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9月24日星期三

项小凯:香港占中的意义

 
        
 

项小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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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港首发)


占领中环,并不是一场胜负存亡的决战,而是香港漫长抗争的一个序幕。


从某种角度来说,或许包括香港占中的一些决策者,都曾经对于局势过度乐观,大为低估了香港所处的险恶境地。以一城之寡,抗一国之力,这将是香港抗争者不得不面临的冷酷现实。香港的抗争前途,不但异常艰难,而且还存在冲突升级,以及恐怖化打压的巨大风险。
根深蒂固的“香港特殊”的印象,恐怕是产生这种乐观情绪的深层意识。无疑,香港很特殊。作为英国的前殖民地,香港不但拥有一个高度独立的普通法体系,而且在主权切换之后,也在当时得到了“港人治港”的政治承诺。在中国其它地区的人们看来,香港显然是一个境外之地,而这也正是香港人的普遍看法。“一国两制”,与其说是一种制度设计或者政治承诺,毋宁说是一种天然的既成现实。


然而,正是香港的这种特殊性,与近年来的中国政治的演化趋势,形成直接的冲突。而这种政治冲突的不可调和性,才是目前香港困局的根本原因。


这种冲突因素既非偶然,也无法回避。中国所谓的改革开放,在实质上,是将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部分地纳入到极权政治的框架之中,形成一种市场新极权的政治模式。在全球化的机遇之下,中国的宏观经济,得到可观的增长,但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成果,被注入到政权自身,成为强制统治的关键资源。在这一过程中,政权能力的扩张,远远超过了市场以及几乎停滞的社会的发展。


在新极权模式之下,权力垄断的恶果,逐渐蔓延发酵,并且继续向着社会危机的方向发展。中国因政治腐败而产生的非法资本的外逃总量,其总额已高居世界第一;而社会贫富极化的程度,长期以来持续恶化,已大大超过世界的警戒线。腐败,相对贫困,甚至包括环境污染,新极权不能从根源上解决这些问题,而只能以打压反抗与分解社会的方式,消解从问题到危机的形成路径,以达到规避危机的效果。


在这种政治社会的大背景下,2012年以来,可以观察到中国上层施政方针的明显变化。“韬光养晦”的“和谐”的路线,已被抛弃;“大国崛起”的“中国梦”话语,成为路线旗帜。政策方面,对内表现为对民间抗争的打压力度的迅速升级,对外则可观察到强硬的扩张,以及对美日欧等国际民主阵营的对抗强化。显然,新极权正试图通过内外一体的强硬措施,巩固凝聚权力体系,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重大危机挑战。


种种迹象已经表明,这种政治趋势,已经实质成为一种明显的国家道路方向。中国内部的民间抗争,以及海外民主国家的影响因素,则被视为对这种国家道路的最直接最重大的威胁。特殊的香港,在当局眼中,则被视为汇合这两种力量的关键结点。香港的特殊存在,已经成为新极权国家道路的战略性障碍。


香港的民主化抗争,具有明显的本地化色彩。但是从一开始,香港的前途,就是一个由中国体制所决定的国家级矛盾。抗争与打压的严重资源不对称,将是香港所面临的难以逾越的刚性障碍。


当然,到目前为止,香港仍然具有多方面的特殊性优势。正如极权也并非一天所能建成,残酷的强制打压动作,也需要情治掌控、媒体操纵、社区渗透、资源剥离等多方面配套措施的系统化支持,才能得以实施。在当下阶段,极权很难像应对其它抗争那样,对香港抗争进行无所顾忌的武力镇压。


但是,必须看到,香港的这些特殊优越性,绝大部分来自于对历史遗产的继承,而不是来自于当下的直接抗争。种种的优势,必然会成为首先被弱化剥夺的目标。一旦冲突的烈度持续升级,香港抗争者所面临的打压与迫害风险,也将逐步加大。专政之下没有例外。香港的特殊性,不会是永远的护身符。


因此,占领中环,与其说是一次摊牌,不如说是一次有效的抗争动员。在新极权的国家道路面前,香港的问题,不可能仅仅靠几次占领行动而轻易得以解决。香港的未来命运,不可避免地与中国民间的抗争命运,密切地捆绑在一起。香港的抗争道路,同样会艰难而漫长。
可以预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香港将不得不主要依靠本地的资源,进行近乎孤立无援地艰辛抗争。但是,香港的抗争者,必须超越本土的局限,以全体视角,审视中国的转型大局,才能更为清晰地认识到问题的真正所在,从而也使得抗争更为坚韧,更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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