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9月18日星期四

朱欣欣:中国式反腐走向何方?




【 民主中国首发 】

中国式腐败是专制腐败,是专制权力的结果,根源是制度性的,是权利(公权与私权)不平等导致的。中国式腐败与贫富悬殊是彼此相关的,是一党专制结出的两个恶果,贪权带来贪腐,最大的腐败是独霸权力,权利贫困导致物质与精神的双重贫困。习近平如果是真反腐,那么取信于民的正面回应第一步,首先应当是——中共停止作恶!任何政权都需要高效的行政体制,它既可以推动和巩固民主,也可以维护和巩固专制。当社会危机爆发,促使社会变革,如苏东的民主化;但也是最危险的时候,在民间社会和公民意识不成熟的地方,民众往往渴望政治强人力挽狂澜,列宁、希特勒、毛泽东等独裁者都是在此时靠谎言与暴力崛起的。我们不能不警惕中共走向强人政治的法西斯化。考察习近平反腐的同时和之后做什么,才能保持清醒,避免盲目乐观,坚定以发展民间力量推动中国政治变革和民主转型的信心与方向。


习近平以反腐为施政的突破口,确实为他赢了分,得到除权贵集团外社会各派的普遍肯定。但是,古往今来,反腐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尤其是当权者发动和掌控的反腐。任何反腐只是除恶的手段,反腐的动机和目的更值得关注。认清中国式腐败和中国式反腐的特色,考察习近平反腐的同时和之后做什么,才能保持清醒,避免盲目乐观,坚定以发展民间力量推动中国变革的信心和方向。

专制腐败是中国式腐败的特色


六四屠杀后,邓小平为了挽救一党专制的合法性危机,缓解压力,转移国内外视线,一面提出不争论,回避改革规则的是非与公正问题;一面借所谓经济“市场化”,释放一定的经济自由空间,只解放人们下半身的需求,江泽民也借媒体向人们灌输“闷声发财”的迷魂汤。
 
一时间,权贵们看到坦克机枪亮剑保卫一党专制特权的底牌,于是放心大胆地以改革为名,明目张胆地强取豪夺,瓜分民脂民膏,加上胡锦涛10年不作为的“不折腾”,权贵家族式的贪腐势力终于做大做强。在这场不公正的发财竞赛中,蚁民们发现越干越穷、贫富悬殊,认清了邓小平允许“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是谁,民主、自由的确关乎“饭碗”,没有政治权利就会殃及最基本的物质生活(民主国家从来没有人祸导致的制度性大饥荒);所谓渐进式经济改革、低人权低福利的中国模式,非但没有促进中国的自由化、民主化,反而巩固了一党专制,官富民穷,国(政府)强民(民间社会)弱;那一点点可怜的福利改善,与国人牺牲几代人创造的巨大财富相比,不过是主子的残羹剩饭,是扔给奴隶的几根剩骨头而已。
 
因此,中国式腐败是专制腐败,是专制权力的结果,根源是制度性的,是权利(公权与私权)不平等导致的。中国式腐败与贫富悬殊是彼此相关的,是一党专制结出的两个恶果,贪权带来贪腐,最大的腐败是独霸权力,权利贫困导致物质与精神的双重贫困。
 
专制腐败在政治上腐蚀官场,也形成经济上的权力市场,阻碍市场经济的形成与发展,企业缺乏法治和公平竞争的环境,难以正常经营。更深远的后果是专制腐败对整个社会的腐蚀,促使民族精神堕落,由于民间社会和舆论自由被所压制,积极的能量难以传播,社会压力失去释放渠道;权大于法,民众维权艰难,导致社会自净功能几近丧失,造成恶者横行、贤良遭难的逆淘汰,普遍的失望、冷漠、焦虑、无力感、犬儒化,道德沦丧,社会各领域无不溃败;许多人丧失良知,失去是非感,对权贵腐败既愤怒又羡慕嫉妒恨,如不少80后年轻人进入官场,比前辈贪腐得更大更狡诈。
 
从许多只是寄希望于习近平的人们身上,再次证明,几千年来愚民文化对缺乏主体意识的草民、臣民们的毒害,他们总是在明君贤相的“青天”情结中打转转:“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中央的政策是好的,全是下面当官的把经念歪了”,而不是争取寻求体制的变革。即使是反抗最高统治者,也不过是取而代之,为了争夺分赃的交椅。千百年来的中国民众,诚如鲁迅先生总结的那样,从来就是坐稳和坐不稳的奴隶。如今,许多仇恨贪官污吏的人们,只不过是因为自己没有成为奴才、参与分赃的机会而已。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在精神上往往是同质的,本质上都是制度的受害者,因为人性的幽暗是共通的。

巩固专制是中国式反腐的特色


如果说江泽民当权时,为了化解危机、收买人心而以腐败换取专制的暂时稳定,饮鸩止渴,那么,经过胡锦涛执政的10年,其恶果不断爆发,蔓延至社会各领域。腐败这把双刃剑也危及专制体制自身,就连维稳也成了腐败工程,养肥了政法委、国保、公安系统类似周永康等大小贪官,豢养了大批其雇佣的黑社会打手、奴才们。例如,仅仅监控、迫害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一家,竟耗资几千万。笔者曾在六四20周年被国保“旅游”一周,直接开支就超过万元。
 
建立在分赃基础上的体制如同黑社会组织,不可能有真正的凝聚力。腐败导致官僚行政体系溃败,执行力下降,显性和隐形的成本不断增高,各地官员把权力当做自肥的工具,对不利于自身的政令,或歪曲篡改,或选择性执行,或消极怠工,中共不得不承认“政令不出中南海”,不断派出钦差大臣式的“巡视组”,而各地维稳者因此采取抓捕、软禁等手段,非法隔离上访举报者……这种封闭的金字塔式的专制体系不可持续,越来越成为害人毁己的怪兽。
 
中共当权者一面不断向党员发出“亡党亡国”的警告,另一方面又将威胁归于所谓国内外敌对势力,既体现了唯恐丧失其专制特权的危机感,又是在推卸自身的问题,而不是为了民族和国家,否则它早就应当进行政改,革自己的命,“牺牲”自己的专制,还政于民,实行宪政。
 
习近平反腐,一是选择性的,为了除去政敌,巩固权力;二是为了整顿吏治,改善行政体系,为实现其政纲铺平道路,重建强人政治的刚性。实质上与历史上皇权专制的反腐没有两样,是大贪反小贪,目的是保党而不是为民,是为了维护更大的腐败——独霸专制权力,打造中国特色的共产帝国。
 
习近平作为专制政党的一员,很难与之切割,如果能超越局限,与之决裂,既需要品格、智慧,还需要团结党内外广泛的力量。但是,习近平的反腐,表面看大张旗鼓,但始终将其置于党权(中纪委)而不是法律控制之下,先家法后司法,先双规再法办,把反腐当做中共的家务事而不是全体公民的事,这种运动式反腐甚至不如毛泽东反腐时对民众的动员。相反,还抓捕许志永、丁家喜等呼吁公布官员财产的人士,压制互联网上民众对贪官的揭发、批判。与此同时,为了减少反腐对中共形象及专制的负面影响,中共转移民众视线,高调渲染国内外所谓敌对势力的威胁,以及与周边国家的冲突,借此以“爱国主义”为名绑架民众。中共玩弄惯用的两面手法:一面鼓吹社会主义价值观,一面又暗地规定“七不讲”(不讲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公民权利、中共的历史错误、权贵资产阶级、司法独立);一面讲依法治国,改善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一面又强化党的绝对领导。习近平一改六四后邓小平及其江、胡对意识形态的回避,指使御用文人、文化太监,主动发起舆论和文化攻势,为其意识形态辩护,企图克服只依靠政绩支撑专制的单一性,想从法理上重建合法性基础。
因此,习近平如果是真反腐,那么取信于民的正面回应第一步,首先应当是——中共停止作恶!

中国式反腐走向何方?

许多人对习近平抱有幻想,希望他成为蒋经国式的人物,但是从他目前的言行看不到任何迹象。
 
皇权专制时代结束后,中国经历了三个时代——民国时代是威权主义社会,特征是政治领导层并未被执政党完全垄断,有表面上的民主形式,政治专制对社会的控制是有限的,官方意识形态薄弱,存在政治反对派的有限空间,经济、文化多元化;毛泽东当权时期是极权主义社会,特征是个人独裁,一党专制,官方意识形态具有独霸的权威力量,政治权力对社会全面控制,毫无社会和个人的多元空间;毛死后之后至今是后极权主义社会,特征是:政治专制的“集体领导”由党内各派博弈产生,弱化的官方意识形态徒具形式,政治反对力量正在崛起,经济、文化、社会存在有限的多元。习近平目前的努力是朝哪个方向?是前进还是倒退?大家有目共睹。
评价反腐的关键在于看其目的,看其在反腐中和反腐后干什么。任何政权都需要高效的行政体制,它既可以推动和巩固民主,也可以维护和巩固专制。当社会危机爆发,促使社会变革,如苏东的民主化;但也是最危险的时候,在民间社会和公民意识不成熟的地方,民众往往渴望政治强人力挽狂澜,列宁、希特勒、毛泽东等独裁者都是在此时靠谎言与暴力崛起的。我们不能不警惕中共走向强人政治的法西斯化。
 
习近平以反腐树立个人权威,自然很有效果。但是,他一方面得罪了一部分权贵,另一方面因压制民间力量参与反腐,又得罪了民众,两面树敌。他如果继续迷信权力,靠集中个人权力获取力量和安全感,那么在以后的施政过程中,必然遭到来自两面的争夺和夹击,使他不得不考虑依靠哪一方的力量,很难左右平衡,如果首鼠两端,会陷入孤立,当危机来临,难免陷入赫鲁晓夫那样的下场,被双方抛弃。从目前所透露的信息来看,习近平这种中国式的反腐遭到党内权贵的强烈抵抗,似乎难以扩大战果,进行下去,这正是考验他的时刻,前景并不乐观。他能像戈尔巴乔夫那样超越赫鲁晓夫的“改良”,真正成为时代变革的推手吗?
 
当然,与研究学理、公开己见的政治学者不同,政治人物往往深藏不露、复杂多变,在厚黑传统悠久、缺乏规则的中国政坛更是如此,所以对他们的评判不能简单标签化。中国的贵族精神自先秦以降衰落后就被流氓文化所替代,言行分裂,外儒内法,致使民族性格严重扭曲。就中共而言,光明磊落、坚守良知的领导人如陈独秀、胡耀邦等均遭淘汰,而胜出者往往是毛泽东、邓小平似的城府深厚、心狠手辣之人。险恶的现实,运作的考量,使许多人在实现政治抱负时不得不韬光养晦,不可能过早亮出底牌。在漫长的官场生涯中,既能保持理想和良知,不被同化,又能生存和崛起,需要很大的定力和智慧,尤其在中国这种逆淘汰的体制中。一般人不是随波逐流或同流合污,就是洁身自好,主动或被动地脱离体制。在这千年一遇的历史关头,结束专制需要蒋经国、戈尔巴乔夫那样从旧体制脱颖而出、继往开来的过渡性关键人物,当下中国需要超越邓小平的领导人,在政改方面实现突破,走出几千年的专制轮回,习近平能是大家期待的人选吗?
 
对于中国这个超大型社会,存在错综复杂的历史与现实、内部与外部因素,任何一种已被其它地方证实了的转型途径,都难以简单地套用中国,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前途光明、道路曲折。那些顺应历史潮流的领导人,既靠个人努力,也靠时势推动,二者互动共生,时势造英雄,英雄顺时势,这两方面也造成了社会转型过程的不确定性,充满变数,也说明了人类的有限。但推动时势的主要力量是民间社会,只要民间社会发挥主动权,发展壮大,就能最终驯服权力,促使权力者走向顺应时代的道路,正如戈尔巴乔夫的最终选择是他最初完全没想到的。

人们只知道阿克顿的名言“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但许多人不知孟德斯鸠的话:“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这是基于一条基督的真理。”后者更揭示了这一真理的神圣来源。由于人的有限和罪性,个人或组织、政党,不可有僭越上帝的绝对权力,更不可用自我神化和自封为真理的化身为之背书。只有顺服上帝的公义,权力者才能有所敬畏,对手中的权力保持基本的谦卑与警惕,接受对权力的制约,因为从终极来讲,如历史学家汤因比所言:“真正的历史是人类对上帝呼唤的回应史,是上帝与人类的交往史。”
 
2014年9月9日于石家庄望云楼
作者为独立中文笔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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