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9月21日星期日

夏明:习式反腐为何注定失败?


我乐观习近平掀起的反腐打虎运动,也不会成人之恶,促其失败。但纵观共产党反腐历史和基於政治学理分析,习式反腐注定只会是忙跑愚人差。腐败、独裁和虚伪(主要寄生在党国、官僚和军警三大体系里)是共产党压在中国人身上的三座大山,光靠愚公移山的精神,甚至愚公移山的行动,恐怕都会只是扬汤止沸。
 

习近平和党国体制不可分割
 
首先,为什么对习式反腐我们应该乐观其成?这里的我们当然是特指所有对党国体制已经放弃的人群。作为深受党国荼毒或认清党国邪恶的人们,看到昔日的作恶者最后在古稀之年深陷自己曾经精心打造的囹圄,给家人带来灾祸和给后人留下骂名,不能不说是一丝安慰,毕竟天地良心之间还有质朴的公理在做工。俗话说得好:“恶人自有恶人磨”。对所有还有一点人性的党国官员来说,这也是一个警醒。“文革”时期留给我的一个正面小遗产是《小兵张嘎》里的一句话:“别看今天闹得欢,当心将来拉清单。”
 
但我们是否有理由为习式反腐欢呼站台,甚至感情投射,幻想习近平在下很大的一盘棋,反腐只是第一步,他在谋划中国的民主转型?当然,习近平身边有许多形象设计师和公关专家,他们刻意在海内外媒体上塑造习式神话和习式家庭神话。为此,也有一大堆“粉丝”云集。但这些都改变不了一个根本事实:习近平和党国体制不可分割。习近平不可能通过反腐昇华共产党,带来中国的宪政转变,原因其实很简单。
 
我们熟知的奥尔森和他的着作《集体行动的逻辑》发现了一条真理:面对公共产品,个人的理性选择是“搭便车”,而不是参加集体行动,牺牲个人利益,去争取、扩大和维护公共产品。环境质量、草场维护、海洋保护、教育品质、社会治安、民主宪政等等都是例子,凸显需求大於供给、“免费搭车人”多於贡献者的矛盾。人们已经习惯於用这一理论来解释中国民主化的困境。比如,人们愿意起哄,制造每年十几万、甚至可能二十万的群体性事件,但却少见社会运动领袖的批量产生。人们乐於发牢骚,但很少人愿意参与进民主运动。共产党“枪打出头鸟”的策略更是加重了参与者、尤其是领导者的风险,滋生了更多的乌合之众。所以,许多人对中国实现民主化非常悲观.
 
在专制体制下唯一的爱国者
 
但很少有人会认识到,共产党政权早已经陷入了更大的集体行动的困境。中共从八十年代就谈起了“三信危机”,今天少有人会相信,八千万中共党员是为着共产主义信念而入党的。为了增加入党的吸引力,党票成为了升官发财的通行证已是不争的事实。而升官、发财的同步化是党国动员党员干部、调动个人积极性的微观制度设计。“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闷声发大财”、“腐败是改革的润滑剂”说的都是同样的道理。设想一下,如果周永康没有把央视变成自己后宫的便利,满足自己“百鸡王”的欲望,他会卖命打造维稳体制?设想,如果徐才厚、令计划、曹建明之流没有到京郊秘密会所花天酒地的犒劳,他们会为周永康抬轿?设想,如果不是薄熙来向一帮新左派文人发射银弹和肉弹,他们会趋之若鹜,把重庆山城当作革命圣地?
 
赋予共产党人“俱乐部优惠”这一制度设计解决了招募共产党人、高举意识形态大旗的微观动力,但却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结构性和瀰散性的腐败。每一个共产党官员小至比芝麻官还小的副股级干部,都可能成为鱼肉人民、贪污惊人的硕鼠。从每一个官员角度来看,我自己偷一点、贪一点,实在无损於党国的大家当。“伟光正”党的执政合法性和长治久安又不会因为我一个人的贪腐而损害半分。所以,从个人动力机制来看,中共反腐宏观政策无法结合个人的利益,真正为党国分忧解难的人越来越少。不幸的是,在专制体制下,唯一的爱国者就是专制者本人。所以集所有党政军内外大权於一身的习近平就成了中国唯一的“爱党国男儿”。他的反腐动力机制来自最上层,所以他用集权、控制、恐吓、威慑的专制权力方式来拍苍蝇、打老虎,从而幻想避免亡党亡国的命运.而其他各级官员都在搭习近平的免费车、吃共产党的免费午餐。
 
如果我们对比一下民主体制下的反腐机制,道理就变得更清楚了。民主体制下仍然有腐败,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但因为一方面,在民主体制下要当选要职,必须获得上万(例如美国一个地方议员)或几百万(例如美国参议院议员)选区多数的支持,绝不可能通过行贿腐败来收买选民,所以政客必须关注提供公共产品、获得绝大多数人的拥护.即便这个政客获得了多数支持,但不投他/她票的选民还是数以万计、甚至百万计。也就是说,他/她时刻都处在上万双眼睛的监督下。更何况还有专职挑刺的反对党和专业扒粪的新闻媒体,反腐就有了微观制度基础.
 
中美反腐差异反映两种制度设计
 
在一九九四年我还在研究生院学习期间,美国政坛发生了一起贪污丑闻。当时众议院掌握拨款大权的筹款委员会主席丹.罗斯坦克沃斯基(Daniel David“Dan”Rosten kowski)被控在任职的二十多年里共滥用五十万美元公款,中饱私囊或恩惠亲信,罪名多达十七条.后来他有两项罪名成立,主要是动用公款送礼,被囚禁十七个月。在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发生在掌管钱袋子大权的官员腐败与中国的县级官员相比,也显得非常寒酸和无辜。今年在我居住的岛上,国会议员、众议院财政委员会成员迈克尔?格林(Michael Grimm)被控隐瞒他在当选前合夥开办的饭店收入,三年共计一百万美元,没有缴纳有关税收,遭到联邦调查局调查并被联邦法庭起诉.现在法庭还未判决,有无罪还很难说.但即便退一万步说,三年一百万收入逃税,也不会超过三十万.对於任何一个中共官员来说,如此小题大做,真是匪夷所思。今天我们谈论的中共腐败案,动轧上亿,甚至几十亿。
 
但中美反腐的差异反映出民主和专制两种体制的反腐制度设计。中国政府可以搞轰轰烈烈的反腐风暴,但治标不治本,不可能在源头上、在摇篮中遏制腐败。而要真正给反腐败宏观政策配以微观制度基础和个人监督,选举和选民、反对党和独立媒体都是不可缺少的。这就是为什么习式派系斗争型反腐注定会失败。所谓反腐成功后的民主转型就更无从谈起了。
 
在《日瓦戈医生》的电影里劫持日瓦戈的红军就是否让日瓦戈回家,司令和政委展开了一场争辩。司令出于人道同意放人,政委为了革命坚持要留下他。司令发火威胁要枪毙政委,政委说:“你可以枪毙我,但你永远枪毙不了党。”在《一九八四》一书里,奥威尔同样论述到:“党并不在乎延续它的血脉,而只在乎延续它自身。谁掌握权力不重要,只要等级结构体制永远不变。”如果我们期盼在党体制下,个人可以取代党,就会犯下薄熙来那样的错误。
 
 
来源:《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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