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0月26日星期日

严家祺:陈子明和两次“天安门事件”——沉痛悼念陈子明




    驚聞子明去世,深感悲痛。我在近四十年前的1976年4月5日那天下午,離一輛被推倒的警車不遠的地方,看着陳子明、候玉良等四個人,在天安門廣場東南角的『小灰樓』前的擁擠人群中,自告奮勇地作為『談判代表』,擠着、最後踩著一些人的肩膀,進入『小灰樓』。事後,候玉良告訴我,其中一人是陳子明。


    1979年,周為民、王軍濤、陳子明、閔奇、畢誼明、劉迪、呂嘉明等人,創辦了《北京之春》雜誌,當年在陳子明、王軍濤主持下,編寫了《偉大的四五運動》一書。我就是從這時開始,與陳子明、王軍濤、李勝平和他們的朋友們熟悉起來。


    陳子明的一生,兩次『天安門事件』對他影響最大,而且,正是這兩次『天安門事件』改變了他的一生。第一次『天安門事件』,他是最重要的參與者之一,而且,在『天安門事件』作為『反革命事件』的三年歲月中,他也不屈不饒地為『天安門事件』為『平反』奮鬥呼號。


    第二次『天安門事件』,特別在北京『戒嚴』後幾天,陳志明又深深地捲入了進去。兩次『天安門事件』中,陳子明的『行為模式』是一樣的,正是他的民主信念和英雄主義氣概,強烈地推動着他的一切行動。


    在兩次『天安門事件』之間的歲月中,陳子明又不斷與我『相遇』。1980年陳子明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在生物物理研究所学习分子生物学专业,同时担任研究生院的研究生会主席,但我當時是哲學所自然辯證法研究室的一名『助理研究員』。我的『頂頭上司』是查汝強,就是今天聞名中國和美國的查建國、查建英的父親。我剛剛脫離哲學所查汝強的『管轄』,參與社科院政治學研究所的籌備工作,陳子明這時就主動踏進了查汝強領導下的『自然辯證法研究室』。政治學所經過五年『籌備』在1985年宣布成立時,陳子明作為『自然辯證法研究室』的一名研究人員,在1986年創辦了『民辦』的『中国政治与行政科学研究所』,後又成立了『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 』。哲學所『自然辯證法研究室』對前後有這麼兩個『不事專業』,而『熱衷政治』的人頭疼不已。問題是我名正言順離開了哲學所,在『政治學所』工作,而陳子明頭上還『頂着』一個『自然辯證法』的大帽子,是『自然辯證法研究室』研究人員。我不知道,在1989年陳子明被捕時,是否還是社科院哲學所查汝強的下屬。


    『六四』後,陳子明、王軍濤被判13年有期徒刑,我在《歐洲日報》上撰文,聲援他們、為他們呼籲。他後來沒有再從事他熟悉的『分子生物學』研究,我卻在2006年為撰寫《普遍進化論》一書,幾年中斷斷續續讀了許多生物物理和分子生物學的書,當時我就多次想到在中國過着『半軟禁』生活的陳子明,我想,要能請教他多好。


    我與陳子明是中國科技大學前後校友,都出身自然科學,都進入了查汝強的『自然辯證法研究室』,都投身兩次『天安門事件』,都熱衷與研究政治學,我們兩人還在中國公安部1989年6月24日同一個『通緝名單』上。1989年,我在友人的幫助下,在6月21日逃離了中國,而陳子明卻被判刑13年,受盡折磨,英年早逝。


    今天在中國,依然是苦難的中國。我相信,在不遠的將來,陳子明為第二次『天安門事件』翻案的目標和中國民主化的理想,一定會實現。我雖然出身自然科學,常常探討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交叉領域』的問題,但陳子明與我一樣,都認為,中國的頭等大事,還是政治制度問題,是中國的民主化問題。(寫於2014-10-21 Washington DC 郊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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