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0月31日星期五

王德邦:公民社会是智库成长的沃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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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1日(五)


2014年10月27日中共中央召开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会议审议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会上,习近平就智库建设谈到:“随着形势发展,智库建设跟不上、不适应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尤其是缺乏具有较大影响力和国际知名度的高质量智库。要从推动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增强国家软实力的战略高度,把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切实抓好。”可见,中国在社会大转型之际,产生了对高质量智库需求的饥渴感。然而,面对千年变局,中国怎么会没有及时成长起适应这种历史需要的智库呢?


放眼今日存在于世的中国各种智库,可以大而统之地划分成两种类型:其一、权力主导下设立的智库,属奉旨建库,可称官办智库;其二、民间一些志同道合者针对共同关心的一些问题而聚合起来调研求解的智库,属民间自发性形成的智库,可称民办智库。介于这官办与民办两者之间的官民合办或名民实官型的智库,本质上都是官库,只是形式上换了张皮而已,所以理应都划归官办行列而在此就不必单独探讨。


纵观文革之后,中国确定改革开放而向世界敞开大门以来,至今已近四十年,中国智库发展以1989年为分界,可分为前期草创繁荣与后期压制萎缩的两个不同时期。


文革后至1989年期间,中国智库由破土草创到迅猛发展,迎来了中国历史上一个难得的智库繁荣期。这时期,中国社会各界在文革结束后痛定思痛,上层统治集团以胡耀邦、赵紫阳为代表的开明改革势力打破了诸多统治禁制,社会以反思为引擎而带来了一个思想解放的“小阳春”,与之相应的各种智库如雨后春笋般在中国社会蓬勃生长,全国各地各种社团、民刊、研究小组、沙龙风起云涌,让人应接不暇。虽然在1979年底出现过一波打压,取缔了全国许多民间社团与刊物,但高校与体制内自发性的社团与调研组织却得以存续,进而形成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民间智库与官方智库的融合互动,产生了对中国历史具有重大推动作用的高质量的智库——官府中的“三所一会”(即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农研中心发展研究所、中信国际问题研究所、北京青年经济学会),民间独立的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走向未来丛书》编委等等。


从现在披露的一些材料来看,当年那些官办或民办的高质量智库,都是在整个社会解禁,公民社会极为活跃的背景下,最初多是由几个志同道合者自发组织开展起来的。如当年参与改革智库、现任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的王小鲁回忆说:“(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参加了当时一个自发组织的小组,叫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就是一批年轻人聚集在一起讨论,研究农村问题,到农村做调查,写研究报告。后来获得了一些中央领导人的支持,开始从一个自发组织变成官方认可的组织,设在社科院的农经所下边。因我当时还在社科杂志社工作,没把关系转过去,但从小组成立开始,我就一直参加发展组的活动,主要是跑农村调查,研究包产到户等等问题。当时这个小组写了很多调查报告,对那时的农村改革起了不小的作用。”上世纪八十年代,整个社会思想极为活跃,到处可见“大家或者跑到公园里找个没人的地方讨论问题,或者找个空闲的办公室或什么人家里,星期天聚到一块,一次一个专题,讨论问题。”高校的社团、沙龙、读书会等等,似乎每天都有各种讲座、讨论等活动。正是这种发育旺盛的公民社会的背景,促使了当时社会各种兴趣爱好者的联合,并就社会存在的各种问题展开专题性调查研究,为中国改革提供出了宝贵的建议,从而涌现出许多有开拓性的高质量的智库。


1989年“六四镇压”之后,这些八十年代为中国改革作出重大贡献的智库遭遇全军覆没,“三所一会”、北京社会经济科学研究所、走向未来丛书编委等均被取缔,主要负责人或被捕入狱,或者流亡海外,或被边缘化。从此,中国自发性根据兴趣与专长组织起来调查研究问题的智库遭到严格控制,公民社会被统治集团视为社会不稳定因素,甚至定为威胁政权统治的“敌对势力”,千方百计地防范、压制、剿灭,进而屡屡发生公民聚餐被拘禁,研讨被冲散,调查被禁止等等,严重侵犯人权,破坏法制的匪夷所思的极端事件。


八九镇压之后,中国当局对公民社会的成长采取“露头就抓,消灭于萌芽状态”的方针,社会智库不仅纯民间自发性的完全被扼杀,不给任何生长空间,高校社团与沙龙被禁止,就是官府自办的智库也遭到了清理整顿,许多被取缔,侥幸得以保全的也被严格控制调研课题,限制活动范围。在如此肃杀环境之下,中国智库多半脱离了针对社会问题调研求解的目标,转而成为替官府政策论证解说的粉饰性御用机构。放眼今天中国,那些真正想独立研究些问题的智库,根本就没有生存的空间。如公盟、传知行、爱知行、立人等等调研机构被一再查禁,主要负责人被以各种理由抓捕入狱或监控软禁一样,中国独立智库完全陷入绝境。


正是因为有“八九运动”之后中国独立智库遭致镇压,存续的智库调研项目受到严格限制,许多智库变异成官府政策的注释库而不敢直面中国现实问题的原因,才导致今天中国社会大转型到来之际,高质量智库严重不足,能提供出解决社会问题的有价值的可用方案极度匮乏的困境。


从中国过往几十年智库发展的历史来看,只有解除那些束缚人们思想的条规,取消那些约制人们交流、聚会、碰撞的杠杆,卸掉那些阻隔公民社会成长的藩篱,让人们从行动到思想充分自由活跃起来,使公民社会得到繁荣与发展,这样才能为各种兴趣爱好者提供平台,才能促进各种独立自发性研究深入,才能为智库的成长提供丰腴肥沃的土壤。一个繁荣的智库时代,才会产生出高质量能影响历史的大方案,才能胜任历史发展的需要。而那种恐惧、扼杀公民社会,却指望能产生出高质量智库,纯粹是缘木求鱼。




文章来源: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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