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9月29日星期一

羽戈:“统一思想”究竟有多可怕




       无论多少权力者试图“统一思想”,无论其口号如何甜蜜,手段如何严酷,思想却从未被统一。从纳粹到文革,对“统一思想”的运用可谓登峰造极,然而,自由的思想与独立的思想者,犹如不屈的火种,照亮了专制的长夜。


  这是1942年的故事。与梅仲协、江平并称“中国民法三杰”的谢怀栻先生,当时还是一个青年,他自中央政治学校法律系毕业不久,从重庆步行至延安,在那里生活了一个月。“一方面,他在延安感受到革命精神,另一方面,他对那些‘统一思想’的标语感到困惑,他难以理解人的思想如何能‘统一’,于是悄然离去。”他回到重庆,参加高等文官考试,成为了国民政府的一名法官。


  1996年8月的一个傍晚,坐看云起潮涌,树动风生,谢怀栻抚今追昔,与方流芳谈起了这段陈年旧事,并说明“从来没有写进个人履历”。此中原由,不难想见。1949年,江山易手之际,谢怀栻本有机会奔赴故地台湾,却选择留在大陆。此后,“我无法与时代一起前进,终于在1957年沦落为右派分子”,而且是“极右分子”,被处“开除公职,劳动教养”,二十年劳改生涯,千磨百折,九死一生。1979年底,他已经六十岁,才摘掉右派的帽子,重启法学研究工作。他的受难,实属因言获罪,与那个时代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撞在了“统一思想”的刀口之上。这一刀,1942年避开了,1957年却未幸免。对谢怀栻而言,23岁那年的延安之行,真真是个中滋味难言说。他意识到了“统一思想”的荼毒,然而造化弄人,终究无法逃脱。

  谢怀栻研究的领域,我是外行,不敢置喙。我感兴趣的恰恰是1942年他的延安见闻:一个热血青年的革命激情,如何在“统一思想”的标语面前黯然退却?如今,距离谢怀栻的延安之行已经超过了七十年,距离其辞世已经超过了十年,“统一思想”的话语依然响彻中国,甚至远胜于当年,当年只是口号,现在却化作行动。

  为什么有些人热衷于“统一思想”?思想到底能不能统一?

  古往今来,最爱讲“统一思想”的人,往往是追求专制的权力者与集大权于一身的专制者。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朱元璋删《孟子》,到康乾盛世的文字狱;从民国的“党化教育”,到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无一不可归于“统一思想”的政治谱系。权力要专制,表现之一,即思想要统一。反过来讲,从执政者对思想的态度,大抵可以窥见权力的流向:极权还是分权,专政还是宪政。

  “统一思想”的原因十分明了,权力者企图千秋万代江山永固,世间万物,都欲牢牢把握在自家手中:从弓弩、菜刀到迁徙权,从民众的肉身到头脑,甚至包括性生活。如奥威尔《1984》所云:“……性本能创造了它自己的天地,非党所能控制,因此必须尽可能加以摧毁。尤其重要的是,性生活的剥夺能够造成歇斯底里,而这是一件很好的事,因为可以把它转化为战争狂热和领袖崇拜。”

  专制之为专制,即追逐唯一,唯我独尊,予智予雄。然而思想的本性,即在自由。所以对专制者而言,思想的自由化、多元化,不啻是潜在的威胁。模仿索尔仁尼琴的名言:在一个国家,拥有一个自由思想的头脑,就等于存在另外一个政府。

  顺道说一点:永远不要低估思想的力量。有人习惯把思想(观念)与行动分开,认为若无后者支撑,前者将无力为继。事实上,思想只要独立、自由,本身便是一种力量。哈耶克与凯恩斯这一对冤家,不约而同强调思想的巨大作用力。哈耶克说:“长远而言,是观念、因而也是传播新观念的人主宰着历史发展进程。”凯恩斯说:“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世界者,就只是这些思想而已。……我很确信。既得利益之势力,未免被人过分夸大,实在远不如思想之逐渐侵蚀力之大。不论早晚,不论好坏,危险的东西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

  基于此,专制者为了统一思想,无所不用其极。删书、禁书、焚书、锻造文字狱,只是寻常手段;更胜一筹者,则企图改造人类的头脑和神经,如使用药物、剥夺感官;当然最高明、最通用的做法,还是思想的权威化,即全国只能有“一个思想”。所谓统一思想,就是把所有的思想都统一到“一个思想”麾下,让所有的头脑都臣服于这唯一正确的头脑。当然这三者并不冲突,完全可以同时施展,如一面禁书、焚书,一面只许民众阅读代表了“一个思想”、“一个主义”的书籍。质言之,只给民众读一种书,其危害并不亚于禁止他们读书;只给他们一种思想,其危害并不亚于禁止他们思想。

  思想的权威化,用哈耶克的话讲,叫“思想的国有化”。思想国营国有,往往伴随产业国营国有,“正好一里一表,一心一物,控制得千万人动弹不得”。倘名之为“垄断”,相形之下,更可怕的垄断,不是物质垄断,而是精神(思想)垄断。

  需要指出,“统一思想”并非专制者的专利,而是所有权力者的梦想,只要权力不受制约,哪怕圣人、君子执政,都会独裁,以自己的思想为真理,视与自己冲突的思想为异端,必欲灭之而后快。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所有自由的思想,都是对专制的挑战;专制治下,纵然人身不得自由,只要思想自由,都将令专制者如芒在背。
 思想终究不是肉身。肉身有形,思想无形,钳制肉身易,钳制思想难。将一个人关进监狱,他的思想却能飞越高墙和电网;甚至,灭绝一个人的生命,未必能灭绝其思想,肉身是思想的载体,思想却不会限定于一人的肉身。这一切,都取决于思想的自由属性。不是说,思想必教人得自由;而是说,只要人在思想,便是一种自由的表现。正因此,无论多少权力者试图“统一思想”,无论其口号如何甜蜜,手段如何严酷,思想却从未被统一。从纳粹到文革,对“统一思想”的运用可谓登峰造极,然而,自由的思想与独立的思想者,犹如不屈的火种,照亮了专制的长夜。

  一面是“统一思想”,一面是自由思想,人类的历史,未尝不可视作这二者激烈斗争的历史。这场战争,也许永无尽头,除非人类灭亡。那么有无胜负可言呢?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一个真正的思想者,应该像谢怀栻先生那样,见到“统一思想”的标语,不由困惑;在“统一思想”的浪潮之下,他不会“与时代一起前进”,而以退步的姿态,坚持自由的本位,守护思想的光芒。


来源:《中国经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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