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0月23日星期四

沈诞琦:纪实:一九八九的一百万




  
    
在所有一百五十页的档案里,只有这一张1990年的剪报是彩色的。它就像那段灰蒙蒙的历史中唯一的亮色,让人对未来存有希望。剪报上一张采光极好的照片,一群英姿勃发的中国人正在普林斯顿大学标志性建筑拿苏堂前谈笑。当时的天气就像今日那么好,春暖花开,万里无云,而那几张率真的笑脸上也丝毫不见阴霾。照片上,有一个时年24岁的女孩。就像所有那个年纪的女孩,她长相单纯,笑起来很甜蜜。她周围的那些中年人,待她的神态如同自家的小女儿。照片底下配文: 「每个星期二,他们聚在一起,房间里总是有一只小小的收音机放着旧时的中国音乐。他们在那里讨论著命运,中国的命运和自己的命运。 」


我想像他们也会像所有普林斯顿人那样在草地上野餐,我想像他们也总是乘坐着只有两节车厢的火车叮叮当当地去纽约购物。而在大洋彼岸,1990年,他们是以另一种身份被铭记的。那当时24岁的女孩,就是1989年那场震惊世界的风波中的学生领袖柴玲。那些围着她的中年人,则是那个时代中国最重要的知识分子:最著名的记者、最著名的电视编剧、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智囊。风波之后,他们立即成了政府通缉对象。有的在黑龙江的森林里一件单衣躲了一个冬天;有的在巴黎街头逃亡了半年;有的经历了至亲人的死亡而不能去送终。眼看着他们毫无出路了,这世上却偏偏能走出一个素昧平生的侠客,单枪匹马挽救了所有人的命运。
我无从得知约翰•艾略特(John B. Elliott) 是由何种途径得知那场风波的。或许,在21年前6月的那天,他在百老汇的卖报小摊上瞥见了纽约时报的头版头条;或许,他在穿越时代广场时和众多纽约行人一样为巨幅电视屏幕上屠杀的录像而驻足叹息;或许,他一脚踏入了华尔街的办公室,发现公司雇员们正在为一早的世界股市大跳水而焦头烂额。接下来的一天,各类关于这个事件的新闻报导、政策分析、图像视频像黄蜂一样袭击着西方世界的每一个普通人。而一天之后,当大多数西方人都把此当成世界尽头发生的另一桩无可奈何的不幸而抛之脑后时,约翰•艾略特拨通了他在普林斯顿读本科时的恩师George Rowley的学生、余英时教授的电话:「大屠杀太可怕了。一个人的力量那么小,又能做些什么呢? 」

「一个人能去帮助那些手足无措的人们。 」


艾略特只沉默了片刻:「好吧,这里是一百万美元。 」


余英时教授联系到了自己从前的学生,林培瑞(Perry Link)。这位当时的美国科学院驻华办事处主任正忙着为属下预定紧急撤离北京的机票。百忙之中,林培瑞得以告诉平时经常接触的那些中国知识分子:「如果你或者你的朋友有危险,尽快逃到普林斯顿来。 」


一周后,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正式成立。 1989年至1993年,这里庇护了26个曾经在华夏大地家喻户晓的名字。


林培瑞教授对我说:「整件事就是这样的。 」


我惊得目瞪口呆:「就这么简单?你才讲了五分钟。 」


「你不要把凡事都想得那么复杂。整件事情真正发生,也不过就是两通电话十几分钟罢了。 」


而这,实在难以想像。难以想像,在那个没有网络没有手机的年代,这样一条讯息竟能传到黑龙江的森林、传到巴黎的街头;那些身无分文的流亡者竟能平安抵达普林斯顿;罕涉政坛的普林斯顿竟然一举成为中国流亡知识分子的最大聚集地。而更难以想像的是,为这一切慷慨解囊的,是一个与整个风波毫无纠葛的美国白人。


那场六月风波之后,各国为之哗然。世界各地,谴责声此起彼伏。有的取消了双边协议;有的制裁了进出口贸易;有的与台湾重修旧好。在一片吵吵嚷嚷的政治谈判中,没有人想过应该为那些正处在水深火热的人们切实做些什么。而艾略特先生只是在电视前看了几次报导,没有一个人要他捐款出力,他就霍然站在普林斯顿校长面前:「这里是我的一百万。」 在百万美元的支持下, 26位流亡知识分子以访问学者的身份留在普林斯顿,这里成了他们人生旅途中宁静的港湾。这26人包括:

柴玲,1989年那场运动的三大学生领袖之一。

刘宾雁,八十年代最著名的记者、报告文学家,被称为「中国的良心 」。

方励之,天体物理学家,那个时代最著名的异见者。那个六月之后作为老布什的私人客人在北京的美国大使馆躲藏了一年。

陈一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赵紫阳的顾问,在八十年代经济改革中有过重要贡献。

阮铭,1978年宪法修正案起草者之一,胡耀邦的助手。
远志明,电视政论片《河殇》的作者,1988年在央视一套黄金时间播出,引起了巨大的人文震动。


一部能在央视一套黄金时间播出的电视片,其批判社会的程度,不可能是过于激烈的。曾经担任过顶级决策层智囊的文人,其对社会主义改革的忠诚,天地可鉴。刘宾雁的新闻报导,也就是揭露一下底层官员贪污腐败、体制改革不见成效,并不比如今的柴静犀利。而方励之的那些「异见 」,大多听起来可要比韩寒的博客顺耳多了。他们并不是那个时代最激烈的声音,却因为种种原因突然被推到了风口浪尖成了万众瞩目的焦点。而时局骤然一变,这万众焦点里哪怕是温和的批评声,都成了举国通缉的对象。

在那张1990年的剪报上,记者问那位24岁的全国通缉犯,初来普林斯顿有什么感受。她说,真美,真绿。她坐在普林斯顿的拿苏堂前野餐,她的身后,乔治华盛顿曾与英国皇室签署了美国独立宣言。她去弗里斯特学生中心吃饭,这里曾是美国最重要的物理实验室,诞生了美国第一个电子工程系。在她之前,这所大学还庇护过更伟大的通缉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冯•诺伊曼、托马斯•曼……这是一种兼容并包的美,而这所大学的宏大气度依靠的并不是白纸黑字的制度,而是富有人文精神的校友。我不禁要想:如果没有艾略特先生,这26人又将面对怎样的命运?林培瑞教授说:「你怎么可以对普林斯顿的校友那么没有信心? 」

史记•游侠列传:今游侠…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戹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且缓急,人之所时有也。

历史常常以一片灰暗呈现在我面前,那无数得过且过、勾心斗角、功败垂成的故事,读多了就要绝望得发疯。每每如此,却偏能在天地间出现一个真真切切的人,单枪匹马冲锋上阵,所到之处具是扑面而来的亮色,是一派昂扬开阔的气象。我觉得人类存在的全部意义就是为了创造这样的奇人,并且用余下所有的时间去缅怀他。我对约翰•艾略特著了魔,想竭力明白这到底是个怎样的人。我在网上找一切和他相关的消息,与曾经接触过他的人交谈,在普林斯顿档案馆里翻阅他的成绩单入学申请。这些泛黄的纸张和故人的只言片语,或许能勾勒出一位侠者的影子。


约翰•艾略特的童年是在爱达荷州祖父母的大牧场上度过的,其父是成功的华尔街金融商,其母是典型的贤妻良母。高中就读于美国最好的私立学校埃克塞特学院(Phillips Exeter Academy),在校成绩全为A和A 。教导主任在他的毕业手册上写道:「这是一个聪明努力的年轻人,很显然想在人群中做得最好。可是他对周围的同学有时会显出孤傲的态度,更喜欢和年长成熟的人相处。在他所喜欢的英语和拉丁文上,他极有才华。他想成为像他父亲那样的投资银行家。 」1945年高中毕业,出色的成绩使他得以进哈佛大学深造。只读了大一一个学期,战后欧洲的动荡和混乱就让他迫不及待地想去欧洲做志愿者。哈佛的导师对他的评语是:「虽然他成绩全A,但是他显然更被欧洲政局吸引,并不愿在学业上多下工夫。他想当个政治家。 」他从哈佛退了学,在法国和德国开了两年卡车,救助流民,顺便通晓了法语和德语。
1947年,他入学普林斯顿重新开始大一,主修中世纪历史,个人兴趣为中东历史、阿拉伯语、中国艺术。 1951年从普林斯顿毕业,是表彰成绩优异的Phi Beta Kappa荣誉社团的一员。普林斯顿的导师评价他:「他显然是个聪明的年轻人,只要想做的事总能做得最好。他的志愿是成为中世纪史教授。 」大学毕业,他在沙特阿拉伯的国家石油公司工作了两年,掌握了阿拉伯语。之后,他入美国陆军服役两年,在柏林进行情报工作。退役后又环球旅行了一年。 1958年,当他的世界之旅进行到第13个月时,纽约拍来加急电报,其父病危。他这才飞回美国,继承了父亲的风险投资公司和父亲生前的纽约股票交易所资深会员的空缺。

我看着他大学毕业时拍的黑白标准照。照片上的男子高大英俊、头发浓密、神态沉稳。他的眼神是温暖而坚定的,虽然我不难想像出这样的眼睛也能时而流露出孤傲的态度。我很容易和照片上的年轻人亲近,因为他有着那个年纪年轻人常有的梦想:到世界各地转悠,执行各种危险而光荣的任务,身体力行地改变世界。而他的悲剧也是一个司空见惯的个人理想和社会责任的悲剧:老父亲一死,他便只能忘了环游世界的壮举,转而继承一个庞大的家族企业。

约翰•艾略特担任家族风险投资公司总裁一职直至1997年心脏衰竭而死。从1958年到1997年那悠长的40年岁月中,他端坐在华尔街的办公室里,扮演着社会所期望的平庸角色。有多少次,他会怀念起德法之间蜿蜒的跨境公路,沙特阿拉伯一柱擎天的钻井平台,柏林森严冰冷的谍报装置,还有旖旎狂野的异国风光。每人都有排遣寂寞的方式,而艾略特选择了收藏文物。他开始收藏起日本民芸艺术、土著印第安人工艺品、非洲部落图腾、希腊罗马文物……这世界上他所不能切身体验的角角落落,他用当地的艺术填充自己的住所,幻想他正生活在彼时彼地。

1967年,约翰•艾略特重游了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亚洲展厅里零星摆放着几张不起眼的中国字画。他想起了1944年冬天他在埃克塞特学院读书时曾读过的一本《生活》(LIFE),那份期刊的特写是8页波士顿美术馆藏的中国书画。这些书画的纸张和颜色保存都差透了,而艾略特却被横竖弯勾中蕴藏的美而深深震撼。他将8页彩照贴在自己寝室墙上。在1967年普林斯顿的美术馆里,年近四十的艾略特问美术馆馆长:「有没有可能收藏中国书法? 」

真是天作之合。

那一年,红卫兵冲入梁漱溟北京的家,将「封建主义的玩艺儿」付之一炬,围着火堆呼口号唱歌。那一年,林风眠将平生所藏亲手浸入浴缸、倒进马桶。那一年,沈尹默将明清大书法家的真迹撕成碎片、在深夜倒进苏州河。大陆古玩市场轰然而倒,大量书法真迹散落在香港、台湾、日本,保存条件恶劣,价贱如草。接下去的几年,艾略特走遍了香港、台湾、日本的大街小巷,在日本的旧书摊里找到了王羲之,在香港的闹市口找到了黄庭坚。短短三四年就收藏到了两百多份书法真迹,除王羲之、黄庭坚外,还有米芾、赵孟俯、唐寅、文征明等。 2000年出版的<The Embodied Image: Chinese Calligraphy from the John B. Elliott Collection>的前言中称,艾略特是中国和日本之外最大的书法收藏家。

在新中国的两场浩劫中,艾略特都无意中扮演了挽救者。他只是被1944年那8页《生活杂志》彩页所吸引,他只是想在枯燥的华尔街工作之外找些新鲜,他或许不那么明白他在这段历史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在前一场浩劫,他挽救了千年古国的文化遗产;在后一场浩劫,他挽救了当时国内极富盛名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中间有的人曾被赞誉为「中国的良心 」,被称作「英雄 」。他们是那个时代的韩寒、郎咸平、柴静。

只是,时间是如此健忘,时代在飞速前进。 21年后,多少人听闻过刘宾雁、方励之、远志明的名字?多少人看过《河殇》、《人妖之间》? 1989年的年轻人不能明白他们的父辈如何能在1967年狂热于领袖的红宝书,就像2010年的年轻人与1989年的那场风波没有任何共性。我们不能理解,那些最高学府的学生怎么会在广场上安营扎寨那么久,那国家最高领导人怎么会拿着大喇叭对着学生喊话?这些细节在21年后重温起来是可笑的,是超现实的。

这个时代总是忘记自己从上一代所继承的是些多么可笑而超现实的细节,它总是把最应景最时尚的人物当成自己的表率。 2010年,韩寒入选美国《时代》周刊最具影响力人物,正如2003年4月的《时代》周刊进行过一次名为「亚洲英雄 」的评选活动。那期的封面人物是周星驰。在全部29位评选出的亚洲英雄中,与周星驰、姚明、马友友并列着的,有刘宾雁的名字。那一年,约翰•艾略特已经默默无闻去世六年了。

世上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英雄。第一种英雄应时代的需要而生,一出世就是时代的弄潮儿,是时代精神的表率。第二种英雄则传承了经过千秋万代都永远不变的品德:勇敢、善良、敢做敢当。他们是时代的粘合剂,将截然不同的时代连接在了一起,使我们在父辈身上发现未来还充满希望。
约翰•艾略特终身未婚,无子。平生所藏中国书法,全部捐献给他挚爱的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藏品常年在美国各大博物馆巡展。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大部分中国藏品系约翰•艾略特无偿捐赠。他生前低调,捐物署名都为「无名氏 」。这一秘密直到他死后才由家人公布。基于他对中国艺术收藏的贡献,普林斯顿美术馆的中国厅命名为「约翰•艾略特画室 」。约翰•艾略特的遗产至今还资助着26位中国学社流亡知识分子的部分遗孀的日常生活……

当年那位在广场上极具感染力的24岁女孩,到美国后走上了一条再普通不过的成功之路。普林斯顿研究生毕业,哈佛商学院,咨询公司,然后自己创业。 2009年6月,那场风波二十周年之际,柴玲捐款百万美元用于资助事件受害者和研究事件真相。柴玲在89 风波后的为人处事,民间有诸多非议。二十年后飞黄腾达,百万美元捐款,又引起了海外异见人士一片纷争。是功是过,逝者如斯,时间自可还之以公道。而我看人看事,都将之往最纯洁的方向看。柴玲此举,或许只是感恩于二十年前救人于水火的那一百万。她在2009年的捐款申明中称:「I would like to thank Mr. John Elliott, who donated $1 million to Princeton University to set up the China Initiative…… 」

一个人的力量那么小,又能做些什么呢?


一个人能去帮助那些手足无措的人们。

谨以此向1951届校友约翰•艾略特先生致敬。


声明:本文的主体是约翰•艾略特先生。本文关于艾略特生平和中国学社成立始末全部引自普林斯顿Mudd档案馆艾略特先生的个人公共档案以及作者同普林斯顿美术馆工作人员交谈记录,若读者存有异议,殊难考据真伪。本文对柴玲的品行、1989年那场风波的细节、海外民运的现状没有任何见解。 26名中国学社的社员中,25名为中年的高级知识分子,没有直接参与1989年的风波,他们是身不由己的受害者。生命平等,大爱无疆


作者介绍

沈诞琦:
来自上海,普林斯顿大四在读,运筹与金融工程系。

创作背景
大三第二学期的最后一周,我突发奇想给自己放了个假。那一周我逃了所有课表上 的课,每天随心所欲坐到自己好奇的讲座里。某一天我旁听了一节东亚系的历史 课,讲座的最后一部分关于六四。教授提了一句:“后来我们的一个校友捐了一百万,于是那些流亡知识分子都逃到了普林斯顿。”这句话引出了下课后我与老师的谈话,,然后一次面谈引出另一次面谈,一个教授引出另一个教授,我从图书馆借出了十几本书,在档案馆里读了几百页原始资料,在美术馆的地下室查看十几幅中国字画藏品。有那么两周我吃饭睡觉都在思索这张引人入胜的拼图,我充当了一次历史的侦探,而我所作的又岂能比得上艾略特先生的十分之一?以此向艾略特先生的真诚和勇气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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