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8月24日星期日

付勇:从皇权专制主义到党权专制主义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8/21/2014
李慎之先生把秦王朝以降的大一统帝国命名为“皇权专制主义”国家,皇权专制国家延续了两千多年,直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专制腐败的满清王朝,才宣告终结。不幸的是接踵而至的共产革命颠覆了中华民国,于1949年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然而,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中国非但不是“人民共和国”,反而倒是彻头彻尾的党国,从皇权专制主义演变为党权专制主义 。共和制不仅是国家最高权力掌握在由民主选举产生,并有一定任期的国家机关或公职人员手中的政权组织形式,还是指国家的权力机关和国家元首由民主选举产生并有一定任期的政权组织形式;可是,中国现今实行的却是一党专政,中共奉行“党权至上”,把自己凌驾于国家之上和宪法之上,致使中国“有法律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有党主而无民主”,党权专制主义是一种为所欲为、无法无天、不受任何制约的专制主义。
 
李慎之先生把秦王朝以降的大一统帝国命名为“皇权专制主义”国家,皇权专制国家延续了两千多年,直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专制腐败的满清王朝,才宣告终结。不幸的是接踵而至的共产革命颠覆了中华民国,于1949年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然而,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中国非但不是“人民共和国”,反而倒是彻头彻尾的党国,从皇权专制主义演变为党权专制主义 。因为共和制不仅是国家最高权掌握在由选举产生,并有一定任期的国家机关或公职人员手中的政权组织形式,还是指国家的权力机关和国家元首由选举产生并有一定任期的政权组织形式,可是,中国现今实行的却是一党专政,中共奉行“党权至上”,把自己凌驾于国家之上和宪法之上,致使中国“有法律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有党主而无民主”,是一种为所欲为、无法无天、不受任何制约的专制主义。

简而言,现代共和范围形式上不但包括全体公民在内,而且,最高国家权力由多人执掌和行使,权力执掌者由选举产生,任期限定。按照不同职能机关和职位的地位和权限,特别是主要按照议会、政府首脑和国家元首的关系,可以分为议会共和制和总统共和制。由于共和制的国家都采用三权分立的形式把国家的权力分散,因此非但不易产生以权谋私等问题,反而既可以保证公民的民主与积极性,又可以防止平民针对少数人的暴政。

展开来讲,现代共和制根据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关系的不同,可分为议会制共和制和总统制共和制。在议会制共和制国家中,议会拥有立法、组织和监督政府(内阁)等权力:政府(内阁)由占议会多数席位的政党或政党联盟来组织,政府对议会负责,当议会通过对政府不信任案时,政府就得辞职或呈请国家元首解散议会,重新选举;作为国家元首的总统只拥有虚位,没有实权。而今实行议会制共和制的国家有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意大利、德国、奥地利、印度等。

总统制共和制是国家最高权力由总统和议会按不同职能分别执掌和行使的一种政体形式。在总统共和制下,总统和议会分别由选举产生,任期限定,内阁由总统组织并对总统负责,总统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脑,与议会之间有权力制约关系。

进一步说,总统共和制是指以总统为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由总统直接领导政府,政府不对议会负责而对总统负责的国家政体形式,而其主要特点:一是总统由全民选举产生,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脑,统率全国武装力量,政府由总统组织和领导,对总统负责,不对议会负责。

二是实行比较严格的三权分立原则,议会和总统都由全民普选产生。议会与政府完全分立,政府成员不能兼任议员,也不能参与议会立法的讨论和表决。

三是在总统和议会关系上,总统行使权力时,不对议会负责,而只对国民负政治上的责任。议会不能通过投不信任票来迫使总统和内阁辞职,只有在总统或内阁成员有违法行为时才能提出弹劾案,被弹劾者是否有罪由参院组成审讯法庭进行审理和决定。总统可以对议会通过的议案行使否决权(搁延否决权),议会两院可以用三分之二多数票推翻总统对议会法案的否决,总统也不能解散议会。总统任命政府重要官吏、外交使节和最高法院法官需经议会中的上院或参院同意。

总之,在总统制共和制国家中,总统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脑,不仅总揽行政权力,负责组织政府,还统率陆、海、空三军,而行政机关(政府)和立法机关(议会)相互独立。美国是历史上最早实行总统制共和制的典型国家,而今除美国外,巴西、墨西哥、阿根廷、智利、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刚果(金)等国也都实行总统制共和制。

不幸的是,中国自古以来在政治治乱更替的循环中,只有一种由乱至治而重新修复秩序的逻辑,而这个逻辑就是拥有暴力的各个武装集团通过逐鹿中原,由胜利者重新垄断暴力,构建新的政治秩序。

一百多年前,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先辈们率先踏上民主革命的征程,为了铺筑中国民主共和之路,一个个挺身而出,舍生忘死,前赴后继,顶刀风冒弹雨,抛头颅洒热血,经过艰苦卓绝的拼争,终于用汗水,用鲜血,用脑浆,在一百年前通过辛亥革命,不仅冲毁了中国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制度,也冲出中国民主共和的道路,以至既使大清帝国变成中华民国,又对其他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

不过,推翻满清帝国而建立中华民国后,中央政府不仅缺乏政治权威,还缺乏控制全社会的军队、警察等暴力工具,而让它们按照国家制定的统一规则运作的能力,致使孙中山担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没过多长时间,就被袁世凯篡夺。而袁世凯不甘屈就总统,妄图复辟登上帝位,以致引发军阀混战。尽管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是仿效英美议会政党的方式组织起来的,但在民国初年军阀混战的情势下,四处碰壁的孙中山,在饱受刺激之后,下决心以俄为师,而按照极权主义的原则重造国民党,使软弱的国民党重新恢复力量。而他的操作方法一是重造党的意识形态,提出一个具有号召力的宏大主义;二是建立党军;三是强化领袖和组织对党员的人身控制。

当然,孙中山将国民党改造成一个极权主义政党时,已认识到这么做所包含的悖论:一方面国民党的三民主义中,在政治上真正打动人心的是要重造一个真正属于人民的共和国;另一方面在国民党拥有军队和用暴力打下政权后,势必导致党的独裁和对整个国家的占有。为了解决这一悖论,孙中山设计了军政、训政、宪政,作为建设一个真正的共和国的三部曲。借此明确提出在宪政时期,国民党应还政于民。而这也就是说,孙中山在一个乱世中,为了要重建共和秩序,不得不将国民党武装化的同时,也深刻地认识到,一党依凭拥有暴力来进行政治独裁,违反了民主共和的基本精神和原则,不仅是对公民的权利的剥夺,也是一种政治上僭越,还是一种在乱世采取的权宜之计,因而在他看来,这是最终达到共和秩序不得不经过的必由之路。

后来,尽管蒋介石领导国民党通过北伐打败各路军阀夺取政权,然而由于没有实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政策,没有贯彻孙中山五权分立的政治主张,没有落实孙中山设计的军政、训政、宪政策略,以致在蒋介石统治大陆时期,乱世始终没有结束,并没从军政、训政过渡到宪政,致使孙中山设计的建设共和国的方略,落实到现实中就变成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党国。正如共产党所批评的那样,不管是国家的政治权力,还是大部分的社会资源,都被垄断在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一个小集团的手中。

因此,共产党认定国民党建立的根本不是一个共和国,而是蒋家王朝,必须用暴力彻底砸烂,而重建一个真正的人民共和国。由于以激进的社会改革理念为号召,加上比国民党更为严密的领袖和组织对加入者的绝对控制,以致在一个大多数人陷入贫困和破产的乱世中,共产党显示出了比国民党更强的战斗力,最后以上千万人的生命为代价,终于用自己的党国替代了国民党的党国,而这个党国虽换上一套新装,但并不象所标榜的那样是名副其实的共和国,而是地地道道的假共和真党国,比起国民党的党国,不但变本加厉,还简直无以复加!

尽管蒋介石时期的中华民国是推行一党专制的党国,但既没签署卖国条约,又给不同的政党、独立的社会团体、自由的媒体和经济组织的生存留下了不小的空间。而毛泽东领导共产党所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则是彻头彻尾的党国,不仅签署卖国条约,也取消一切独立的政治、社会组织和媒体,还通过“三大改造”,既灭除了中国社会中一切自由的经济组织,又彻底剥夺了中国人自由结社的权利,以致非但没让中国民众尝到共和国的味道,反而变本加厉地通过独裁对公民的权利进行史无前例的剥夺。

首先就其所签署卖国条约来讲,1949年周恩来通过签署中苏友好条约,不但向苏俄割让大片国地,也割让外蒙古而承认其独立,还承认早前清政府签署的不平等卖国条约。而条约包括:1、中华人民共和国无条件承认外蒙古独立。2、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海参威(包括海参威所辖郊区)是苏联固有领土;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乌苏里江江北64屯为苏联领土。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图门江出海口是苏联主权;新疆北郊是苏联领土。3、中华人民共和国停止1945年以来南京政府所有索土要求。承认清朝政府1850年以来所有领土条约。4、乌苏里江江域北三分之二属于苏联主权,南三分之一属于中国主权。5、苏联政府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领土的声明。6、双方同盟一致反对国民党,及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

其次就其所导致的屠杀而言,中共建政之初,全国各地就响起此起彼伏的枪杀声。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布了镇反指示,开展了大张旗鼓的镇反运动,但未提出严惩标准。指示要求依照政务院公布的惩治反革命条例加以镇压,而此时政务院却未有条例公布。与此同时,土改在全国农村铺开。1950年6月30日颁发了《土改法》,实行“和平土改”。可是到12月毛泽东突然推翻《土改法》,下达“反对和平土改”的指示,全国各地立即对地主,也对富农乱捕、乱打、乱杀,而不论是镇反,还是土改斗地主,都是在没有司法程序的情况下进行的,想抓就抓,想杀就杀。

据1954年1月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报告,镇反以来,全国共捕262万余人,共杀反革命分子71万2千余人,所杀人数已达到全国5亿人口的千分之一点二四的水平,而实际遇害人数至少在500万人以上。1953年的“肃反”运动中,也至少有21300余人被处死,4300余人自杀或失踪。这种非人道的屠杀,不限于中共建政之初。据中共党史研究室编辑的《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事实》报告,“文革”中有172万8千余人非正常死亡;13万5千余人被以现行反革命处死(武斗中死亡人数不在此内)。另据专家对中国县志记载统计,“文革”中非正常死亡至少达773万人。

此外就其所带来的剥夺来说,毛泽东领导共产党高举“共产”的旗帜,利用制度化彻底剥夺全体公民的财产权,一方面借助土改不仅剥夺了地主拥有的土地,也剥夺了个体农民的土地;一方面通过“三大改造”不但剥夺了私人企业主的资本,也剥夺了手工业者的资本,以至把每个公民手中的生产资料剥夺得一干二净;一方面通过所谓的“经租房”政策剥夺了所有公民的私人房产权。而对公民财产权的剥夺,不仅仅体现在对公民拥有的静态财物的剥夺,还表现在对公民的自由交易、自由生产、自由消费的权利的全面剥夺。而经过这种对财产权的全面剥夺后,除了极少数享受特供的高级干部外,其他中国公民的生活水准30年间始终被控制在勉强维持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的水平上,一部分勉强度日,一部分连度日都艰难。

再者就其所酿成的迫害来讲,从中共建政开始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就从未停息,尤其是1957年对知识分子大规模的迫害,让人触目惊心,而其实质是以暴力驯服知识分子,摧毁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以根除党国的隐患。“反右”的研究已成显学,可中共还在极力掩饰,既没有向“右派”及其子女、向国人道歉,以求得谅解与和解,也没有给予“右派”及其家属赔偿精神与经济损失,以修复历史创伤。当年右派人数据《争鸣》2006年第1期对“反右运动档案解密”所披露的数字是3178470人,而这个数字是1958年5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宣布的。即使按55万之数计算,许良英认为,由于右派的家属、子女,乃至亲友无不受到株连,因此实际受害人数也超过100万。

再就其所造成的“大跃进”和饥荒而言,毛泽东的“大跃进”是搬开两块石头得以掀起巨浪的。一块是党内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具有理性思维和务实作风的计划经济派。他们主张按比例、协调地发展国民经济,因此反对冒进。这同毛充满浪漫情怀的不按比例、超常高速发展的非理性思路发生了冲突。后来,毛泽东发明了“跃进”,说我们是跃进,不是“冒进”,不仅取得了话语的主动,还厉声批周恩来:“右倾保守”,“非马克思主义”,“离右派只有50米了”等等。周恩来作了几次检查才恢复了总理职务。一块是知识分子,而通过反右,他们不可能对中共说三道四了,知识分子失声了!结果“大跃进”不但是大倒退,也是大惨败,还衍生1959—1962的饥荒。可是过去中共蒙骗国人的宣传说辞是由于“三年自然灾害”。其实,这一说法早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就被刘少奇“七分人祸,三分天灾”一说所否定。那几年都是风调雨顺的好年景,这是由气象资料证明了的。大饥荒到底饿死了多少人?长期以来的说法是带有估计性的,统计方法与数字也不一致。据历史地理学家曹树基2005年的一项研究成果显示,1959—1961年中国在大饥荒中饿死人数计3245.8万人。他的这一数字是建立在对1462个全国各市县地方志中记载的资料“认真求证”的基础上的,这为全面揭开三年大冒进时期饿死人的真相走出了重要的一步。另一位研究者人口统计专家王维志(1959年以来在公安部三局户政处从事人口统计工作,80年代后在中国社科院人口所从事研究)的研究结果,认为1959—1961年中国非正常死亡人数约3546.6万人。这同曹树基提供的数据相近。特别需要说明,发生大饥荒,既不是自然灾害,也不是国家没有救济能力。如果加上1958年冬和1962年春一些地方饿死的人口数(按各省官方数据计算的结果,1958年为181万,1962年为42万,共计223万),则大饥荒饿死人约为3700万。

由于毛泽东彻底消除了独立的媒体,以致公民自由表达的权利从根本上被剥夺了,致使整个社会变得鸦雀无声,以致就在这样惨绝人寰的事件发生期间,全国所有的媒体上非但没有齐心抨击,反倒全都高唱颂歌,以致全国各地连一点的杂音都听不到。过去,中国大量饿死人在其他朝代也曾发生过,但能让数亿饥肠辘辘的中国人对导致3000多万同胞饿死的专政制度齐声高唱赞歌,不但是毛泽东最伟大的创举,更是毛泽东最伟大的成就!

另就“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浩劫来讲,毛泽东通过文化大革命,剥夺了全体党员包括党的高级干部的基本政治权利,以至于不仅党代会毛泽东说开就开,说不开就不开。而且不管是高级干部,还是普通百姓,如果毛泽东看着不顺眼,那不仅成为千夫指,还会下地狱,以至连不少战功卓著的将军都被整得生不如死,连中央政治局的常委都被整成遭人狠批的钳工,连国家副主席都被整得死在监狱里。相反,如果毛泽东相中谁,那不仅会被捧成榜样,还会扶摇上天,以至连文痞都能变成国家的栋梁,连大字不识几个的人,都能成为国务院的副总理,连无赖都能成为国家副主席。此外所有公民不仅被要求成为党的驯服工具,更被要求完全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彻底清除头脑中的任何私欲和杂念,以致仅凭私人信件、日记和私下言论定罪,通过同事之间、师生之间、夫妻之间和父子之间的相互揭发和告密,致使中国人最后的一点内在自由,也被连根铲除了。换个角度说,毛泽东不仅把权力的触角伸到全国每个角落,不仅伸到农村的田间地头,伸到厂矿机关班组,伸到每个家庭,而且,不管谁的日常生活,不管谁的思想言行,不管谁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严酷的限定,有些还受到严密的监视。结果导致毛泽东不仅凌驾于人民头上,也凌驾与国家头上,还凌驾于民族头上,以至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不仅封杀异己,还采取高压愚民政策,不断发起整人运动,不断大搞个人崇拜,不断加强自身独裁,以致毛泽东一伤风,中国共产党就会感冒,而党一感冒,不管是国家,还是民族;不管是政治,还是经济等方面;不管是领导干部,还是学生群众,都会跟着发烧!

综上所述,毛泽东不仅用“共产”的虚幻理想,用他玩弄于股掌间的“人民共和国”,将几代中国人成功地变成了誓死捍卫他个人的卫兵,更以为人民服务的名义,借党国发动了全面剥夺公民权利,而将所有中国人变为党的财产和工具的斗争,致使国家的运作不受任何的法度和规则的约束,而全凭毛泽东用他随心所欲的最高指示来驾驭,以致毛泽东成就了自己“千古一帝”的辉煌伟业,而全体中国人民则在不断地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幻觉中,被剥夺得一无所有,以至不论是秦皇汉武,还是唐宗宋祖;不论是朱元璋,还是成吉思汗,不论是康熙乾隆,还是慈禧太后,总之不论是中国五千多年历史里数百个皇帝中的哪一个,都无法望其项背,都无法与之抗衡,都无不相形见绌!结果致使中国百姓非但没能站起来,非但没能成为国家的主人,非但没能尝到共和国的味道,反而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只能在专制的压迫下忍辱爬行,只能在专制的压迫下当轿夫做奴仆,只能在专制的压迫下一次又一次蒙受政治蹂躏,一次又一次饱尝政治苦果;一次又一次遭受政治愚弄,一次又一次体会政治虐待;一次又一次参演政治悲剧,一次又一次尝遍政治磨难!

当毛泽东前去同秦始皇较量后,1978年12月18日—22日,中共通过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不仅确立了邓小平实际最高领导者的地位,也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产生了历史性的影响,还使中国在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情况下,被迫拉开改革开放的帷幕。从此,邓小平实际上成为中国最高的领导人,可非但没借此废除党国专制主义体制,建设民主共和,反而独断专行,不断踏入歧途,不断走上弯路,不断增加社会支出,以致象毛泽东那样说一套做一套,尽管他嘴上不断念叨马列毛的圣经,可手上却举着解放思想的大旗,而脚却迈上权贵垄断资本主义的弯路。

一方面,他借改革不仅彻底破除两个“凡是”,还使得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名存实亡;他借改革不仅终结“以阶级斗争为纲”,而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使治国方针改头换面;他借改革不仅撤消农村人民公社,放弃吃“大锅饭”的集体经济,还恢复以农户为基本生产单位的生产责任制,使生产经营自主权回到农民手中,从而促使农业生产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而且在公有制和国营经济上打开缺口,既促进个体经济发展,又放开私营经济的手脚,因此,既给国民经济输入新鲜的血液,又为城乡经济开垦广阔的沃土。

此外,他借开放逐渐打开国门,不再闭关锁国,不再只靠自力更生,而通过优惠政策,广招外商,博引外资,开办独资或合资公司,因而使国民经济得到迅猛发展。其实在引进外资同时,更应借鉴发达国家优越的民主制度,而不该只引资而排斥发达国家的普世价值观,也不该在国家公共财政支付公共福利方面极为短缺的情况下,还不断垫付公共财政配套资金用以招商引资,更不该以低人权和牺牲环境与资源为代价,为外商大大降低交易成本,而让中国不但成为权贵们的乐园,也成为国际金融巨锷和跨国公司淘金的处女地,以致成为世界的血汗工厂。

尽管邓小平对政治体制改革有所探讨,把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大门开启了一些,并修订颁发了1982年宪法,提出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让党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但由于他坚持党权专制主义,坚持以一党专政为核心的四项基本原则,以致他采用拙劣的手段不仅严酷压制民主墙发出的社会呼声,还把魏京生、徐文立等民运人士投进监狱;不仅到处封堵自由化掀起的民主浪潮,还把总书记胡耀邦罢黜;不仅血腥镇压席卷全国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还把总书记赵紫阳废黜。总之,尽管在改革开放的潮流候裹挟下,他把专制的发条松动了一些,但是当有人试图解开毛泽东编织的极权缰绳,他不但予以严厉打击,还不断给民众的政治热情和民主愿望泼倒镪水。

简括而言,尽管他借改革开放促使国家渐渐转型,促使社会渐渐转变,促使人民生活渐渐得到改善,然而,由于他完全继承中共挂羊头卖狗肉的传统,不仅还挂着人民民主的招牌,承接经营一党专政,还强制兜售各种假冒伪劣的政治产品,既强迫百姓购买四项基本原则,又强迫百姓消费摸着石头过河;既强迫百姓买下黑猫白猫理论,又强迫百姓接手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既强迫百姓买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诡辩,又强迫百姓收购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不但象过去那样削弱百姓的权利,还逼迫全国人民老老实实地穿由他设计由他的党制造的党国之“鞋”,结果导致经济改革和其它方面改革与政治体制不相适应,以致不但加重延长了社会阵痛,还不断追加改革开放的各种成本,……

当江泽民担任总书记后,因为只顾着埋头忙于“反和平演变”,所以,不但致使改革停顿乃至倒退,还致使极左势力伺机对改革反攻倒算,不是批改革姓“资”,就是批改革是复辟资本主义,几乎压倒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势头。见此,邓小平毅然决然通过南巡讲话,不但让改革的车轮重新启动,还把方向盘掌控在自己的手里,让中国依照他设计的道路行进。江泽民非但没有通过政治改革废除党国体制,建设民主共和,反而不仅象邓小平一样完全继承中共挂羊头卖狗肉的传统,也完全继承邓小平的政治衣钵,继续坚持党权专制主义,继续强制兜售四项基本原则,继续强制兜售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既打包强制抛售邓小平理论,又强制抛售自己炮制的三个代表思想,而仍旧沿着专制的歧途,向右转到权贵垄断资本主义的弯路上,而不为了国家利益,为了民族利益,为了人民利益,积极推动政治改革,反而采用一切手段,动用一切力量,不惜一切代价,不仅给民主抹黑,还利用各种诡辩竭力为一党专制贴金,而不为“六•四”昭雪;不仅镇压法轮功,还利用各种诡辩竭力为自己辩解,,而不断扼杀公民权利;不仅纵容政府滥用权力,还利用各种诡辩竭力维护自身既得利益,而不断危害国家利益,危害民族利益,危害人民利益!

当胡锦涛继任中共的领导核心后,也完全继承邓小平的政治衣钵,继续坚持党权专制主义,依旧挂着人民民主的招牌经营一党专政,依然强制兜售四项基本原则,依然强制销售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依然打着马列主义的左灯,打着毛泽东思想的左灯,打着社会主义的左灯,打着邓小平理论的左灯,打着三个代表思想的左灯,仍旧沿着一党专制的歧途,向右转上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的弯路,而过去那样不让十三亿百姓的脚,穿上一直期盼的民主共和之“鞋”。

事实已经证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已经日渐背离马列主义,已经日渐背离毛泽东思想,已经日渐背离社会主义,而今,实际上已经废弃马列主义,已经废除毛泽东思想,已经废止社会主义,确切地讲,已经没有一点马列主义的成分,已经没有一点毛泽东思想的味道,已经没有一点社会主义的气息,可所谓邓小平理论,所谓三个代表思想,所谓科学发展观,还要维护四项基本原则,还要诡辩声称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要硬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把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栓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这些烂稻草上!

殊不知改革开放所创下的业绩则是在新凯恩斯主义提倡的政府管控的自由市场经济指导下,不仅将社会中分散的社会资源用高度权威的国家力量来集中起来并重组使用,而为社会资源的大规模价值增值提供了前提,更是通过推行以公有生产要素为主的公私混合制,使公有经济借助现代企业制度而普及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得到蓬勃发展,也使私有经济借助股份制获得迅猛发展,以至不但促使国民经济持续增长,也促使综合国力也不断增强,还促使人民生活还普遍提高。

因此,硬用所谓邓小平理论,硬用所谓三个代表思想,硬用所谓科学发展观,把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栓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些烂稻草上,与其说是漏洞百出的政治诡辩,与其说是自欺欺人的政治蛊惑,与其说是肆无忌惮的政治炒作,不如说是一党专制呈现的政治霸权!

总之,尽管改革开放三十五年来,通过解放思想走出一片片意识形态的误区;通过转变观念拆除一个个条条框框;通过不断拓展改革摸着一块块石头过河;通过不断对外开放打开一扇扇国门;通过转换机制开辟一条条发展弯路;以至于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而转变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再闭关锁国,而打开国门,对外逐渐开放;不再迷恋计划经济,而投入市场经济的怀抱;不再扼杀经济竞争,而借鉴国外竞争机制;不再只靠自力更生,而广泛借助外资内债;不再只搞国营集体经济,而渐渐放开,倡导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不但积极扩展个体私营,还通过优惠政策,广招外商,博引外资,开办独资或合资公司,并逐步实行股份制,推广现代企业制度,普及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等,因此不仅促使国民经济迅猛发展,也促使综合国力直线上升,还促使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然而由于没有通过政治改革破除一党专制,废除党国体制,建设民主共和,致使国家权力集中在一种政治力量上,导致权力极度统一,以至不管是立法,还是行政;不管是司法,还是军队;不管是新闻出版单位,还是国有厂矿企业,从中央到地方,都被一种政治势力操控,以致既无横向互相制约,又无纵向互相制约。而且,各级领导都由上级委任,而非民主选举产生,只受上级管制,不受其它约束,致使各级干部动不动就滥用职权,动不动就以权谋私,动不动就贪污受贿,动不动就买官卖官,动不动就损害国家利益,损害民族利益,损害人民利益!

因此,导致各项方针常常失灵,导致各项政策常常走样,导致各项措施常常变形,而致使改革开放不断发生变异,结果不仅导致发展方式畸形,也导致发展道路曲折坎坷,以至于不仅在政治上导致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还在经济上导致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不仅导致改革成本不断递增,还导致开放支出不断攀升;不仅导致社会剧痛不断蔓延,还导致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不仅导致社会道德不断滑坡,导致国家不断大量失血;不仅导致社会污水不断乱流,还导致国有资产损失惨重;不仅导致富国穷民,还导致腐败层出不穷,既席卷全国,又上下泛滥!……

尽管近几年来开始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但由于还是只求经济改革突进,只求科教改革支持,只求其它改革协助,而不求政治改革配合,因此不仅导致政治发展方式畸形,也导致政治发展机制僵化,以至于不能与经济改革、科教改革和其它方面改革相适应,结果不但阻碍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也导致中国社会畸形发展,还牵制中华民族的腾飞!

中共奉行“党权至上”,不仅把自己凌驾于国家之上,还把自己凌驾于民族之上,更把自己凌驾于宪法之上,致使中国“有法律而无法治,有宪法而无宪政,有党主而无民主”,从而既导致“党权”不受任何制约,又导致公民权利缺失,致使改革开放走了许多不该走的弯路,付出了许多不该付出的代价,损失了许多不该损失的国有资产!

首先,因为中共奉行“主权在党”,而不推行“主权在民”,所以,完全实行党主制,而所宣称的“民主”,既是党赐予的“民主”,又是党领导的“民主”,完全是一种假民主真专制。尽管通过所谓的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可实际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中国共产党;尽管通过所谓的宪法明确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可实际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其政治局常委才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而人大只不过是政治摆设;尽管通过所谓的宪法明确规定,各级政府由各级人大授权并对人大负责,可实际上,各级政府官员都是由中共指定,以致政府只对中共负责,而不对人民负责。

其次,中国实行所谓的“多党合作制”,实际上推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而其本质则是一党专制。由于8个民主党派的预算都由中共中央机关事务管理局列编,并由中共中央统战部管理,都一律由中共开支,因此必须听从中国共产党领导,其命运完全掌握在中共手中,以致与其说是中共领导下的8个“卫星党” ,不如说是8个政治花瓶,怎么能起到制约监督作用?

更主要的是,由于中共不但世袭独霸中央权力,还能委任官员掌控各级地方等权力,因此不论是立法,还是政治权力传承,还是社会分配,都高度自利,以致不管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成为自我服务型的自利型政治集团,非但不为人民着想,反而只体现自己意志;非但不为人民服务,反而仅以自己的需要为立足点;非但不为人民造福,反而动不动就损害人民利益!

这一切都具体表现在权力与权利的失衡,也就是强化权力,而弱化权利,结果不仅致使中国的公民社会一直不能发育,还致使新闻媒体成为党和政府的喉舌,而来自民间的呼声因不能传播而成不了社会舆论;不仅致使人民没有结社的自由,还致使NGO遭到官方的限禁;不仅致使工人、农民等弱势大众没有自己的可以依靠的组织,还致使百姓不能以组织化的形式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

党权专制主义和党国体制不但阻碍科学发展,还损害人民利益;不但助长贪污腐败,还危害深远;不但危害广泛,还危害无穷,那么就必须废除党国体制而建立民主共和,因为民主共和制不仅是国家最高权掌握在由选举产生,并有一定任期的国家机关或公职人员手中的政权组织形式,也是指国家的权力机关和国家元首由选举产生并有一定任期的政权组织形式。仅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共和国是一项财产,而这项财产必须平等地归这个国家的全体公民所共有,另外共和国不仅必须从基本制度上保证公民对国家的统治,而且必须完全为了平等地保护全体公民的权利免受伤害的目的而存在。而党国则正好相反,它是党所拥有的财产,既由党实行一元化的统治,又完全为了实现党的目的而存在。

由于民主共和既只体现广大人民的意志,又仅以人民的需要为出发点;既兼容并包,又选举限任;既不钳制言论及其结社、信仰自由,又实行地方自治;既有多党竞争,又有分权制衡;而不管是军队,还是警察,都完全国家化,以至不仅扩展百姓的活动空间,还接受制约,还监督有效,还唯民是从。因此,民主共和既是发展的坦途,又是科学的制度,还是公民的护身符,不仅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有力杠杆,也是促进生产关系发展的重要依托,以至成为公认的普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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