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0月23日星期四

刘在平:沉痛悼念陈子明:思想亮剑与精神扬纛




  
  
      下面是三年前的一篇文章,当时发表于共识网。由于此文在一定程度上介绍了子明的文集、子明的经历、子明的思想和精神,故转载于此,以沉痛悼念昨日刚刚离世的陈子明先生。

    
     物质财富的增加可以用种种经济指标来衡量,精神财富的创造却极难设置标度。精神财富中最有价值的、核心的构成是被称之为思想的、以理念形态而出现的成果。对生活充满深厚兴趣的人终究会喜欢思想。思想或者为人类福祉艰难地发挥深刻的作用,或者本身就伸张着人类探求的天性。而思想又具有高贵的品质,“对于权威不感兴趣,不在乎长期反复证明了的智慧。思想正视地狱的深渊而不惧怕,思想把人视为深不可测的寂静所包围的微粒;然而思想举止傲慢,像世界的主宰一样镇定自若。思想是伟大的、敏捷和自由的,是世界的光明,是人类的主要荣光。”(罗素:《论教育》)

 
     当友人陈子明将自己的文集慷慨赠送的时候,我意识到得到了一份贵重的厚礼。煌煌12卷,洋洋500万字。之前,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的话语需要用N个笔名分散发表。锻铸久然,淬火骤然,此番从香港汇总结集出版,就成了一次精美的思想亮剑。我连读两遍,一遍一鼓作气地粗读;一遍精研思考地细读。独特深刻的思想和精湛的表述,百科全书般丰富的历史人文知识,在多元方法论交替运用中密切契合现实问题的振聋发聩的批判与透视,令我收获颇丰。

 
     一
   
     记得2004年一次与子明交谈,他说仅在监狱里就读了1000多部书。读子明的文集,发现那是一种思想者的博览群书。几乎每一个问题的论证,都不仅仅是作者自己在言说,而是与那些在同样问题上有见地的若干思想家、优秀学者共同言说,似乎将中外思想史上就这一问题而形成的脉络清晰再现。每一篇文章的大量引文、大量史实都在告诉读者:从远古到当代,思想家已经进行了怎样的筛选,历史已经作出了怎样的沉淀,甚至告诉你争论的焦点、过程与形成的主流共识。
   
     然而,这不仅仅是借鉴和转述,而是大量涉猎后的准确运用、多种视角和方法论转换、历史证实与证伪的精心选择,使作者的独立思考由隐含而浮出水面。思想的携带与引领使论述深刻厚重;大量思想史资料、史实及广泛素材的运用使论述丰富多彩,这是广泛阅读与深刻思考融合而生的韵致。子明自身的思想性又在三个方面反映得更为突出:一是密切联系中国实际,或曰紧扣“问题”而辨析“主义”;二是以自己的思路而设置独特的逻辑框架结构;三是在适当的时候进推出“点睛”之笔,可能是归纳,也可能是突破或提升。
   
     文集很像是一部被“问题思考”激活了的政治制度史、政治思想史,而且自古至今各个阶段臻于完备。然而,除了政治学以外,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哲学以至于很具备专业性的生物学、化学、人类学、现代化研究、传统文化研究、、、、、、诸多领域都有相当深入的涉及。
   
     陈子明式的批判,是一种没有穷追猛打、看上去显得轻盈的批判。一般来说,对于批判对象主要进行了谱系的摆放、源流的追踪、悖论的归谬、效果的评定。即:将论敌的主张十分清晰而妥帖地在思想谱系中给予定位;追溯出其思想主张对历史源流的承袭或关联,指出其逻辑上的悖论及不能自洽,从实践、经验的角度指出其将带来的后果,或从价值取向的角度给予评价。批判中经常用以上四项中的一项或两项,只针对个别批判对象才四项兼备。虽然多重地、娴熟地运用批判的武器,但时常“点到为止”,从来没有剖析论敌阶级立场或什么利益代表之类的“诛心之论”,没有任何语言上的非理性的复加。甚至,经常从批判对象那里发现有价值、有道理的思想或提法,给予肯定、给予称道,或加以引用。
   
     子明认为:“善意的态度,意味着在讨论中将双方置于完全平等的地位,给予对方充分的信任和谅解”。作为读者,我陡然意识到:这样的批判,往往是更有力度的批判,因为思想的犀利和态度上的善意共同构成一种批判者的气度与境界,也就使批判的武器本身结合了武器的批判——“学术界不同于其他的压力集团,它的影响不取决于它的人数、声势、实力和权谋,而取决于它手中真理。学术共同体的科学精神、规范做法、攻坚勇气和善意态度,将是知识精英改造中国政治文化,建设中国民主制度最可靠、最强有力的工具。”
   
     思想解放有赖于思想者自身的解放,以及思想界的心灵与精神的解放。
   
     二
   
     被称作引起了“历史学中的哥白尼式革命”的赫尔德认为:历史哲学重要的思维方法,在于把历史放在宏观整体上来考察。后来实证主义哲学兴起,在历史方法论上提倡经验的“确实性”和“实证性”,导致强调普遍性原则和理性思维的历史哲学一度颇受冷落。然而,汤因比等历史学家却引领了历史哲学在20世纪的复兴。汤因比说:“不管年表怎么说,现在已经证明修昔底德的世界和我们的世界在哲学意义上说是同时代的。”从世界文明发展的角度透视各种文明,寻找它们之间的可比性与共性的历史哲学方法论,在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中得到生动再现。陈子明说:“在一个没有坐标系和线路图的世界里,不知今昔何年,此身何在,人就成了浩瀚宇宙中一粒粒孤独飘零的原子,这些原子集合在一起,也不过是及时行乐的行尸走肉。因而,构筑思想的框架,提供时代的路标,满足国人精神上的迫切需求,是当代中国思想界义不容辞的责任。”这样的视角和责任感,促使陈子明在比较了各种历史分期法之后,选择了梁启超的中国历史大时代的划分方案。
   
     20世纪初,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写道:“第一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统一,是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国民族自发达自竞争自团结之时代也。”“第二中世史,自秦统一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即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频竞争最烈之时代也。”“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之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此时代今初萌芽,虽阅时甚短,而其内外之变动,实皆为二千年所未有,故不得不自别为一时代。实则近世史者,不过将来史之楔子而已。”与此伴随,梁启超还勾勒了“河流文明时代第一纪”;“內海文明时代第二纪”;第三纪“大洋文明时代始萌蘗”的历史模式。
   
     陈子明“在梁启超论述的基础上略作调整,便得到一种中国历史大时代的三阶段划分方案。”继而,文集的作者展开了三阶段的历史论述,使我们看到“中国之中国”在早期“轴心文明”中的发展和杰出贡献;“亚洲之中国”作为原生国家的朝贡体制与华夷秩序的建立,以及“比欧洲任何地方都富有”的中国曾经是世界技术的创新与传播中心;然而,从“亚洲之中国”向“世界之中国”转变的初期,却是中国从文明中心向边陲演变的、充满痛苦与迷茫的时期。也有学者提出,人类文明史经历了蒙昧时代、宗教时代、权势时代、经济时代、科技时代(或许以后将进入价值时代?),每个时代都有一个文明中轴。而人类宗教时代,对与西方来说也是“哲学时期”。中国宗教时代是薄弱的,哲学上的突破稍纵即逝,而权势时代是强大的。由于宗教时代的文明中轴的弱化,没有像西方一样即使在权势时代也存在明显的政教分离。中国的权力时代的文明中轴在不同的逻辑线索中强化延伸,在随后人类进入经济时代、科技时代,新的文明中轴在中国依然是弱化的,或者是扭曲的。这样的历史观,无疑提示并昭揭了历史发人深省的内涵。
   
     线性决定论、单一决定论、社会进化论、西方中心主义、物质主义以及文化偏执、文化本位等等,是历史考察中经常发挥作用的视角误区。对于这些,作者始终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始终把握“世界文明中的中国文化”这一表述方式,推出“中国本位的世界公民”的醒目定位。陈子明的分析,令人信服地意识到我们无需任何民族虚无主义的自卑,也无理由张扬任何民族本位、亚洲价值体系的狂妄。大历史观透视中国与世界错综交织、折冲樽俎的历史,使我们更清楚中国在世界格局和世界文明中的位置,更清楚中国文化必然融入世界文明主流的趋势。
   
     世界文明中政治文明具有重要地位,政治文明中制度文明不可或缺。陈子明在大历史观中紧紧扣住宪政民主主张和自由民主主义的核心线索,雄辩地论证了这条线索渐成文明主流的演进趋势,对一些历史现象的梳理透视相当精湛。比如,关于西方中世纪,赫尔德高人一筹地看到:在教会庇护下商人组织的同业公会的诞生、科学组织联合导致的大学的创立、城市的兴起等等。而子明进一步指出中世纪政教分离、自治制度与封建制度的二元分化,不仅为文艺复兴、而且为以后的政治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又如,对于当今早已进入世界历史的中国历史的分析,指出现代性中工具理性扩张的倾向,引用韦伯关于传统社会“伦理公设的”精彩论述:“世界是由神意注定的,因而就是一个有意义的、伦理取向的宇宙”。子明深刻地指出:“上帝还没有死”!“新的上帝”决不是尼采的强权,而是罗尔斯的公平权利以及“平等的自由与自由的平等”;不是财富的增加与福利,而是社会正义。在非宗教的康德的义务论和边沁的功利论对垒中,前者占据压倒性优势。制度的选择与设计,须经得起出于价值理性的正当性、合法性的检验;参与国际经济政治,不能只讲国家利益而不讲国际正义和行为准则。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分野的眼光,深入历史哲学、政治哲学层面,对于“中国模式”论者、“政治优势”论者等等现行制度辩护士给予了釜底抽薪式的理论清算。
   
     三
   
     本人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曾关注和参与新权威主义讨论,现在读子明的文集,觉得他当时确有更高远的思考。靠政治强人强制性推进市场化,并不意味着推行现代化。20多年过去了,除了代价沉重的经济增长以外,无论权威还是市场,还是制度转型以及现代化,都看不到实质上的“新型”。当年认为制度引进和制度创新将会导致市场失范的说法得到反证:恰恰是制度转型的缺失使市场失范难以避免;而“具有镇制功能的价值符号”虽然几经“创新”,却无疑地保留下来了,而同时也不断地发挥着阻碍民主转型的镇制功能。这与子明当年的判断是一致的。
   
     从世界近代到中国近现代,再到中国当代,歧义纷呈的政治思潮或流派,在复杂程度上出现递增状态。中国的改革开放,从价值取向到路径选择,从战略思维到操作设计,自一开始就贫弱含混。理论务虚或思想解放既有突破性,又有不彻底性;“摸着石头过河”及后来的“不争论”既缺乏经典经验主义的理性背景,又深陷于政治实用主义、单线生产力决定论的泥淖。改革变质变味、改革效益扭曲、主流文明及普适价值受阻受挫、沉重的代价和弊端等等在所难免。这些为各种“主义”浮出水面提供了需求的机遇,也为政治哲学、政治思维的深入提出十分艰涩的挑战。子明对于谱系学的借助与发挥,在面对挑战中发挥了相当给力的劲道。
   
     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三大流派在百年中国升降沉浮、互相消长,各自变迁、充实、发展,又相互交织。民主主义进入中国以后,主要流派就有民族民主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自由民主主义、三民主义、新民主主义的分化与长期碰撞。如何看待康有为贯彻始终的君主立宪主义,如何看待梁启超像伏尔泰、福泽谕吉一般的思想启蒙及其主张的前后变化,如何看待胡适对于自由主义的推进及其“先天的”稚弱,如何看待鲁迅等人国民性改造方面的殚精竭虑,如何看待孙中山的“四大纲领”及三民主义,如何看待梁启超与醒狮社、大江会、青年党等对于国民主义的鼓吹,如何看待庶民主义及其麾下的全民主义、平民主义、劳农主义,如何看待陈独秀早期实际上基于民本主义的民主追求及其晚期的反思和转变,以及托洛茨基主义、列宁主义、考茨基主义、伯恩斯坦主义、斯大林主义、毛主义、人民民主专政、继续革命理论、“无产阶级民主”、、、、、、所有这些,陈子明如数家珍,如辨掌纹,不仅绘制地图,而且建立沙盘,甚或建立卫星云图级别的气象观测。
   
     福柯是将谱系学用于历史考察的倡导者,但子明显然更为自觉地借助谱系学、改造中国牒谱学而考察研究政治思想,在运用、发挥或者构建“政治思想谱系学”中的创造性是明显的。第一,谱系学成为运用娴熟的方法论。在作者那里,谱系学是系统法、分类法、追溯法、比较法的互动,是纵向与横向、历史与现实、宏观与微观的动态交融。在厚重感和丰富感的基础上,给人以明朗感、清晰感。甚而,有一种透过茂密葱茏而把握根柢、主干、枝叶的阅读快感和审美观照。
   
     第二,追根溯源、梳理枝蔓。当代某些思想主张的提出,是具有“独树一帜”的气势的,但自觉或不自觉地承袭着历史上的源流。例如“当代民族主义”就宣称“开启一个新时代”,却不得不起劲地搬用纳粹德国的生存空间论;又如有人认为新权威主义、渐进主义、国家主义、民粹主义、社群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共同构成了庞大而新颖的思想体系,却实际上没有超出德国魏玛时期斯宾格勒的“结盟法”;鼓吹“精英专制”少不了继承种族奴役、强权即公理的衣钵;所谓“合作主义国家”不仅陷入逻辑悖论,而且掩盖了权力腐败、官商勾结的现实,陷入了不是靠权力制衡和制度约束而是靠“压力下权力善意”的臆测性怪圈;当今的“马汉主义”与尼采、斯宾塞以及国内近代民族帝国主义主张等有着没有剪断的精神脐带、、、、、、
   
     第三,归拢整理明晰的谱系框架。中国的左右之争,其实是左右与中派之争。对于左派中的“老左”、“中左”、“新左”,右派中的新保守主义、新秩序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等,作者均进行了展开与透视,进而使我们豁然:左与右的种种,或曰革命、激进、民粹的左与保守、权威、寡头的右,在中国均有传统资源和现实制度格局的“资源”,左派以中派为右;右派以中派为左,左与右之间基本不开战,反而有意无意地结盟。自由民主主义的中派既承受来自两面的巨大压力,又承负着批判左与右的艰涩与严峻。“只要左派和右派继续在中国舞台上唱主角,只要中派在中国政坛上还没有什么分量,就表明中国还没有真正和世界接轨。”——光谱分析不仅对种种思潮流派的评价、定位投下了理性之光,而且对于包括自由民主主义者在内的所有关注中国政治前途的人们来说,提供了思想价值和行为姿态选择的参照。
   
     四
   
     如果说第12卷更像一部自传,第4卷则是为中国民主运动、民主力量的群体立传。当然,这是思想性地立传,是记述、反思和探索的融合。子明得到的反馈信息是:许多人对第4卷非常喜欢。此卷的题目是“民主运动在中国”,而确切地说,是“中国大陆民主运动60年”。虽然,当下中国活着的人当中有大量亲历者,但无论年长年幼,对“这一”60年中中国民主运动的了解和理解、宏观思考和微观探讨,都远远不如对“上一”60年。这既是“原本”历史的鬼黠也是“摹本”历史的悲哀。
   
     冯友兰先生认为:“历史学家所写的历史,是本来历史的一个摹本。向来说好的历史是‘信史’。‘信史’这个‘史’就是指写的历史。本来历史无所谓信不信。写的历史则有信不信之分。信不信就看其所写的是不是与本来历史相符合。写的历史与本来历史并不是一回事。其间的关系是原本和摹本的关系,是原形和影子的关系。”约恩·吕森在《历史思考的新途径》中说:“作为跨越人类世界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间整体的‘这一’历史呈现为经验与期待的合成。未来在现在的生活实践的规范性脉动中开启了自己,而现在的生活实践则又从过去的生活实践经验及其改变世界的力量中汲取营养。时间在过去积累的经验中流淌,成为历史认识的安全的积淀。这一时间在当前行动的意志冲动中凝聚,而当前的行动则恰恰通过这种使其意图指向未来的认识得到解释。”史学、历史哲学都意识到原本和摹本之间,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是有鸿沟的。历史实践的实际参与者和历史的思考、写作者之间的统一,当然有利于在一定程度上填平鸿沟。
   
     秦晖表达过这样的意思:当今的中国,相比较而言,更需要实践自由、创建民主的“圣徒”。子明是一位将“神学家”、“传教士”与具有“殉教”精神的“圣徒”集于一身的人,是一位为争取民众的、世俗的自由主义而超越世俗的理想实践者、思想探索者和精神追求者。因而,当陈子明书写这一段历史的时候,其角色是实践者并且是实践者中的组织、设计者;是思考者并且是思考者中的理性总结者;是写作者并且是写作者中的分析整合者。比如关于四五运动的起因、过程以及中肯的评价,“严格地说,为四五运动平反才是争取民主的运动”。比如关于民主墙和北京之春等民刊运动始末,以及其中大量文章背景、内容的介绍和评价,“民主墙与民刊在总体上说是有共性的,这就是要求实现政治民主化”。比如高校竞选运动作为一次成功的公民政治实践的政治取向和深刻影响,“21世纪初的中国民主化也必须通过竞选运动的发育、成长和壮大,才能最终实现”。比如关于民间民主力量、社会维权力量、体制内改革力量的划分与综合分析。比如关于“媒体民营、政党民办、政府民选”“新三民主义”的设计与论证。比如关于各个时期民运人物的实际作为与思想追求。比如对于追求中国宪政民主的现实作为的战略思考和发展展望、、、、、、可以说,我们看到60年中国民主运动宏观俯瞰与微观探索的统一,看到“异端”历史、“真实”历史与“内在”历史的交融,看到上层历史和民间历史在政治层面的交错。
   
     五
   
     价值含量丰富的思想,绽放一种气质性、品格性魅力,当然是思想者人格的折射。文革中的觉醒,四五运动中的站出和蒙难,民主墙、民刊社团、高校竞选等运动的积极参与和推进,改革初期战略和方案建议的提出,创建民间科研机构,在大量出版物、培训、研讨会中发挥骨干作用、、、、、、陈子明作为民间重要的改革先行者的经历,使心理路程转化为理性自觉过程中,思想之树扎根于实践和体悟的肥田沃土。之后漫漫铁窗生涯和战胜癌症病魔,竟然使他在思想更为深刻、系统并学理化的过程中完成人格的又一番升华。
   
     文革开始,子明应该是只读到初一。但是,他几乎在小学时期,就把自己家里和藏书极多的同学家里的书几乎读遍,“曾经有过雄心,只要是没有看过的书都要看一遍”。而且,母亲参加四清时的几大本笔记全都仔细看过,因而早在文革之前,对四清的过程以及当时的腐化问题就有所了解。我现在搞心理学,比较深切了解少年时代的读书功底将怎样在一个人知识结构中起到极为重要的铺垫作用。
   
     文革期间的子明,一边参与一边观察,由于对文革做法的失望而提前主动报名,与高年级同学一起插队。在内蒙当“老插”是很艰苦的,知青中年纪最小的子明当过羊倌、马倌,并当过“村官”——大队领导。那是由于口碑较好,尤其是当义务赤脚医生,更由于抵制整人的“挖肃”运动、保护蒙族干部等而受到人们的赞扬。而当大队干部期间便与上边的腐败行为作斗争。塞外的表现,或可看出陈子明政治价值取向的人格气质上的因素。
   
     陈子明于1974年上大学,虽然学习工科,但习惯性的思考,使他头脑更加清楚,确立了基本的思想框架。因为与友人通信中议论政治被告发,被警察带走,进了看守所,后被定性为反革命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四五运动时,发配农场劳动的他就像被历史召唤一般恰逢有时间来到天安门广场,不仅积极参与,而且成为群众谈判代表。粉碎四人帮后,直到79年才获得平反。
   
     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有三件民间色彩十分浓厚的事件极为引人注目,一是西单民主墙,二是《北京之春》等刊物的创办发行,三是北京高校竞选。这三件事中,陈子明均积极参与,在起到策划、骨干作用的同时,表现出政治现实主义主张和组织沟通能力。他是北京高校竞选运动的主要发起人,在竞选中成功当选为人民代表。一批当时具有强烈改革意识、民主意识的研究生、本科生当选为人民代表,虽然有某种客观机缘,但与参选人和发起人的智慧、能力等密切相关。这三件事,尤其是竞选,在思想解放意义上和民主运动实践操作意义上的影响是广泛深刻的,在当时中国政治生活中也发挥了实际的影响。陈子明总结说:“竞选运动充分显示了青年中的主流思想,是要求推进改革而不是‘缓改革’。当时竞选中有两派、、、、、、稳健派也是积极要求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激进派则进而要求政治体制改革和全面改革”。“竞选运动在形式上有不同于民主墙运动的地方,它是在各单位的内部进行的;但又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从下面影响了高层的政治平衡。”
   
     “监狱大学”、“狱中留学”、“监号书房”,不仅仅是陈子明式的豁达调侃,更是他对待精神炼狱和人格监控的一种精神生活方式的写照。以“荆棘路,无悔路”为题的《文集》第12卷中,引人入胜的监狱生活的描述,更像朴实无华的回忆录。然而,那是由包括绝食在内的大大小小多次艰难维权、与残酷的疾病进行抗争、1000多套书籍苦读浏览、几百万字奋笔疾书、夫妻风雨同舟恩爱升华、、、、、、生动的故事绵延而成的一段令人感慨、甚至令人产生某种“艳羡”的经历。及待掩卷,浮出眼前的竟是两则微小的片段:一则是,狭小的监号里大摞大摞地堆放着书籍和文稿;另一则是,子明竟然为了读书而给监狱图书管理员写了长长的一封信,言辞恳切、据理力争。或许这是一种“精神维权”,潜台词是:只要让我读书,任何密不透风的“环形”都是自由驰骋的高天阔地。
   
     没有蹲过监狱的福柯,为了透视人们精神失落、心灵无家可归问题,严谨地考察过由边沁发明的“环形监狱”,断言那里很难走出具有自己独特价值、能够感受自己生命意义的人。甚至在他看来,“环形监狱”是一种监控范式,其象征性已经构成社会环境、甚至整个现代世界的现实性。现代发达国家的医院、军营、学校、工厂和行政机构以及整个社会如同一座大监狱,机构高墙搭筑了囚室,墙外不过是散步的走廊和放风的庭院。而福柯一定不会想到,在中国的秦城监狱,一种突破“环形”的精神范式也在演绎出一种巨大的象征性。子明或许不是演绎这种范式的第一人,但他无疑是具有独特个性的佼佼者。
   
     走出监狱大学的陈子明,不仅表现出分辨是非、坚持原则、牢守底线的坚韧与清晰,更具备了整合意识、人类意识的开阔,以人生淡定与信念坚定的高度重合而出现于人们面前。于是,思想亮剑的闪光,荡漾出精神扬纛的风采。

 
     曼德拉就任总统时说:“当我走出囚室、迈过通往自由的监狱大门时,我已经清楚,自己若不能把悲痛与怨恨留在身后,那么我仍在狱中。”我的感觉是:陈子明身在囹圄时,即已经让悲痛和怨恨烟消云散。郑也夫提到子明时说:“他走过这样一段异常的道路,和友人重逢后平静交谈就像是度假归来。没有一丝的情绪化,没有丁点的仇恨,不提任何亲历的苦难,全无英雄自居的架势,乃至没有一次谈话中提高了音调。这是一个何等冷静的人。穿越了十年的铁窗的间隔,他和我坐下来,完全是两个书生的摆谈,古今中外,书里书外,娓娓而谈。只有你往深处想,才能明白,他其实是怀抱巨大热忱的人:为自己的理想百折不回,投身社会活动乐此不疲,对思想和学识几近痴迷。热烈和冷静如此结合——深层炽热如火,举止平静似水,这样的人我一生中只见过一个。”也夫的话本人深有同感。子明的状态令我进一步相信:对普适价值的思考与追求,可以像宗教信仰一样建立并支撑精神人格的大厦。可以预见,其影响力也将是历史性的和多方面的。

 
     来源:博客中国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

注意:只有此博客的成员才能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