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9月23日星期二

昝爱宗:“国家洗脑”和“政治传销”

一般的洗脑或传销并不可怕,可怕的乃是国家强制性地给国民洗脑,它以国家的名义,以国家的资源,就让人吃不消了,比如在课堂里,它要求必修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修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某次党全会的报告、精神、领导讲话等等,不修就不给你及格,不给你毕业证书,哪怕你的专业知识再好也不行。这种国家洗脑才是思想自由的敌人,因为你脑子装了这些东西,思想就不能自由了,它就要先入为主了,就要左右你的判断了。明明市场经济有普世相同的自由规则,政府在法律之外不得有任何干预,他偏说社会主义特色的市场经济还要接受各种法律以外的条条框框,接受党的思想领导。它还在私营企业发展党员,给企业戴上“红帽子”,建立党支部,给企业家上党课,给职工洗脑,你敢拒绝吗?这样的“国家洗脑”与“政治传销”并无二致。
“洗脑”,这个词被滥用很久了,看媒体上出现的频率,大多是指私下搞传销的人,为了诱人加入,使用“洗脑”之方。其实这不算“洗脑”,搞传销无非是让你多拉一些人、一些钱进来,他们所谓洗脑,核心就是“赚钱”,目的和方式都是为了钱财,前前后后无非是说赚了钱才能算成功人士,豪宅别墅和宝马汽车都会有的,丑小鸭变成白天鹅轻而易举。仅仅为了钱,确实不能算是“洗脑”,顶多是做生意,顶多是玩花招。真正的“洗脑”本是以国家名义实施的精神控制,又是精神强迫,目的不是为了多赚钱、少赚钱,而是让人乖乖听话,接受国家的一套貌似正确的个人理论,这理论往往是让人乖乖做奴隶,让人必须承认只有他所发明的这一理论才是最伟大、最光荣、最正确的,接受这一理论,未来将会长久和平,天下自然而然就能和谐。这样的国家式自上而下的“洗脑”,希特勒的纳粹德国有,列宁、斯大林的共产苏联有,毛泽东的红色中国也有。

这样的“洗脑”,多是一种政治需要,说起来并非刺耳,似乎也不可怕,而是悦耳动听,比如“学习马列主义是一件有益的事情”,“歌唱我们伟大的祖国多么自豪”。若不接受这样的洗脑,政治上就是严重的落伍行为,就不受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

他们还说,眼下这个社会处在污染的状态,各种思潮诱惑和敌对思想祸害很多,人们需要像洗脸那样洗脑筋。谁能每天不洗脸呢?房子不打扫干净怎么能住人呢?头脑也是这样。问题是,自己洗不洗脸是自己的事情——当然不用教也会,难道要让国家给自己洗脸?何况是洗脑筋?难道国家可以伸手到自己大脑里洗一洗,国家洗进去的才是最好的?自己脑子里原有的东西到底好不好,自己的良心难道不会判断?

政治上的“洗脑”,其实是无趣的,经过多次洗脑后,你会发现这不过是要求你思想上与他们一致,不要有不同意见;政治上保持同样的立场,不能有不同的立场。如果你再仔细感受一番,无非是要你听话,听他的话,做他的人,不能有独立思想,不能有独立人格,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不然他要指责你脑子出现问题,就要强迫“洗脑”了。哈耶克说,“在专制社会,不是不劳者不得食,而是不服从者不得食”,若是接受他们的洗脑,你就可以不劳而获,比如那些有学术专长的知识分子、院士、教授、委员们,则可以任其享受高层人员享有的特供食品、住房、秘书、医疗和专车待遇;若不接受洗脑,问题就大了,不安排工作,不发粮票、布票、钞票,该怎么生活?针对不服从者,他们还有一套硬的办法,比如“反右”以后的各种思想改造运动,让不服从者统一进笼子,强迫他们在劳改集中营里进行思想改造。不愿意看到劳改营悲惨一面的一些知识分子,往往会寻求“进步”,要求向组织靠拢,他们慢慢爱上了“洗脑”,并赞美这样的洗脑。

这样的“洗脑”,向来不是传销所玩的那种洗脑;这样的“洗脑”仿佛是毒药,让人慢慢中毒,而且无处可以买到解药。当然,“洗脑”的事大多不会是太残酷的,常常充满温情,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不是暴风骤雨,而是和风细雨,温温柔柔,像周恩来般的亲切微笑,又像胡乔木般的满脸真诚,你接受不接受?这仿佛人与人之间相互进行的“洗脑”,一方总认为另一方的脑子不干净,很脏,很多杂质,需要洗一洗,结果一洗,把他固有的东西都洗掉了,结果他变得不像自己,而是和别人都一样了,仿佛大家都是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洗脑,当然是最古老的灌输方式,你洗我,我洗你,也算一种思想互动。不过,人头脑里面固有的东西,就是思想自由,是无法洗掉的,这是根本,如果对方说他的思想好,就灌输给你,试图把你头脑里的东西洗掉,结果你发现,那个所谓好的思想,经过验证,不过是落伍的、陈旧的东西,也是自己不喜欢,不能接受的,也是不适合自己的,就拒绝了,他的洗脑就失败了。人最可贵的就是脑子里的这种思想自由,是天生就有的,只要脑子没有病,这种人人各异的思想自由才是真正最强大的。

尽管人人都是思想自由、良心自由,可社会上总有各种洗脑的事情发生,一不小心就会被洗脑。不过,企业里面老板对于员工的洗脑,不能算为真正的洗脑,比如你进入他们的工厂,老板要你接受他们的企业思想,可以,但仅仅是上班时间,一旦下班,自己的思想自由依然恢复。

一般的洗脑或传销并不可怕,可怕的乃是国家强制性地给国民洗脑,它以国家的名义,以国家的资源,就让人吃不消了,比如在课堂里,它要求必修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修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某次党全会的报告、精神、领导讲话等等,不修就不给你及格,不给你毕业证书,哪怕你的专业知识再好也不行。这种国家洗脑才是思想自由的敌人,因为你脑子装了这些东西,思想就不能自由了,它就要先入为主了,就要左右你的判断了。明明市场经济有普世相同的自由规则,政府在法律之外不得有任何干预,他偏说社会主义特色的市场经济还要接受各种法律以外的条条框框,接受党的思想领导。他还在私营企业发展党员,给企业戴上“红帽子”,建立党支部,给企业家上党课,给职工洗脑,你敢拒绝吗?你一旦拒绝,还敢找政府办事吗?

确实,针对私营企业的思想洗脑很可怕,但针对教育领域的洗脑更可怕,它无处不在,从幼儿园,到中小学,到大学,红领巾上有它的痕迹,共青团徽上有它的痕迹,国旗上有它的痕迹,国徽和国歌上有它的痕迹,它的名字很奇怪,有时候叫“爱国主义”,有时候叫“民族主义”,通常都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它的核心教义就是“党”,凡是党的,都是正义的,革命的,理想的,正当的,伟大的,正确的,光荣的,成功的,全能的。这样的洗脑,确实难以抵挡。

向中小学生洗脑,往往最容易成功。但真正让党下大功夫的,还是向知识分子洗脑。虽然说,知识分子是最难被洗脑的,可是,一旦被洗了脑,就无比坚定,像换了一个人一样,还可以给别人洗脑了。近六十多年的历史,洗脑的历史最漫长,特别是毛泽东活着的最后28年,包括“反右”和“文革”时期,几乎年年都有洗脑的运动,思想改造的运动,文化革命的运动,不同阶级相互斗争的运动。种种运动,无一不是起于洗脑,终于洗脑。当然,1949年之前,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开始布置洗脑的长期规划了,所谓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说白了就是洗脑。那时,已经对激进共产和官僚主义作风进行批评的共产党员作家王实味看出了其中的异样,发表文章表达异议,结果激怒毛泽东那些党的头子,很快以“特务”和“反革命分子”之名抓捕,后来见思想改造无望,作战部队趁转移之际索性枪杀了事。

1949年之后,还有一个女作家同样看出了共产洗脑的可怕,不过她不是马上写文章批评,而是“三十六计走为上”,这名作家就是张爱玲。1952年,她胆战心惊地向接管上海政务的解放军申请赴香港探亲,解放军到了上海还未站稳脚跟,对群众的事情还是愿意帮助的,张爱玲意外得到了许可,得以逃离大陆,不然那两部著名的“反共”作品《秧歌》及《赤地之恋》就不可能写出来。至今,这两部作品还不能出现在大陆的公开发行物里面,网络倒可以搜索到全文。

看这两个未被洗脑的作家例子可知,一个惨死,一个外逃,后果都很严重。而更多接受洗脑的人,因为没有胆气抗争,没有坚定自己的固有立场,当然他们也承认自己是胆小鬼,结果无一例外成为党的座上宾,查查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及各种顾问名单,各大学教授名单,那些著名的文学家、理论批评家、文字学家、考古学家、法学家、历史学家、表演艺术家等等,只要是有级别和职务的高级知识分子,哪一个不是接受了这样的洗脑,不接受洗脑者不得食,即使失去点思想自由也是他们愿意的。这样以来,我看到谁成功了?只有发明了洗脑的党成功了,无论是茅盾、巴金、夏衍、俞平伯、徐悲鸿、周作人、周建人、曹禺、叶圣陶、费孝通等等,还是冯友兰、钱钟书、冰心、王蒙等等(充当棍子和打手的郭沫若、周扬等就不必说了),甚至刚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家的作家莫言,一旦成为党的座上宾,被洗脑和给别人洗脑的事情就免不了了,而且看起来似乎挺顺其自然的。问题是,碰到当时那个时代,有几个人愿意当王实味和张爱玲呢?


前面说了,以国家名义向知识分子进行的“洗脑”,和一般的传销不同,因为传销仅仅是为了钱,为了利益,但从那些被洗脑的知识分子的结果看,他们无一不是享受到了特权和利益,这样的“洗脑”岂不是更高级更实用的“政治传销”?
 
 
来源: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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