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9月22日星期一

任协华:撕下新威权的反人类面具——香港公投彰显民主的力量






在当下政治形态的格局中,民主进程要遭遇到的必然是来自专制体系的压制,而确立并鼓吹新威权主义的论调,不仅是这种压制的具体表现,也反映了专制本身反人类价值、反普世观念的政治定律。香港公投运动之所以能够绕过来自大陆的政治陷阱,作用于现实的土壤之中,并能够产生极大的社会效应,是因为香港民众通过自身对专制的化解,表明了对新威权主义形态下中共本质的反抗。而大陆官方试图用新威权主义作为强人政治的道具,掩盖对民众人权的入侵,以获得对香港进行持续掠夺的做法,在此时代,已经不可能再次奏效。


同时,在这次声势浩大的民众运动中,香港各界首次以“政治反抗”的形式,表明了对自主权利的高度意识,这种对大陆《白皮书》的直接否定和反抗,和通过逾八十万香港市民参与投票的过程,不仅表明了港人治港的民意,也体现了对新威权的拒绝,并且在实际上划分了民主与专制之间重要的界限。保障人权的唯一方式,即是首先保障由民意所构筑的政治形态,而公投普选是其中唯一能够检验并确认民众人权的现代方式,并且只有在此前提和基础上,才能明确作为地区的香港政治其重要的独立性和自治权。


而任何一种试图继续鼓吹强人政治或大国政治的论调,已明显不适合于现代形态下的当代格局,民众崛起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用意识形态或冷战思维以保持专制对民众的控制,不但不会在最大限度上缩小民众和政府之间的距离,反而只会使好不容易编造出来的新威权主义,在反人类的陷阱中不能自圆其说.因此,香港公投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不仅构成了公民社会在中国区域内的一个起点,也同时纳入到了全球的民主形态中,成为亚洲地区重建民主进程的事实标志.


这就是为什么,香港公投运动要将政治反抗的元素纳入其中的原因,是在于,香港民众已经明确了自身独立的和自主的地理意义,意识到了公民权利必须要经过政治格局的洗礼和诉求,才能赢得在权利和道义上的合理性和正义性,换句话说,想要绕过政治本身,既不能达到和大陆保持对抗的力量,更不能满足并获得建立民主香港的政治觉醒,民选政府和选票,即是责任,也是义务,更是权利主张用以体现的具体方式。


要想避免一个自由的地区被迫重回专制的怀抱,同时将公民社会的基石建立在现代性思维的框架内,以期逃离专制诱惑,就必然要通过对新威权主义本质下反人类体制的反抗,达到自身在民主内涵中的主动性,香港民众依靠自身清醒的民意力量,反驳了由中央集权授予其附加的政治主体的内容,也反映了在时代的进程中,来自民众的强大凝聚力。只有在公民社会的主体构造中,形成民主的议题,并通过公投的形式,通过在地区内自主性的主导力量,才能够做到免受专制的侵害,保持独立的政治意愿。


因此,以占领中环作为正义行动的标志,以政治反抗作为香港对专制的拒绝,不仅意味着维护自身在民主格局中的价值,也包含了对人权理念的重要实践,没有反抗就没有自由,就不会产生推动公民社会的力量,更不可能认识到公民独立的重要意义.而这一切,也同时在瓦解着由专制进化所构造的新威权主义路径,并由此将专制集权的视线从民主的躯体中排除出去,以感知自由的珍贵.须知,中共专制的强悍是建立在深度剥削民众的基础之上,甚至是提前收割了近三十年民众的辛勤血汗的总量,并用高度垄断资源作为强制掠夺民众的手段,因此,在认识到新威权主义的嗜血本质之后,以全民参与作为民众争取自身政治权利的行动,打破一个编造出来的大一统的固守观念,注重及坚持地区的独立价值,将首先作为对公民社会的捍卫,并由此进入到一个反极权的人类社会之中。


中共体制本身已经决定了它不可能是公民社会的宣导者,也不可能成为保障人权的推动者,新威权的实质就是对高度集权的病态迷恋,而沉浸在先垄断再分配的神话中,既不会对实现社会公平具有意义,也不可能对地区持续的健康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因而,此次香港公投在现实的纬度上,以民众参与的直接方式,面对来自大陆集权的控制,明确了强人政治的无效性,明确了在非人权的体制下,公民自主权利的界限和现实,这无疑对于仍然试图通过武力打压来保持控制的中共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因为香港公投的行动本身,就是对谎言的直接反抗。


政治反抗的序幕一旦拉开,就会对公民社会的进程产生积极的对比意义,也同时会逐渐深入到每个民众的精神和理念之中,没有人权的社会即意味着人类文明的倒退,这一点,中共既没有勇气面对,也不可能愿意承担应有的责任,因此,只有通过积极而丰富的反抗行动,才能在貌似发展和真实剥削的线索中,找到香港所需要的内在理念。而由强人政治所演化出的新威权主义,其实质不过是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洗脑的延续,拒绝成为被奴役的对象,就是这逾八十万参与公投的香港民众,对于自身权力的恪守、争取和呼唤,而未来之路,正是由此所铸造。



文章来源:呼叫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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