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0月25日星期六

叶宁:香港“动乱”源头和流向——简评人大8.31决议

 

香港“动乱”源头和流向——简评人大常委會8-31决议的政变图谋,预备,后果和实质
   

叶宁



   
     自从香港人民争取真普选权的民主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以来,以中宣部所控制的中共腐败保守势力旗下各类喉舌,以“人民日报”为首,摇唇鼓舌,接二连三发表高分贝谬论,污蔑香港人民和平理性井然有序的政治意见表达为“反华颜色革命”,背后有“英美帝国主义”“反华势力”策动,挑起,组织,支持。意在误导公众舆论,绑架国家公器,讹诈自由人类。
   
     与此同时,以“人民日报”为其首席喉舌的中宣部,大肆炒作人大常委會8‧31决议“不容挑戰”的谬论;再三强调「8.31决议」不可「收回」、不可「修改」、撤销修改「機會是零」的误导性舆论,拼命打造在香港反民主的倒行逆施不可逆转的既成事实。故意混淆人仅仅有大常委會通过意向表达的“决议”和人大通过,由主席签发的全国性法律之间的区别。把香港问题变成一个无法理性解决的死结。以此发难,为一场旨在力保中共反动权贵腐败势力而准备的政变图谋预先设局。
   

1.由张德江操控的人大常委会8-31决议是乱港之源,必须废除
   
    香港是比邻中国大陆,依法实行“一国两制,高度自治”的首善之地。香港也是依据“基本法”第39条,依法实施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包括保障公民人身自由和安全,自由表达,自由结社,直至香港公民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这种权利的行使,根据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5条,“应是普遍的和平等的并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以保证选举人的意志的自由表达”。
   

全国人大香港基本法第四十五條规定: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在當地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最終達至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行政長官產生的具體辦法由附件一《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規定。”
   
    但人大常委会831决议与之背道而驰。按照人大常委831决议的话语逻辑,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应该直接由中央人民政府,即北京任命。根本无需通過“当地”“選舉”或“協商產生”。因为香港基本法第四十五條规定的“终端正义”不是白纸黑字写着“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吗?因为有这末尾规定,前面的程序正义就可以弃之不顾。從宪制本义来看,作为基本法不可分割部分的基本法附件一第7条規定「2007年以後各任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如需修改,須經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行政長官同意,並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准。」全国人大偷换概念,把“批准”换成“代行制定”,而且顺便把“批准”前的本地立法程序全部予以废止。如果有宪法法庭存在,此种非法决议,得宣告为违反基本法。
   
    作为基本法不可分割部分的基本法附件一第7条規定所规定的「2007年以後特区行政长官选举办法的立法性规定阐述得十分清楚:修改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和程序,第一步是需要由香港立法会全体议员三分之二多数通过,经过特首同意并且报告给全国人大常委会由后者予以批准。全国人大虽然是基本法本身产生的权源,但基于起码的法治精神,它同样不能违反自己规定的规则修改所应该遵循的法律程序。在这里,基本法规定仅仅行使批准职能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不能超越自己制定的程序限制,把香港立法会和特首撂在一边,完全不顾基本法规定由立法会和香港行政长官行使的职能,片面废除基本法规定的程序安排,一步到位决议出一个“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產生”的“新辦法”。
   
    回歸以來四屆五次行政長官候選人產生,都是遵循基本法附件一規定的「八分之一提名」的民主程序。然而人大常委會「8‧31決定」卻一下子將行政長官候選人提名門檻由「八分之一选委会成员提名」提高到「二分之一」提名门槛,不仅背离了香港民主普选「循序漸進」原則,2017年以前实行直选的原则,而且整个就是一个戏剧性,挑衅性的倒行逆施的破坏性行为。而这种倒行逆施措施措施出台,显得荒腔走版,不仅完全背离了基本法对于特首產生辦法和程序的程序性规定,而且完全突破人类人类常识底线。进而言之,基本法第68條關於立法會的產生辦法需要朝向民主普选方向「循序漸進」的規定。香港社會普遍希望,2016年立法會選舉應增加直選成分,以便於与行政長官普選之後的立法會普選銜接。然而人大常委會「8‧31決定」卻莫名其妙「下旨」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不作改變」,硬性規定原地踏步,完全不符合「循序漸進」原則,遭到国际舆论一致谴责,香港民意坚决反对的831人大决议,在毫不顾及基本法关于修改悍然改变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原特首候选人参加特首普选的法定规制,片面剥夺香港人民原有的部分选举权,完全违反并且践踏了基本法有关“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如需修改,須經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行政長官同意,並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准。”的规定。
   
    人大常委會非法出笼的「8‧31決定」存在文理不通的语病,形式逻辑错误,无法操作的弊端。应与废除。在每一提名委员会成员只能提名一位候选人的前提下,「8‧31決定」在提出「過半數提名」同時又硬性限定行政長官候選人數目為「2至3人」,成为无法实际操作的废物,除非最后变成提名委员会只能产生一名单一候选人让香港选民完成投票走过场的假选举闹剧。因为1200名提名委员会成员中任何不足601名提名委员提名的候选人都不能出线。等到凑足601人以上的提名的一人出现,余下不足599位提名委员的选票成了废票。也就是说,在1200人的提名委员會已有601名委員提出了一名候選人以后,剩下599名提名委員就无法凑足半数。因此无法满足以「過半數」提出另一名候选人,至于二位候選人则更不可能。由此看来,立法程序上违反基本法,实践中无法实际操作,831人大决定实在如同儿戏。如此一个“国会”废品文件出台,其立法者的别有用心的关注,其锋芒所向,恐怕根本不在香港,而似乎反倒在于北京。
   
    问题还远未如此简单。即使时钟倒拨,回归前四届前800名选委会成员中100名成员提名即达到特首候选人门槛的做法,也远非达到由基本法所规定的香港民主普选,直选的目标。
   
    在普选这种机制中“民主程序提名”意味着提名程序和过程必须符合“民主”原则, 在提名程序的广泛性,普遍性和尊重反映民意这一点上,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第二十五条:
   
    公职人员普选的“民主程序提名”国际公认规范可以从“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第二十五条中得到解释:
   
    “每个公民应有下列权利和机会,不受第二条所述的区分和不受不合理的限制:(甲)直接或通过自由选择的代表参与公共事务;(乙)在真正的定期的选举中选举和被选举,这种选举应是普遍的和平等的并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以保证选举人的意志的自由表达;”
   
    基本法第三十九 条特别规定:“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得适用于香港特别行政区。
   
    通过扩大民主程序来切实落实产生选委会的普遍,平等,无记名提名过程,北京和香港当局就可以满足占中人民的“真普选”政治诉求,完成基本法所载明的普选的“民主程序”。 这种解决方案完全具有可操作性。如此调理,则既满足了香港人民“真普选”政治诉求,又保留了当局的体面和在法治轨道内解决问题的双赢结果。如果北京当局一时不愿意满足香港人民全部真普选政治诉求,至少也应该回复前四届特首选举中的八分之一选委提名候选人的门槛要求。
   

2. 到底是哪一股“反华”黑暗势力挑起了香港“动乱”
   
    自从香港人民争取真普选权的民主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以来,以中宣部所控制的中共腐败保守势力旗下各类喉舌,以“人民日报”为首,摇唇鼓舌,接二连三发表高分贝谬论,污蔑香港人民和平理性秩序井然的政治意见表达为“反华颜色革命”,背后有“英美帝国主义”“反华势力”策动,挑起,组织,支持。意在误导公众舆论,绑架国家公器,讹诈自由人类。
   
    香港人民的这场占中行动,毫无理由上纲上线为“反华颜色革命”,也完全不是什么“英美帝国主义”“反华势力”策动,挑起,支持。作为国际金融市场的第二大都会香港,实在是在以华尔街为中心的国际金融大动脉上的重要环节。“搞乱”香港,华尔街失血,完全不符合国际金融资本利益最大化。没有一个稍具常识的西方政客,愿意得罪华尔街。当然,基于维护西方社会人权自由的传统价值的需要,对于明显被无端欺负的香港市民依法争取民主权利公民抗争表达一番道义支持,对于西方各国政要,也实在是一项没法回避功课和无法推卸的义务,以正当回应其选民的关切。因此,中共腐败保守势力旗下各类喉舌恶意制造“反华颜色革命”,背后有“英美帝国主义”“反华势力”策动,挑起,支持等等谬论,完全是一种欲盖弥彰的伎俩。
   
    这样说,并非意在排除和否定在参与引发香港人民争取真普选权的民主运动的种种诱因里面,没有来势汹汹的巨大腐败黑暗势力,“反华”势力的插手。恰恰相反,正是这股盘根错节,害怕遭到清算的中共腐败黑暗势力,真正意义上的“反华”势力,不早不晚地通过人大831决议这种绑架国家公器的不法行为,向自由人类暴露了自己见不得阳光的幢幢鬼影。
   
    二零一四年八月三十一日,对于七百万香港人民,是一个噩梦降临的日子。九月一日香港人民一觉醒来,突然发现自己被恩准享受大陆同胞的“平等国民待遇”了,突然发现自己手上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莫名其妙地缩水“四分之三”。表现在港人治港,特首普选权方面的政治权利向“一国一制”方向的滑坡效率,一夜之间高达百分之四百。这种大略统计数字背后的实质,是一夜之间把香港人民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剥夺到几近为零的地步。这一场近乎恶作剧的倒行逆施和过度政治儿戏的戏剧性变化,完全无法用人类理智和常识来解读。其背后骇人听闻的机心和政治豪赌设局,分明就是要为了黑暗腐败势力的既得利益,把无辜的香港人民摆上任意戏弄,激怒和开涮的案板。
   
    正在合理期盼通过普选权的逐步完善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的香港人民,绝不是弱智和白痴。也不是懦夫。这一点恐怕也是设局豪赌者集团事先就看得明白的。结果呢?其政治权利由香港基本法和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尊重保护的香港人民,面对其自由权利的基本盘横遭突然无端剥夺的局面,果然奋起抗争。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一场香港人民争取真普选权的民主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起来了。
   
    自从中共十八大以来,国家机器展开老虎苍蝇一起打的反腐运动,打击面之广,触及层次之高,史无先例。这场中共反腐自保的运动,确实撼动了中共党内盘根错节的既得腐败利益集团,引起后者前所未有的恐慌。挑起一个大事件来搅局,完全改变反腐清党的战略格局,以其达到保护中共党内各大腐败家族集团既得利益不受威胁,是831决议出台前弥漫在整个中共党内权势阵营的普遍情绪。回忆一下历史会不无启发:导致中共前任总书记胡耀邦下台的诱因,根本就不是中共喉舌说得冠冕堂皇的政治理由,而是因为胡乔木儿子涉嫌贪腐犯罪,中共总书记胡耀邦下令搜查时任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在中南海住所引起中共党内各大家族对胡耀邦旨在反腐的普遍恐慌。在这个意义上,人大常委831决议,可以视为中共党内那股最为腐败顽固保守势力为发动反动政变图谋的一个预先设局。而现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人大委员长张德江则在这场反反腐政变预谋设局中盗用了全国人大这枚橡皮图章来制造一个既成事实,劫持国家公器转向。并且公告一个肮脏不堪的宣言:为了维护我们的既得腐败利益,我们可以,也敢于,无所不为,无恶不作!
   

3. 独夫民贼的嘴脸
   
    这种来自北京以张德江为前台打手的内地腐败利益意向和香港本地以张晓明,梁振英为代表的腐败利益愿望互相交织,构成了香港本地违反民意,反对民主,践踏香港基本法和联合国公约的反动黑恶势力破坏香港人民民主运动的利益驱动动因机制。
   
    香港自1997年回归以来,大批讲国语的表哥北叔南下,把香港变成了北京红色权贵腐败集团捞金,藏金,洗钱,发横财的最近的“离岸”金库和最大的红色营私犯罪基地。依靠直接来自北京腐败权贵集团的支撑,香港本地反民主力量和北京腐败集团相依为命,狼狈为奸,搞得香港乌烟瘴气,甚至使得港英当局执政时期行之有效的廉政公署,也逐步蜕化成为无所作为的摆设。不民主,不自由,成为以来自北京中共腐败势力为新主子为核心的香港权贵势力在港利益最大化的要求。
   
     在这种反民主的腐败利益交汇点上,土共特首梁振英无意间泄露天机:不能允许香港出现由月收入低于1800美元的大多数香港普通平民参政!不能允许经由民主普选造就施政政策向月收入低于1800美元的平民大多数倾斜。因此,言外之意是剥夺最大多数港人的民主权利。(注:后面的内容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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