息,说是此次全会要重点讨论“依法治国”的问题。大陆官媒和四大门户网站都为此次全会出了专版,称这次全会将在依法治国方面做出“重大举措”。于是引起了一帮“救党派”与“希望派”的热烈关注。有人甚至说此次全会的重要意义,将不亚于“改开”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香港亲北京媒体也放出消息说,将有重大人事调整云云。

其实六十多年来看透了中共执政“表演技巧”的人们,心里都会明白,越是被当局喊得响亮的口号,说得天花乱坠的东西,最终无一不是镜花水月,画饼充饥。从上世纪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超英赶美”、“大跃进”,到近些年来的什么“关注弱势群体”、“三讲”、“保先”、“以人为本”、“和谐社会”……有哪一样是“兑”得了“现”的?回到本题这个“依法治国”,也不知喊了多少年了。甚至有段时间媒体上还专门举行过辩论是“党大,还是法大”?结果辩论得再热烈,党永远不但要“大”于“法”,更要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所以,重提“依法治国”和“依宪治国”,不过是要人民遵守党制定的宪法和法律,不要去争取什么民主权利,老老实实地当奴隶罢了。

其实世界上任何一个正常、乃至基本正常的国家,所谓“依法治国”本是执政的题中之义。即当然要作、必须要作的事。否则,这个政权就没有执政的资格。此乃执政伦理的常识,是一个根本毋须讨论的事。就像人们去商场购物,决不会去与商场“讨论”购物是否要付钱一样。然而这个“依法治国”现在竟然必须由中国只此一家、唯一的执政党专门来隆重开会进行讨论。这至少说明,这六十多年中,中共在治国上许多事是根本无法可依,或有法不依的。

于是有人就会说,中共过去没有依法治国,现在愿意弃旧图新,改正错误也不失为一件好事。你又来说三道四,岂不成了“逢中(共)必反”了吗?姑认此说成立,那么就来看看当局是否要痛改前非,今后要依法治国了呢?就在这个四中全会召开的前夕,代表中共官方立场的党刊《求是》杂志旗下的半月刊《红旗文稿》最新一期发表了官办的“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会长刘润为的文章,强调必须坚持阶级斗争。并指出不能用法治代替人民民主专政。若不如此,便会上了普世价值的“圈套”。在这位刘会长看来,民主、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观念竟然是个“圈套”,而他们搞的独裁专政才是“正道”。真不逊当年毛左、红卫兵的大批判高论。

接着,该文更按照他们的老祖宗马克思原教旨的教义为一党专政作了一番辩护称:“专政是阶级社会的特定产物。什么是阶级?说白了就是以经济地位为核心的社会地位划分出的一伙一伙的人”。因此,今天的中国是存在着阶级与阶级斗争的。进而得出的结论是“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而“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7页)----如此寻章摘句搬出红色圣经来给阶级斗争和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涂上神圣的油彩,几乎让人又回到了血雨腥风的文革年代。不过这位刘会长却不敢说,如按他的“以经济地位为核心的社会地位划分”,那么这位刘会长应属哪“一伙”?更不敢说他们那些戴着“伟大光荣正确”光环的权贵、官员、国企老总、高管、红二代、官二代的暴发富翁以及为这“一伙”人效劳、帮闲的谋士、奸商、学者、文人、清客是否是“无产阶级”?如果是的话,这帮子占中国人口不过5%的人,却拥有中国75%以的上资产。而其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财产。以至使中国今日的基尼系数竟然高达0.73,稳居世界第一。而这个数字是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的,并非“敌对势力”造谣。按照马克思的理论,这伙人之所以如此富有,他们肯定是大量剥削和掠夺占有了中国广大劳动者的“剩余价值”,才一个个如此“先富起来”的。这样富有的“无产阶级”不但可以压到洛克菲勒、比尔.盖茨,而由他们来对广大劳动者进行“阶级专政”,请问又如何能“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目标?这个“无解方程”别说马克思,就是去上帝那里也找不到答案。

可是这篇文章仍然恬不知耻地鼓吹道:“以往我们对“专政”的理解过于狭隘,即仅仅指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暴力统治。正确的理解应当是,‘专政’体现为整个上层建筑领域的阶级倾向性,也就是你的那一套东西(法律、纪律、政策、导向等等)是向着什么人的、为着什么人的。正因为如此,人民民主专政是对人民实行充分的民主与对敌对势力依法处置的有机统一。依法治国,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必然要求。”毛泽东早在1949年在其大作《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就公开宣布所谓“人民民主专政”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二者是一回事。但是在其后的几十年中,人们终于看清了这些对广大普通民众进行管制、“专政”的所谓“无产阶级”,实际上是一批有权、有势,垄断了一切社会财富的党官、党吏的特权阶层及其大小奴仆。他们甚至对民众的口中食,身上衣都拥有予、夺,“分配”的大权。至于什么“人民”更是一种可以由他们随意界定的“身份”。说你是“人民”你便是;说你不是,你便不是。乃至贵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党总书记的邓小平一旦在权斗中失利,也难免丧失“人民”的“资格”。由此可见这里所谓的“人民”或“无产阶级”,只不过是特权阶层的同义语,只不过是一个用来掩盖其独裁专制的欺世骗人的大谎言而已。

毛泽东死后,由于文革和阶级斗争邪说被否定。邓小平于是让他们“红色家族”的这一部份人先富起来。接着又指示对所谓“姓社姓资”不争论。以“发展才是硬道理”放任权势者去掏国库、刮民膏大发其财。所以一时之间什么阶级或阶级专政的高论便销声匿迹。而代之“三个代表”、“和谐社会”、“以人为本”之类的空洞口号。但是特权阶层对民众的专制高压,则从来也没停止过。不同的是毛泽东年代是又说又作,外加大规模地进行;而邓、江、胡年代则只作不说,除六.四与“法轮功事件”外,一般皆以“个案”处理,规模也就小得多。

但经过二十多年以后,一方面中国的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已经达到了难以为继的境地,而腐败猖獗,贪官多如牛毛,民怨沸腾则已临近爆炸点。尤其是近年来,因茉莉花革命而掀起的世界第四次民主浪潮,使中国的权势者们感到危机的深重。哪怕拨出了高于国防军费的“维稳费”也难以应付局面而越“维”越不“稳”。也曾想利用周边与日本、菲律宾、越南的领土纠纷来煽动民族主义情绪,转移民众的注意力与不满情绪。但收效几近于零。因为民众对这一套把“矛盾内销转出口”的戏法已“欣赏”得太多,由视觉疲劳而感觉麻木。特别是当民众自身的住房、医疗、养老、孩子上学等诸多问题,都成天弄得日坐愁城,心力交瘁之时,自然对几个远在天涯海角的无人荒礁小岛,燃不起多少“爱国”热情。因而权势者与其谋士们在万般无计可施之下,终于想到太祖年代,那万马齐喑,无人敢言,一呼百诺,万众俯首的大好局面。如此盛世好景,靠的不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年年斗,月月斗,天天斗的“专政”法宝吗?当年邓小平宣布阶级斗争在中国已基本结束时。毛左们就骂他是“丢刀子”。今天看来这“刀子”真还不能“丢”。所以继王伟光院长重提阶级斗争之后。《求是》的“红旗文稿”更发挥党的喉舌作用大声疾呼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性”与“必要性”,这就决非偶然,更不是作者个人的观点了。

由此可知四中全会的依法治国,虽然在司法的技术操作层面上,管理隶属关系上完全可能提出某些改进或改革。但决不可能让司法独立,允许司法人员独立审判,这样真正意义上的改革。而且最根本的一点,正如“红旗文稿”这篇文章所指出的:“整个上层建筑领域的阶级倾向性,也就是你的那一套东西(法律、纪律、政策、导向等等)是向着什么人的、为着什么人的。”在这一点上,人家不但不会改变,还会更进一步加强。换言之,整个的法律、政策,要维护的必须是、也必然是“向着”他们、“为着”他们特权阶层之既得利益的。只不过是将这个“阶层”,这种“利益”命名为“无产阶级”或“人民”而已。所以千万不要天真,不要以为既然“依法治国”了,那么公民依照宪法,便有言论自由的权利,便可以有举牌要求官员公示财产的权利,如此等等。如果这样想,就不仅是天真,而且是可悲,而且是大错特错。如果你“敢于”去这样作,那“寻衅滋事”之类的罪名,照样在你身上“依法”兑现,决不手软!

所谓阶级专政,就是一党独裁专制的别名。不管叫“无产阶级专政”也好,叫“人民民主专政”也罢。它的所有法律、政策都是为它一党执政、专权服务的。为维护它这个党的特权和既得利益服务的。符合它的这个目的,它就“依法”支持你。若不符合它的既得利益,则必定予以取缔制裁。人家同样说它是在“依法”办事。这就是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专政。至于“依法”与否,统统由党内的独裁者和权势者说了算。
 
 
来源: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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