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9月30日星期二

项小凯:民主抗争的战略




台湾太阳花学运佔领立法院;尽管核心人数有限,但因诉求的感召力,往往能产生槓桿社会运动的效果。
 
 
 
 
长期以来,很多民主主义的追求者,都形成一种思维定势,认为必须获取社会主流的支持,或者认为必须获得中产阶级主体的支持,才有条件推动民主转型。这一对於转型道路的认知,或许是受到了民主的多数决策原则的影响。在这种思维定势下,“争取主流”,“做大基盘”,自然成为他们所认定的民主转型的首要目标。


然而,在很大程度上,这种思维定势走入了歧途。造成这种思维歧路的原因,在於没有理解,成熟民主体制下的政治博弈,与专制体制下的政治博弈,是两类完全不同的政治游戏。在成熟民主体制下,反对者的政治自由,已经获得充分的法律保障,政治博弈本身,是宪法框架下的和平选举游戏。争取主流群体的选票支持,自然而然,也就成为必然的政治博弈目标。


但是在专制体制下,政治博弈的基本格局,是专制统治者,以战争的姿态,随时准备扑灭任何民主抗争。政治自由被彻底剥夺的民主抗争者们,则会长期处於劣势,基本属於被消灭的边缘。由於自身的脆弱地位,以及资源的严重限制,民主抗争者基本没有任何可能,在现实社会中得到主流群体的支持。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中产阶级的主体,由於自身的社会状态与利益关系,更倾向於认同渐进改良的道路主张。因此,在绝大部分情况下,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更期望在位的权力者,向“开明”转变,为他们提供权利需求的满足。在这种格局下,民主抗争者们,手中没有任何政治资源,以满足中产阶级的现实权利需求,因此极难获得中产阶级主体的认同与支持。


自然,专制统治者,也非常清楚这种博弈格局的实质.因此毫不奇怪,专制者通常会一方面严厉打压真实的民主抗争,剥夺抗争者的社会资源,另一方面却会时不时释放出虚假的改良信号,以达到进一步孤立抗争者的目的。而现实的情况,则往往更糟。甚至在专制统治者施行冷酷打压而不屑释放任何虚假信号的情况下,仍然有大量的帮闲吹鼓手,美化专制者的意图,向社会投放他们所虚构的改良愿景。


因此,在转型期的民主抗争阶段,以“争取主流”、“做大基盘”,作为抗争的战略目标,无疑非常错误.这种错误可能导致的一个严重后果,是民主抗争者们在转型阶段,为了迎合社会主流群体的政治需求,不得不剪裁修改自身的价值观念与行为准则;而在此阶段,如果不发生大规模的政治变革,社会主体的需求,诸如政治与经济权利的实质提升,实际上却只有通过在位的权力者,才可得到提供。因此,对於民主抗争者而言,“争取主流”这一貌似正确实则愚蠢的策略,将使得民主抗争者们在阉割异化自身的同时,得不到丝毫的博弈竞争优势。


在转型阶段,民主抗争者们,需要抛掉“争取主流”、“做大基盘”等不现实的策略幻想,因为博弈格局的极端不平衡,基本取消了这类策略的可行性。如果真正想有所作为,民主抗争者们,恐怕需要另闢蹊径。


一个合乎逻辑的推论是,民主抗争的先驱者们,在初始阶段,只能在同样具有强烈民主诉求的小众中寻求支持。民主抗争者们,应该以坚持民主价值观念为核心,维持一个小众的思想与行动群体.同时,在这个小众群体中,必须获得绝对的优势,将专制体制的操控与干涉影响,完全地驱逐在外。


形成并维持一个民主理念佔绝对优势的小众群体,只是整个抗争进程的第一步,但却是非常关键的一步。实际上,绝大多数民主抗争群体,都会在这个阶段中,因打压或分化而消失。为了生存,民主抗争的先驱者们,必须至少恪守三条原则.首先,民主抗争者,必须抵制任何功利性的诱惑,不能因利益或媚俗,而阉割异化自身的价值诉求。第二,民主抗争者,必须经受住专制的多方面打压,以维持抗争群体的生存。第三,抗争群体必须保持自身的独立性,有意与专制下的各种泛体制群体形成明显区别,以不被这些所谓主流群体所吞并消灭。


如果民主抗争的小众群体,能够经受住打压而存活下来,那么可以考虑实施第二阶段的策略。民主抗争者们,可以在试图在社会的某些主流群体中,寻求建立与维持某种友好关系.但必须明确,在这一阶段,如前文所述,在主流群体中很难得到直接明确的支持。对於持现实主义态度的主流群体来说,他们或许不排斥某种非正式的私下友好往来,但通常不会贸然选择公开支持民主抗争。这对於他们来说风险过大。实际上,在这一阶段,如果能取得这部分主体群体的同情与观望,就已足够。


最关键的第三步,在於如何从一个小众的抗争群体,迅速跳跃扩大,直到取得对主流社会的主导,而最终实现民主的转型。当然,这需要转折条件。一个至关重要的条件,就是专制体制陷入严重的统治危机,而自顾不暇。此时,民主抗争者们,可以集中优势,重点联合某一部分的社会主流群体,通过协商与妥协,以获得与专制正面博弈的优势地位。而由於局势的逆转,整个主流社会的立场,也将会发生彻底的改变。


在转折激变时期,相当大一部分主流群体,将会迅速改变以往对民主抗争的漠视与隔离态度,而转为对抗争的亲和甚至主动支持。尽管此时主流群体的真实想法,很可能是希望以任何可能的方式,迅速结束这种痛苦的政治冲突局面。而以自由民主为鲜明旗帜的抗争者们,因其所主张的政治道路,对於旧体制具有完全的可替代性,因此在实质上,将获得正式的政治竞争资格。而这种变动大局的激烈性与複杂性,将会成为对民主抗争者的严峻考验。


这一民主抗争的战略框架,可以在历史上各国的民主转型经验中找到支持。在波兰的民主化历程中,通过工会领袖莱赫.瓦文萨等人的努力,被共产政权打压的地下工会,持续存在并且发展,最终产生准政治实体的“团结工会”,成为推动并巩固波兰民主转型的关键力量。而在台湾的民主转型中,民进党的组党,刚开始也只是很小一部分激进民主派人士的行动,但在后来的政治风云中,民进党成为台湾民主化的轴心力量。


作为一个失败案例,埃及的穆兄会组织,虽然在初级阶段成功存活并得以发展,并且在埃
及政治革命中,迅速获得主导地位,但由於不能适时调整战略,无法得到埃及主流社会的支持,最终在军事实力派所发动的政变面前,毫无招架之力,以至於埃及重新回到独裁政治的轨道。


民主转型,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需要国内社会与国际形势等多种条件的支撑。在这一进程中,採取有效的抗争战略,以最大化转型机遇,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值得深入探讨。


来源: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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