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0月23日星期四

黄卧云:用自由度量法治




 

1

 

  孔子、文革和依法治国的政治穿越,使观测和预测中国政治走向的人们困惑不已,复古与革新、专政与法治的混搭似乎很难形成一个连贯的、整体的治理理念。在周小平现象中所体现的矛盾则为理解上述矛盾提供了一条路径。

 

  重要的党刊《红旗文稿》最近连续推出两篇具有浓郁文革气息、内容相关的文章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先是中国社科院院长王伟光的《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并不输理》,提出当前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力量生死博弈的时代,阶级斗争不可能取消;接着是一篇《不能用法治代替人民民主专政》,进一步强调阶级斗争的主题: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

 

  从逻辑上去讨论阶级斗争与通行意义上的法治之间的关系当然不得要领,一般人也并不认为两篇文章是为了从逻辑上去阐明道理,而认为它们只是为了传递政治信号。它们的逻辑是否成立一点都不重要。阶级斗争与法治的关系,正如文革与法治一样水火不容,但阶级斗争与“依法治国”就不会那么矛盾,而是可以“辩证的统一”了,如后面那篇文章所说:“依法治国,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必然要求”。在“文革”语汇中,“必然”总是表示某种不容置疑的权力逻辑。

 

  现在,我们必须暂时在两个“法治”概念之间穿越。一个“法治”是“依法治国”的简称,也就是上面提到的《不能用法治代替人民民主专政》所使用的概念。依法治国源于中国古代的法家思想。一个是普世意义或通行意义上的“法治”,即法律统治的意思,源于西方的政治传统。尽管不断有人在辨析“以法律统治”和“由法律统治”的区别,但并不妨碍和阻止国人将两种有云泥之别的东西混淆为同一“法治”概念。把依法治国等同于法治,说明法治的概念还是比依法治国的概念更加受人青睐,“法治”一词不仅是称谓上的便利,更在于它的普世意义。为了不至出现严重的概念混淆,在下文中不把“依法治国”简称“法治”,凡是提到“法治”,只有通行意义上由法律统治的含义。

 

  韩非子是依法治国的源头。作为法家最著名的代言人,他在其最著名的代表作《五蠹》一文中,对依法治国的含义进行了清晰而毫无歧义的阐释。它专门论述治国之道,它设定的读者就是人主,在语法上,人主是依法治国的主语。韩非子针对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的普遍现象,提出要对五种破坏社会秩序的人也就是五蠹实施严厉的专政。五种坏分子分别是儒家、游侠、纵横家、依附权势逃避兵役的人以及商工之民,他们或言必称先王之道蛊惑人心,或聚众以扬名,或趋务末业,都是治理国家者必须坚决打击的,只有农民和军队才有利于国家,发展生产,尽其地力,培养军力。统治的要义就是要让人恐惧,使人不敢为非,当然也要做到赏罚分明,所谓“明其法禁,必其赏罚”,在打击的同时要大张旗鼓地奖励对统治有益的人。法家之法与权术之术是紧密联系的,法中有术,术在法中。法律仅仅是对人们的行为进行规范,作为人主,他不能满足于这种刻板的东西,他必须去实现自己的各种奇思妙想,以术造势于是就不可缺少。

 

  法家所说的奖励,是指带有强烈政治指向的奖励,是治国者显示明确意图的方向指示牌,也就是造势,著名例子就是比韩非子更早的一位法家代表人物商鞅用重金奖励那个将木棍从城南搬到城北的人,借此向社会申明自己依法办事的信用和决心。政治奖励不外重金和高位。毛泽东时代通过重奖劳动模范、把他们提拔到显赫的权力位置上,为他塑造社会主义新人造势,而当今对周小平的表彰和奖励也是体现政府的用人导向,希望借此推动一批网络新人的出现。周小平者,于千千万万人在网络空间发泄对政府的不满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舆论场上一呼百应的时代源源释放出美帝和西方很坏、中国很好的正能量,正是官方急于要寻找一种在体制之外的自己所需要的正能量去引导公众的人。他非官非党,熟悉网络语言。他为文喜好引用中外古今却又缺少历史常识,喜欢宏论滔滔却又不具有基本认知水平,但这并不影响官方对他的赏识。但就如劳模不管做多大的官在政治舞台上也只能起着象征作用,周小平在舆论舞台上也难以成器。尽管他迅速蹿红,但好像没有什么人羡慕他,更没有多少有人群起而效仿他。作为民间写作者,他没有意见领袖的思想功底、文字功底和影响力,作为官方红人,他又没有党报党刊社论一言九鼎的权威。于是头戴红顶的他在民间受尽奚落,而受尽奚落正是因为他头上的红顶子。如果他仅仅是一个网络写手,没有权力的推手,那他就不会引起多少人注意,也不会有人去在意他文中的谬误,更不会去嘲讽他。

 

  政治人物总是面临着某些必须迫切解决的现实问题,并倾向于实用主义地选择那些见效快的手段进行处理。在一般情况下,他的选择是有余地的,是使用这种手段还是使用那种手段,可以做出选择。但在某些非正常情况下,就会失去选择余地,或者说,一旦失去选择余地,就表明政治进入了逼仄的通道。由于要面对太多的重大社会矛盾,而它们又都有政治上的急迫性,比如占领网络舆论阵地,反对普世价值的同时要树立自己的核心价值观,控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建立现代治理体系等等,都是当前一些非常重要而不能拖延的问题,头疼医头脚痛医脚是在所难免的,这时,政策的连贯性就会被破坏,它们甚至彼此冲突。文字上粗糙、知识上粗浅、思维上混乱的写作者周小平之所以能被选择为官方的辩护士和“文艺界”的标兵,是由于别无选择的结果。官员自身如今丧失了自我辩护的能力,而民间又鲜有人为之辩护,王院长以其部级干部的权贵之身大谈当前阶级斗争的必要性立即就被抓住了致命把柄,人们要求他迅速公布财产,以确定自己是属于无产阶级还是属于资产阶级,这对他可谓一剑封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民间周小平才显得非常难能可得,难能可贵。

 

  重新高调提出阶级斗争和依法治国,都是一定程度上的情非得已。一方面,十八大提出的建立现代治理体系必须要有依法治理的某种权力结构,另一方面,社会各种利益的激烈博弈和多元化思想的异常活跃,使维护政治稳定越来越趋于使用刚性手段。对于由于社会多元化而造成的冲突,要么包容,缓解冲突,要么将利益竞争者打入不法,进行专政,对为首者冒头便打。胡温选择了“建设和谐社会”这样的具有包容性的目标,但实际采取的维稳措施依然是没有包容性的压制,而不是使用与其目标一致的柔性手段——进行社会对话。在80年代中期一度热烈的社会对话,到21世纪已无法进行,因为对话成本对官方来说现在已经太高,无法接受。事实上,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是党一直没有放弃的武器,只是它时而隐身,时而现身,隐身还是现身则要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而定。邓小平在毛泽东时代曾作为党内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主要成员深受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之苦,在打倒“四人帮”得以再次复出之后,他马上中止了阶级斗争的政策,但他同时又意识到阶级斗争的必要性,因为他看到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危险,看到了并不是所有人都百分百地服从领导。他坚决反对的只是阶级斗争扩大化,尤其反对党内存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断言。国家仍然是一部强大的专政机器,一旦权力受到较为严重的挑战,阶级斗争就会激烈起来,采取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必要的。根据中国社科院院长的判断,当下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矛盾已处于你死我活的博弈阶段,在他看来,无产阶级专政到了箭在弦上和不得不发之势。

 

  阶级和阶级斗争并不必然导致阶级大战和无产阶级专政,同样也会导致阶级和谐、宪政和法治。宪政和法治通过限制权力和保障所有人的权利来尽量消除阶级鸿沟,从而实现社会和平,专政则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暴力镇压,让一部分人享有不受制约的无限权力任意剥夺他人权利直至生命,实现号令统一、思想统一,从而达到社会安定的目的。当然,现在提倡专政的人已经不是马克思所说的那种意义的阶级镇压,而仅仅是指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镇压。反右和文革的历史告诉人们,无产阶级专政不是无产阶级实行专政,人民民主专政也与人民民主无关,否则就无法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后来的全面平反昭雪。如果要真正实行阶级大战,王伟光们恐怕也会十分害怕,他们会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

 

  中共中央1997年就提出要“依法治国”,此后“依法治省”、“依法治市”、“法治中国”等等提法和标语便受到各级政府的青睐,遍及于政府文件、报告、通知中,也遍及于街道、路牌、电视、报纸等公共场所和公共媒体,这个十多年,同时也是强制拆迁、高压维稳、腐败加剧最严重的时期,把“依法治国”变成一个毫无实际意义的漂亮词句。在最好的情况下,依法治国可能会促进政府自我约束,对权力结构作出一些改变,向着限制权力的方向发展,逐步向法治前进;在最坏的情况下,依法治国可能就是依法专政。依法治国和人民民主专政都是由权力来施行的,两者的融合就是如何把专政纳入法制化轨道,其情形有如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严打”。上述提到的《红旗文稿》的文章说“依法治国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必然要求”,他也可以毫不费力地颠倒过来说,人民民主专政是坚持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

 

  专政和依法治国存在相通之处,和法治却无法共存。专政的目的是消灭自由,而法治的目的相反,是捍卫自由。法治起源于英国,在法治的早期史中以《大宪章》闻名于世的宪法性文件就被认为是英国人自由权的证明书,其中最著名的条款是这样写的:“凡自由民,非经其具有同等身份的人依法审判或依照国王的法律规定,不得加以扣留、监禁、没收其财产、剥夺其自由权或自由习俗、褫夺其法律保护权、放逐或施以任何方式的侵害。”这份1215年签署的文件到1225年进行了修改,承认了“人民和大众”与贵族享有同等的自由权。正是由于它对绝对王权的限制和对保障自由的意义,《大宪章》又被称为《自由大宪章》。

 

  自由在法治之上,自由也在法治之下。在法治之上,是因为自由不但是法治的出发点,也是法治的目的和归宿,出于对普遍自由的保障才设计了法治制度。法治是实现自由的手段。在法治之下,是因为只有法治才能使人民的自由得到保证,法治下的自由是所有人的平等的自由,这也才是可靠的自由。

 

  法治制度在英国的发展,同确立法院的独立判决权是分不开的,没有法院的独立审案,《自由大宪章》仍然只是一纸文件,而不会转化为民众的自由权利。一批值得尊敬的法官,其中最负盛名的是胆识和勇气过人、担任过王室检察长、王座法院的大法官爱德华.柯克爵士,在坚持法官权威上并最终将国王置于法律之下建立了不休的功勋。

 

  中国特色的依法治国能不能最终融入通行意义上的法治?依法治国是否朝着法治的方向发展,就是看它是否朝着扩大公民自由的方向发展。对当下中国而言,最需要的公民自由就是免于恐惧的自由和言论自由,它们是实现社会正义的前提条件。公民不免于恐惧,他们做人的尊严可以被无视,正义将无从谈起;公民没有言论自由权,他们也就不会由任何自由和权利,因为语言是他们捍卫自身权利最重要的武器。完全依靠自觉而建立自我约束制度,其目标之脆弱,实现难度之大,对于有正常思维的人是不难想象的。

 

依法治国没有对人治的超越。从依法治国到法治,它的转捩点发生在国家最高权力被置于法律之下的时刻,也就是王在法下的时刻——公民的自由也产生于这一时刻。因为只有这时,法律的最高的地位才能确立起来。王既可能是推动法治的最大力量,但同样也可能成为阻碍法治的最大力量。

 
来源:共识网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

注意:只有此博客的成员才能发布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