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9月30日星期二

费良勇:中国民主运动的多元化

 
   
中国民主运动的多元化 /费良勇


    全球支持中国和亚洲民主化论坛理事长费良勇



   
    中国近代的民主思想是19世纪中叶从西方传入的。孙中山1894年在檀香山建立兴中会时,以建立美国式的民主共和政府作为奋斗目标。这就把民主思想变成了政治主张。以康有为为首的保皇立宪派和以孙中山为首的暴力革命派曾经长期论战,各有得失。由于以慈禧为首的保守派顽固不化,镇压了戊戌变法,杀害了谭嗣同等六君子,导致革命派占据上风,满清王朝终于被辛亥革命推翻。但新诞生的中华民国有名无实,并未建成民主共和制度,只是换了一块招牌,变成了北洋军阀专制。1927年的北伐战争推翻了军阀独裁政权,取而代之的却是国民党的一党专政。1949年中共的暴力革命推翻了国民党政府,建立起所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际上是地地道道的专制复辟。毛泽东在传统专制的基础上建立起“马克思加秦始皇”的极权专制,酿成古今中外最大的惨剧:四千万人被害死,四千万人被饿死。

   
    对中国民主运动的六点看法

   
    从历史长河来看,中国120年的民主共和奋斗史,是一个艰难曲折的进程,经历过保皇立宪、虚君共和、暴力革命、专制复辟、和平变革等等。我归纳总结了六点看法:

   
    1. 反对专制的人士,不一定真有民主理念。推翻了旧的专制独裁,还可能出现新的专制独裁。一些所谓的民主斗士,骨髓里面充满了取而代之的旧思想。在没有获得权力之前,他们就容不得异见,精心勾划打江山座江山的小算盘,把不同意见者、揭露自己者、比自己强又不听自己话的人打成特务,动辄分裂组织另立中央,甚至贪污腐败,违背政治道德、违背组织章程、违背民主原则、违背法制精神。如果正气压住邪气,这种人成不了气候。但若邪气压住正气,小人得志更猖狂,必将克国克民。流氓当道史不绝书,我们务必树立民运正气,防患于未然。

   
    2. 争取权益比争夺权力可能更为重要。权利和权力这两个词,一个是利益的利,一个是势力的力,发音相同,容易混淆。我建议使用权益这个词来替代权利一词。改朝换代,通常只是重新分配了权力。有了权力的人拥有一切,而没有权力的人就丧失了一切。民主运动的最高宗旨是让每个公民都能获得平等权益,通过民主法制保障基本人权,而不是夺取权力坐江山。所以,公民维权运动是民主运动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环节。也就是说,先以权益挑战权力,后以权益制约权力。公民群起维权,是建成民主社会的必要条件。
   
    3. 有了宪法,不一定有宪政。要求兑现宪法比废宪或修宪可能更为迫切、更为重要。在当今世界上,没有统治者敢于公开在宪法上剥夺公民的基本权利。相反,越专制的国家,统治者越口口声声宣称人民当家作主,自己是人民的公仆,代表人民,为人民谋取利益。所以,在现有宪法赋予人民的权益能够兑现的基础上再谈修宪,对民主进程更为有利。也就是说,首先要求宪法与现实相符,其次才要求宪法与宪政精神相符。
   
    4. 民主运动不仅仅是社会政治运动,更是思想文化启蒙运动、公民维权运动,政治改革运动。中国的民主运动应该以思想文化为先导,公民维权为中心,广泛动员民众参与,逼迫当局实施政改,也就是改变权力结构,实现权力制衡。民主运动要改变策略,不能局限在意识形态的政治领域,空喊政治口号,必须深入到社会各个领域中去,同人民休戚相关的社会活动与生活层面结合起来。例如,制度性反腐、安置就业、控制房价、建立社会保险制度、严格实施义务教育、取消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反对中共主动卖国等等,都应当是民主运动的切入点。
   
    5. 要时时刻刻反对个人崇拜,防止个人独裁。马克思主义拼命宣扬领袖的功能,这对于暴力革命夺取政权也许有用,但对于民主宪政毫无帮助。迄今为止,几乎所有的共产主义专制寡头在独揽大权以后,都变成吃人魔王,危害社会。中共当前集体领导模式的一党专制,比毛泽东的个人独裁毕竟有了进步,若再回到个人独裁状况,那是倒退而不是进步,可能酿成巨大灾难。独裁者利用绝对的权力推行民主宪政,那是可遇不可求的事,但独裁者借用毫无制约的权力推行极权专制,则是顺理成章之事。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头脑。
   
    6. 要反对以任何主义、宗教和意识形态立国。任何主义、宗教和意识形态,都有其局限性,都可能成为掌权者整人害人的大棒。任何人违背了掌权者的旨意,都可能被说成违背了什么主义宗教和意识形态而受到整肃。没有任何主义和宗教是一个国家离不开的东西。举例来说,我们说一个碗是全世界最好的碗,质料最好、花色最好、最结实、最轻便、最健康等等,到此为止都不算过分。但如果说,没有这个碗,我们就不能吃饭、不能喝水、不能生存,那就过分了,而且大错特错了。所以,我们要吸取全人类的精华思想立宪,并确立人权至上和宪法至上原则。德国法庭曾经取消过民主产生的法律和政策,这就是宪法原则,保障人权高于民主。
   
    民主运动是多元运动
   
    民主社会是多元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等各个领域上都是多元的。相应地,民主运动的领域、形式和策略等也是多元的。民主化的总体进程有必然性,但具体进程却有极大的偶然性。在各个领域奋斗的人士之间应当相互尊重相互理解。不要以为只是自己的领域最重要,别人的领域都是次要的。
   
    社会变革的模式,可能是突变或者渐变;可能采用激烈政治,也可能采用缓和政治;可能是暴力革命,也可能是和平演变;可能只是世俗力量的较量,也可能有宗教力量的参与;可能只是政治冲突,也可能包含民族冲突和宗教冲突;可能只有国内各派力量的较量,也可能有外国势力的参与。很多情况下是多种因素综合影响。
   
    我是理想主义者,我赞同和遵守民主中国阵线和平理性非暴力的行动原则。我总是希望中国能够渐进有序地从专制社会和平演变成民主社会。但中国的社会变革进程不可能是完全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因为,民间力量再和平、再理性、统治者都在不断施暴,如四五运动被镇压、八九民运因六四大屠杀而功亏一篑。和平理性非暴力派并不排斥暴力革命派、并不否认任何人在受到暴力镇压时有暴力反抗的权利。我们也认可杨佳精神。只不过,我们自己不主动采用暴力手段。我们也不认为要求统治者改革是与虎谋皮。我们不能把整个统治集团等同于一个人或者一只老虎。统治集团虽然为了共同利益常常显示出整体性,但实际上分化成若干派系和圈子。促进中共的分化,同中共改革派合作,争取中间派的支持,孤立和打击中共顽固专制派,正是民运的重要工作。
   
    我们坚持,对中共以往的罪恶和现在的错误,都要不遗余力地进行揭露和批判。对于中共的进步,我们也要给予肯定和鼓励,当然没有必要过分渲染。因为中共对于自己的任何成绩都会夸大千百倍进行宣扬,我们不必再去吹捧。反对派就是挑刺的。我们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揭露和批判中共的错误和罪恶。我们要促使中共推行政治改革。我们希望来一次成功的“变法”。中国已经经历了无数次暴力革命,但始终没有跳出专制——革命——专制的怪圈。我们需要新的思维、新的路线。非暴力抗争并不仅仅是做给专制集团看的,更重要的是争取民众的同情和支持。说穿了,非暴力也有暴力做后盾。如果专制集团顽固不化,坚持用暴力镇压非暴力抗争,最终必然激起暴力革命。
   
    暴力革命派说的当然有道理。中国的辛亥革命毕竟从形式上推翻了帝制。罗马尼亚的暴力革命毕竟推翻了齐奥塞斯库的共产专制政权。如果有宫廷政变式的、短暂的、快速成功的暴力革命,社会变革的代价不一定比和平演变的代价高。当代中国海外民运创始人王炳章先生在这个问题上分析很透彻。他说:“革命﹐不是你喜欢不喜欢的问题﹐而是该来就来的问题。是执政者创造不创造革命条件的问题。既然担心革命的损失﹐就有必要通过各种途经。奉劝执政者﹕聪明一点吧﹗让步还不算太晚。至于革命比演进造成更大损失的假设﹐也未必正确。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假如京城有一小股武装部队﹐採取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逮捕顽固不化的执政者﹐宣佈实行大选﹐势必会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这种一步到位的革命﹐可能是社会损失最小的行动。实例也証明。革命行动未必造成巨大的社会损失。菲律宾的人民推翻马可仕的革命造成了多大损失﹖如果罗慕斯将军不採取果断措施﹐派飞机向总统府扔下一颗炸弹﹐马可仕可能负隅顽抗﹐派他的卫队向人民开枪﹐反而会酿成损失更大的流血惨案。另一方面﹐和平的抗争﹐也未必不付出惨重的代价。八九民运﹐学生们并未有革命的念头﹐但共产党用机枪坦克的血腥屠杀,给人民﹑给社会造成了多大的损失?假如当时策动部队哗变,把老顽固们抓起来;或者,革命群众武装起来,佔领电视台,佔领广播电台,佔领北京市委大楼,甚至佔领中南海,一场大屠杀或许可以避免。据说,当时确有想哗变而支持赵紫阳和学生的军官,但改革派的犹豫错失了良机。”
   
    关于革命造成以暴易暴的问题,王炳章也谈到:“革命不见得造成以暴易暴的结果。古有美国的独立战争﹐近有菲律宾和罗马尼亚的革命﹐人家建成的并不是专制政体。反过来,用和平手段获得的政权﹐也不一定是民主政体。希特勒是怎样上台的?马可仕是怎麽上台的?他们并没有採用革命的手段﹐他们上台靠的是选票﹐是民主程序。但是,他们建立起来的﹐却是个无比残暴的政权。结论已很明确:手段与结果之间﹐并没有必然的逻辑关係:关键是运动领导者的素质和运动领导者的目的。 ”
   
    不过,我总是担心,如果暴力革命导致长期的战争,人民和国家的损失将非常惨重。而且,在公民意识没有普遍建立、公民社会没有形成之前,以暴易暴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而非暴力抗争的过程就是抛弃奴才世界观和暴民世界观,树立公民世界观,建立公民社会的过程。惊世之作《特权论》作者陈泱潮先生说:“今日中国,不民主必暴亡!行民主不谋求建立超稳定结构,也必天下大乱,枭雄蜂起,血流四方!”他的话非常有道理,值得我们深思。
   
    我本人始终坚持非暴力抗争原则。我不认为中国的非暴力抗争是完全失败的。非暴力抗争也有多个领域多种形式。虽然八九民运以及很多维权活动遭到暴力镇压而失败,但也有些非暴力抗争取得成果,伸张了民权。例如,中共原来禁止谈论人权,后来却把国家保障人权写进了宪法,这难道不是海内外民主力量长期抗争施压的结果?又如,维权律师滕彪、许志永等人发起反对收容遣返制度,还有许多人士发起反对劳教制度,在国内外民主进步力量的声援下,最终迫使中共废除收容遣返制度和劳教制度。这不是中共的主动进步,而是长期非暴力抗争的结果。虽然滕彪和许志永等遭到中共打压,但他们毕竟为民众争取到了更多的权益。我坚信,如果我们坚持发动民众抗争,要求人大通过“国际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法”,要求官员公布财产,要求立法大幅度削减对外国的援助等,也会赢得胜利。法轮功的抗争、家庭教会的抗争,六四死难者家属的抗争,虽然目前还没有胜利的迹象,但迟早会迫使中共解决一些问题。同样,民众奋起反对强拆、反对建立污染严重的工厂破坏生存环境,也取得一些局部性的胜利。
   
    下一步,民众应当要求有起码的福利保障,要求建立公平的教育、医疗和养老制度、要求建立官民结合的肃贪机构,要求民办反贪报。更进一步,则应要求建立独立工会、商会、各种协会等。如果这一步能够获得突破,那么,开放党禁报禁也就为期不远了。
   
    总之,分领域分阶段抗争,不要求一步到位,力争取得阶段性的成果,见好就收,这是中国民主运动和维权运动应当长期采取的非暴力抗争策略。海内外民主运动、体制内外的进步力量、自由文化运动、网络作家、宗教信仰团体、环保团体等,都应当相互理解,相互支持。
   
    多元社会需要宽容和解精神
   
    建立民主制度只是形式,保障人权才是目的。在专制制度下,别说普通老百姓的基本人权,即使是高官的人权,也没有保障。刘少奇作为国家主席,也被流氓暴君毛泽东极端残酷地迫害致死。今年,北朝鲜金家王朝新暴君金正恩突然枪决了他的姑父、朝鲜二号人物张成泽。中共高官都知道民主制度能够更好地保障人权。许多高官一方面希望中国走向民主,另一方面他们又非常害怕民主,为什么?主要原因在于他们不愿意丧失既得利益,而且担心受到清算。
   
    为了防止冤冤相报,为了减少社会变革的阻力,为了甩掉历史包袱,为了消除中共权贵对于民主化的恐惧症,为了把社会变革的代价降到最低,为了建立公正和谐的社会,我反复呼吁社会各方实行宽容和解。
   
    宽容不是和稀泥,不是放弃原则,不是放弃自我,而是该宽容就宽容,该抗争就抗争,最后达成全社会的宽容和解。宽容首先就是要容忍别人存在、容忍别人公开发表不同的观点,要了解和理解别人,承认和尊重别人,还要反思自己。宽容的背后实际上有一种难以战胜的道义力量。而不宽容不仅是没有修养,没有胸襟,也是内心虚弱,没有自信的表现。
   
    对于一些重大的历史问题,例如六四屠杀,我们也可以说,宽容和解的前提是真相大白,施暴方承认有罪或者有错,并公开道歉,受害方放弃追诉。双方共同推动社会进步。
   
    2014年3月12日至14日写于 纽伦堡和巴黎以及旅途中
   
    2014年3月15日在中国共和党成立大会暨“中国时局”研讨会上的演讲稿
   
    (全文大约5100字)


   
    (首发于《欧华导报》2014年9月总第25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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