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9月19日星期五

王德邦:中国哪有中立性政治力量?



日前,内地传媒网焦点新闻栏目张贴了一篇复旦大学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主任张维为,于本月初在北京召开的一次研讨会上,所作的《决定改革命运的三种力量》的发言,其中关于中国政治力量中立、强势是改革比美国、欧洲成功的原因的表述,很值得商榷。


张维为将决定一个国家改革命运划分为政治、社会与资本等三种力量,在他看来,美国因为资本力量过大,欧洲因为社会力量过大,使改革均不成功,而中国“相对中性、强势的政治力量,即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改革比较成功的原因。”张维为说:“历史上,中国政治力量总是处于相对比较强势的地位,也处于相对比较中立的地位。这个传统延续至今,虽然中国的社会力量和资本力量的影响也在迅速扩大,但中国的政治力量总体上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和中立性。”最后张维为的结论就是“在改革方面,中国模式总体比欧洲模式和美国模式成功。”所以“我们应该继续沿着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走,也就是保持政治力量相对比较中性和强势的特点,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来推动改革和现代化事业.在技术层面,可以藉鑑西方的一些做法、但在政治层面(即三种力量的平衡方面)中国要坚持自己的模式。中国模式是对西方模式的一种超越(transcendence),用通俗的话讲,就是既要避免美国病,又要避免希腊病。”


在张维为看来,政治力量强势、中立对改革的成败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中国具有这个特点,所以创造了优于美国、欧洲的模式。在此我们权且不谈中国改革是否成功而值得总结经验,单问中国真存在中立性的政治力量吗?


从政治学角度来看,所谓政治中立是指,文官在国家政治活动中保持“中立”立场,即文官不参与政治活动,相对各政党、利益集团居“公正”、“超然”、地位,不介入政争漩涡.这是保证文官摆脱党派、种族、宗教等方面的纷争,使文官客观、公正、独立地为国家服务的制度。
张维为先生在讲话中一再说中国从历史以来政治力量总是处于相对中立性地位,而今天中国政治力量也延续着这个中立性。从历史来看,中国专制王权时期,政治力量的确有中立性的一面,或者说相对比较中立。因为在专制王权时期,天下所有者与管理者是严格区分开来的,即天下是皇帝的天下,皇帝为天下之主,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专制王朝的官吏则是受皇帝委託的管理者,或者说经营者,是皇帝使用的人,是皇帝请来打工的。专制王权时期的皇帝与官吏的关系,犹如现在企业代表股东的董事长与经理人的关系,是有着严格的区别的。专制王权时期,皇帝对天下财物包括人都具有所有人身份,但是百姓毕竟是有自主意识的,所以不属于纯粹意义上的物资所有形式,君与民的关系属于船与水的关系,即“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样,行使行政管理的官吏,在百姓与皇帝之间就有着一定的中立性,一则他受僱于皇帝,听命于皇帝,一则他需要为天下苍生负责,即官吏阶层客观处于皇帝与百姓之间,是个中间角色。如此,天下所有者与经营者形成了区隔,在百姓与皇帝之间存在着一个中间的官吏阶层,而这个阶层是具有相对的中立性的。所以中国历史上,王朝更替,许多官吏却依然为官如故,就是因为官吏有相对独立、中立性的一面。


1919年辛亥革命后,中国废除了专制王权统治,也就结束了家天下的时代,中国社会进入了军阀征战,逐鹿中原时期。1949年中共在大陆夺得政权,形成了党天下,事实上是权天下,即权力统治天下与拥有天下。这种时期,天下的所有者是掌权者,而天下的管理者也是掌权者,形成了所有者与管理者合而为一。但是,名义上及其法律上却规定,天下的所有者是人民。这种名与实背离,使掌权者对资源所有与管理的身份出现事实与法理上的分裂。这个社会的政治力量就是实际行使权力的集团.这个政治力量强大在于以人民的名义占有支配了社会一切资源,同时不允许在它之外的任何别的政治力量的出现.一个占有支配社会一切资源、垄断一切政治权力的政治力量,事实上就没有预留出独立的资本与社会的存活空间.因为在这种权力所有制下,政治力量就是资本的拥有者与经营者,而在资源为权力垄断的国家,社会不可能有生长的机会。


就政治力量自身而言,不仅公开宣示一切权力归党领导,使得党政不分,而且推行的所谓公务员也完全是隶属党之下,没有任何中立性。诚如2006年1月1日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第一章总则的第四条就明确规定:“公务员制度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贯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贯彻中国共产党的干部路线和方针,坚持党管干部。”《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和《国家公务员录用暂行规定》第十四条的规定,报考国家公务员的人员必须:“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社会主义.”由此可见,在一个国家政治力量中,最应该保持中立的公务员,居然被附设了如此“拥护”与“坚持”的前提条件,哪里还有什么中立可言?


如果张维为所划的政治、社会与资本三种力量,在现代国家中属于正常的三种改革决定性力量的话,那么对于中国来说,事实上除了政治力量,其他资本与社会力量也是完全受制于政治力量,根本不存在可以与政治力量平等的地位。对此,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没有社会与资本力量,大家应该不会有争议.事实上改革开放之后的今天,中国独立于政治之外的资本的力量依然没有形成。看看垄断中国资源的各大财团,哪个不是政治力量的代表?哪个不是担任着国家部委级官员?至今左右中国政局,掌控国家命运的权贵集团,不正是活生生的政治通吃了资本,哪里有真正意义上的独立于政治之外的资本可言?对此有人甚至断言,主宰中国经济政治命脉的就是三百个权贵家庭。就是国外资本,在进入中国后也依然难逃与权力勾结的命运.近年一再爆出外企聘用高官或高官后人的情况,正是说明中国没有所谓独立于政治外的资本力量。至于社会,中国政治力量掌控着社会一切领域,让一切的社团、商会、公益组织等等,无不成为政治的附庸。可以说中国社会那些所谓社会力量,要么是政治外化的形式,要么就是政治打压的对象。在如此情况下,社会力量要想生长都难,哪里能够壮大到与政治力量对等,或者成为一种约制政治的力量?虽然随着社会发展,在技术进步层面促进了社会的某些生长,如互联网出现,使网络社会发展起来。但是,现在打大V,封论坛,正是政治力量坚持通吃社会的反应。所以,中国社会藉人类技术革命大潮虽有所发芽生成,但在政治绝对强力控制下,不仅生长极其缓慢,而且目前根本难成为一种决定社会改革的力量。


在一个政治绝对强势,事实完全挤占了资本与社会空间的国家,说改革决定力量有政治之外的资本与社会,那就是欺人之谈。正是在这种没有资本与社会参与的政治力量改革下,中国社会滑入了权贵资本主义的泥淖。那种疯狂的掠夺性的所谓改革,给社会带来的资源枯竭,环境毁坏,致使美丽中华不宜人居,这些有目共睹的惨状,在此就不必赘述。至于导致社会贫富差距,置社会于高危状态,最近,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报告显示,中国的财产不平等程度在迅速升高:1995年我国财产的基尼系数为0.45,2002年为0.55,2012年我国家庭净财产的基尼系数达到0.73,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根据国际上常用基尼系数定量测定社会居民收入分配的差异程度,基尼系数低于0.2反应的贫富差距表示收入过于公平;而0.4是社会分配不平均的警戒线,故基尼系数应保持在0.2~0.4之间,低于0.2社会动力不足;高于0.4,社会不安定。中国却达到了0.73,表示社会已经处于极度贫富不均,进入高度危险状态.中国社会现实中,近年来,每年数千万上访民众,二十余万起群体事件,也一再证明中国整体性危机严重的程度。


这不禁使人要问,一个在完全没有中立性可言的垄断性的政治力量强势主导下的所谓改革,导致社会如此两极分化,激起社会如此矛盾冲突,怎么还有成功可言?怎么还能在世人面前总结出中国模式,并且声言要继续坚持?如果中国的改革真那么成功,那今天腐败会如此严重?今天反腐会如此艰难?贫富会如此悬殊?今天社会矛盾会如此激化?今天改革推进会如此举步维艰?
正因为中国根本不存在所谓中立的政治力量,也没有形成所谓决定改革的资本力量与社会力量,所以中国的所谓改革才致病入膏肓。而中国今日要真正开启改革,就必须改变这种没有中立的政治力量的单方主导,而是要使政治力量真正回归中立本位,使资本与社会赢得独立成长的空间.对中国来说,中立的政治力量的出现恰恰是改革的未来目标,而不是改革已经成功的经验。
文章来源: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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