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0月28日星期二

一平:香港“占中”运动的策略考量



“公民抗命”行径一旦启动,其与政府的对垒就如一场战争,需要考虑双方的力量对比,各自的要求和底线,己方行动的规模、方式、节奏、进退,目的可能和不可能的尺度,以及当局可能采取的对策,意外状况、事态的结果,等等。总之,这是一场双方实打实的较量。“公民抗命”的正义性与如何组织该行动是不同的两回事,前者是道义问题,后者仅是策略问题。香港“占中”行动是正当的,面对北京当局的蛮横专制,港人有必要进行抵制和抗争。但问题的关键是行动的策略:最高期求定在哪里,底线在哪里,规模多大,进退的尺度,时间的期限?只要中共一党极权,香港没有可能实现民主制的可能。香港的命运已日益和大陆的连在一起;香港的民主斗争也将与大陆民运相联。此次“占中”行动是香港争民主的一个新的起点,但港人争民主将是长期的,不可能一蹴而就,而需要坚韧持久的努力。因此,既要有正确的战略筹划,也要有精细的策略考量。
针对香港“占中”运动,胡平先生写了篇小文“撤,或不撤”,大意是:香港“占中”行动的规模和影响都超出了预期,并取得了全世界的关注,学生很主动,因此可以选择适当的时机,以适当的方式撤离。撤不是放弃,而是转变斗争方式,有张有弛,将动能转为势能。再,胡平先生还提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即公民抗命运动要建立退场机制。

胡平先生的意见赢得许多人的赞同,但也得到许多批评、指责,乃至攻击,指其为北京当局解套。我个人赞同胡平先生的看法,建议“占中”阵营从长计议,在适当的时机以适当的以适当的方式撤离“占中”。

“公民抗命”行径一旦启动,其与政府的对垒就如一场战争,需要考虑双方的力量对比,各自的要求和底线,己方行动的规模、方式、节奏、进退,目的可能和不可能的尺度,以及当局可能采取的对策,意外状况、事态的结果,等等。总之,这是一场双方实打实的较量。

“公民抗命”的正义性与如何组织该行动是不同的两回事,前者是道义问题,后者仅是策略问题。香港“占中”行动是正当的,面对北京当局的蛮横专制,港人有必要进行抵制和抗争。但问题的关键是行动的策略:最高期求定在哪里,底线在哪里,规模多大,进退的尺度,时间的期限?所求结果为何?等等。

行动的组织者不能以“我们正义”为由,不考虑以上问题,即使参与者流血牺牲,那也是当局的罪责。这是不负责任的政治,无论任何主义、信念、动机,不负责任的政治都是坏政治。正义的事业不一定都会成功,尤其是不会一次性就成功。在抗争的过程中,策略对,组织得好,进退得当,就能以较小的代价,取得较大的成果;反之亦然。“正义”是好事,但是如果不计策略,一味任着性子蛮干,则会导致恶果。糟糕的群众运动是:高举正义的大旗,不顾现实,不管后果,不计代价,任性而为;这正是应由“八九”学运汲取的教训。“八九”学运本来做得很好,如果及时撤离广场则大胜,将大幅度推进中国的政治生态的进步,但是由于激进的学生领袖坚持占领广场,最终导致政府的血腥镇压。“八九”学运的失败,除了死伤了大批的学生、市民,也使中国的政治生态倒退,以赵紫阳为首的党内改革势力遭到清洗,民间大批的进步人士被关进监狱,甚至中国的经济改革也一度停止。

“公民抗命”不同于社会革命,其不求颠覆政府,目的也不是改变制度及整个社会,其仅是某一项具体的政治、社会或人权诉求。一般来说,“公民抗命”是民主社会中的民权行动。“公民抗命”可以是个人,也可以群体,甚至可以成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作为群体,尤其是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组织者需要考虑两个前提:一是参与者的生命安全,再是该行动所导致的社会后果。

任何推动社会进步的斗争都要付出代价。但是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底线在哪里?组织者应该心中有数,而不能不计代价,无底线。比如此次“占中”运动,如果当局只是逮捕某些领袖和成员,法办入狱,这个代价是可以接受的,并且这也是“公民抗命”的题中之义,但不流血牺牲是底线。从社会来说,短期中断交通,瘫痪部分政府、商业,影响到市民生活,并带来香港经济的一定损失,这个代价也是可以接受的(当然这也有范畴和程度的尺度问题,但这里不讨论);但是如果导致北京当局接手香港进行管制,这将大幅度恶化香港的政治生态,香港的自由将极大地缩水,司法独立也将受到损害,更危险的是从而毁掉香港的世界金融中心的位置,摧毁香港的经济,这些则不可接受,而要极力避免。

香港“占中”行动有些特殊。香港是非全民主性社会(议员民主选举产生,而特首由中央任命),但是法制社会,自由社会。特别是,“占中”阵营对决的不是港府,而是香港地盘、社会之外的北京当局。如果仅就香港自身,“占中”根本不可能发生,作为一个成熟的现代国际化城市,1997年后,香港即可实行民主制度。但是,香港受控于北京,香港所有的政治纠结,根子都在北京,总结症就是:北京绝不允许在自己的脚边有一个民主制的香港。

因为,如果允许香港实行民主制度,香港就是对大陆极权体制的否定,如果大陆人心都倒向香港,各地都要求民主化,那即是对北京政权的极大挑战和威胁,因此北京绝不允许香港民主化。香港的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固然重要,但相对北京政权统治的安危,就是次要的;北京为了维护其统治,可其以牺牲掉香港,不惜毁掉它的经济。作为极权政体,北京是做得出的。

北京当局在2014年6月发布的《“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中表述“中央拥有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全面管制权”,其中包括“对香港特别行政区进入紧急状态的决定权”。该政策就是针对香港将发生的“占中”行动而设定的。对于北京当局,“占中”阵营有两点应该清楚,不抱幻想:一是北京当局不会撤回人大常委会的决定,让港人真普选;再是,如果港府失控,局势混乱,北京可对香港进行管制。

“占中”阵营可以提出“人大常委会收回关于香港普选的决定”,“一人一票真普选”的要求,但不能将之作为此次行动的实际目标,因为没有现实之可能。查建国先生评论说:“一,占中不可能大胜、必胜。起始就是一种不可为而为之的抗命活动。二,不胜也胜,胜在不认命而说话了,行动了,开启了抗命新时代。”这和胡平先生的见解大提是一致的,将“占中”的实际目标确定在“不认命而说话了,行动了”,其“不胜也胜”;达此目的,“占中”即该考虑适时适式地撤出。至于何时,以何种方式撤出,如查先生言:要根据实况,由“占中”组织者自己考量决定。

对此次“占中”行动,北京不大会开枪镇压,但如果事态扩大,港府失控,北京就可宣布香港进入紧急状态,接手香港,实行管制。而一旦实行管制,香港世界金融中心的位置就毁掉了,从而香港的经济将崩溃,这对600万香港市民是不能承受之重,而且由此香港也被纳入北京的直接统治。“占中”再正义,但却不能不顾600万香港市民的生计与现有的自由,不能以此为作为抗争的赌注。“占中”阵营要避免走到这一步,这是其责任所在。“占中”之所以要考虑撤,这是最重要的原因。

而一些批评胡平先生的人则主张“占中”应坚持下去,绝不妥协,并需升级扩大规模。他们的逻辑是:升级抗争将加大北京下令镇压的可能。事情闹大,将会瘫痪香港,冲垮其经济,北京当局必定会强力镇压,虽然不见得开枪,但会管制,于是西方便会制裁中国,于是中国的经济便会崩溃,于是大陆民众就会上街革命,于是中共倒台。这种想法很幼稚,也很危险,近乎异想天开。

首先,香港“占中”是港人争取自身权益的斗争,要以港人的综合权益(政治、社会、经济之综合利益)为本,而不能用600万香港市民的权益,去赌大陆的民主化。牺牲香港,以引发大陆革命,这种想法要不得的。再,中共管制香港,西方国家不一定对中国实行制裁,他们正处于经济困顿中,需要首先维护本国家的利益;即使西方国家象征性地实行制裁,中国也不一定发生革命;而毁掉香港,致使600港人生计陷入危机,政治生态恶化却是实实在在的。我们支持香港“占中”,要占到港人的立场,为港人的权益着想。


“一国两制”本是中英两国解决香港回归的妥协之策。但是实行起来,“两制”却是冲突的——党国极权体制容不得香港民主制;而且双方力量对比悬殊。为维护一党统治,北京当局可以不惜毁掉香港经济;但是港人却不能以此为赌。这就决定了:北京当局不妥协。只要中共一党极权,香港没有可能完全实现民主制。香港的命运已日益和大陆的连在一起;香港的民主斗争也将与大陆民运相联。此次“占中”行动是香港争民主的一个新的起点,但港人争民主将是长期的,不可能一蹴而就,而需要坚韧持久的努力。当下的“占中”仅是港人“抗命新时代”的开场。
 
来源: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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