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中国首发 】
(作者按:最近一段时间,我曾在不同的场合, 与多位朋友谈及中国的政治局势与前途。我们的观点各有异同。 这篇文章只是我个人观点的记录,因为, 我并不觉得自己能准确表达他人的观点。 尽管我在闲谈中说得比较随意,但在本文中, 无论是表达我自己的观点,还是批评他人的观点, 我将只进行合乎政治学专业水准的理论分析。我不会用哪怕一个字, 去讨论形形色色的宫廷秘闻,或是其它道听途说的消息。另外, 由于文章内容涉及不止一个主题,采用对话式的文体, 或许比一般的政论文体更合适一些。)
友人:自中共十八大以来,人们对新一届领导人的施政方向, 特别是对习的政治理念,有各种各样的解读,你自己的看法是什么?
张雪忠:这是一个很大和很难回答的问题。 我不认为自己有能力提供任何具体而肯定的答案, 我只能努力提供一种初步的、一般性的分析框架。为此, 我想先说说民选政治下领导人的更替,与中共接班体制之间的区别。
在民选政治下,一个人通过选举获得了选民授权, 就不但享有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权, 而且还可以在各种重要和关键的职位上, 任命认同自己的理念和政策的官员。 为了保障当选领导人有足够的人事安排空间, 前任政务官员通常要集体辞去自己的职务。当然, 新任领导人在行使充分用人权的同时, 也必须面对更为明确和直接的政治问责。
在中共接班体制下,情况显然就不同了。在这一体制下, 新领导人的选定,必须得到前任政治元老的首肯, 并且通常是各个政治派系妥协的结果。因此,新领导人上台后, 通常会面临这样一个局面:那些占据重要和关键职位的人, 并不是他“自己的人”,而且他也不能任意撤换这些人。 习上台后面临的局面可能更为复杂, 因为在他之前的两任领导人仍然健在, 并且也都培植了自己的派系势力。
友人:那么,习会不会努力改变这种不利的权力格局?
张雪忠:在政治心理学这门较新的学科中,有一项重要的内容, 就是研究政治人物的个人特质, 以及这些个人特质与他们的政治行为之间的关系。相关的研究认为, 如果一名政治人物具有较强的权力需求(need for power)动机,他就不大容易满足于对自己不利的权力格局, 而是倾向于改变这种格局。而如果他的权力需求的动机较弱, 就更容易满足已有的权力。
友人:那你觉得习的权力需求动机强不强?
张雪忠:我对习这个人了解不多,更没有专门研究他的经历和个性, 因此无法断言他的人格特质中,是否包含需求权力的强烈动机。 我只能说,从他上台后采取的一些政治行动来看, 他似乎有意要改变十八大形成的权力格局。
习作为中共最高领导人,他在党政体系中的权力比重,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1)在政治局有多少同盟者;以及(2) 在中央委员会有多少支持者。由于接班体制的结构性原因, 习在上台时面临的权力格局,可能并不十分有利。 但他毕竟集总书记、军委主席和国家主席的职位于一身, 在中共党政体系内部, 仍有主导政治议程和主动采取政治行动的便利和“正当性”。
政治局是中共常设的最高决策机构。 最高领导人不满意自己在该机构中的权重, 且无法其改变组成人员时,他强化自身权力的可行途径, 就是在政治局之外建立由自己主导的新的决策体系。 中共新近成立了多个领导小组(均由习本人担任组长), 似乎表明习在努力扩大自己在高层决策体系中的权重。
中央委员会是中共的核心权力机构,政治局成员、 政治局常委以及总书记均由其全体会议选举产生。 在中央委员会中有多少自己的支持者,对总书记来说是极其重要的, 因为这直接关系到下一届政治局人员组成和权力布局, 甚至事关总书记自身地位是否稳固。在中央委员会中, 省部级官员所占比例较高。总书记并不能独自随意撤换省部级官员, 但如果他发起反腐行动,并将省部级官员作为反腐行动的重点领域, 他就不但可以直接影响中央委员会的人员构成, 而且还可震慑其他省部级官员,赢得他们的效忠, 最终强化自己在党内的地位和权威。
友人:不少人认为,此次反腐行动整肃的对象,主要是江系势力, 你是怎么看的?
张雪忠:在本轮反腐行动中,每有高官落马,人们都会讨论他( 或她)到底属于哪一派系。但是, 我本人对中共内部的派系关系了解不多,难以分清谁是谁的人, 所以我没有办法回答你这个问题。我只能说, 如果习试图改变既有的权力格局,并努力扩充自己的权力基础, 他最可能的选择,应该是与较弱的派系结盟, 以打击原本较强的派系。
友人:有些人认为,习在巩固个人权力之后, 或许会开启迈向宪政的政治改革,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张雪忠:你的问题其实包括两个方面, 也可以说包含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 第一方面涉及一个一般性的问题:政治人物如果要启动政治改革, 是否需要先强化自己的权力?第二方面涉及一个具体的问题: 习本人是否有启动政改的意图?
对于第一个问题,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来看, 答案都是否定的。在非民主政治中,一个人能成为政治强人, 并不是因为他是神奇的超人, 而是因为他成功地构筑了自己的权力基础,也就是说, 他组建了一个效忠于自己的强有力的权势集团。 但任何这样的权势集团,在对特定政治人物提供支持的同时, 也会形成对权力和利益的自我需求。权势集团对其效忠的政治人物, 既是一种支持,也是一种约束。如果政治人物施行的政策, 不符合权势集团的利益,他就很有可能被背叛和抛弃。
从实践上看,那些所谓的政治强人, 最可能做的不是通过政治改革来改变既有的权力格局, 而是想尽办法巩固和延续自己的权力。萨达姆、卡扎菲、穆巴拉克… 这些人都曾权倾一时,但哪个人想过要政治改革?在邓去世后, 江的权势应该也不小,但何曾有什么政治改革? 普京也可算俄罗斯的政治强人,但他念兹在兹的, 不是努力推动宪政体制的革新和完善, 而是极力巩固和延续自己的权位。
而那些顺应民主潮流的政治人物,往往不是因为他们权力在强化, 而恰恰是因为他们的权力在弱化。比如,台湾地区的蒋经国, 在接受民进党建党的既成事实时,所面临的政治处境, 一是国民党内部本土势力的崛起,二是党外政治力量的逐渐强大。 再比如,韩国前总统全斗焕在1987年宣布不再竞选总统, 也是迫于民主运动的压力,而不是出于政治改革的意愿。
友人:那你认为习本人是否有启动政改的意图?
张雪忠:我前面已经讲过,对政治人物个人特质的研究, 是政治心理学的重要内容。但就目前的研究水平和研究技术, 即使由专业人员经过长时间的研究分析, 亦难以准确界定特定政治人物的个性,并以此推测他的政策意图。 并且,一般认为,现实的政治情境,比政治人物的个性, 更可能影响他的政策选择。
在中国,分析政治领导人的个人特质,还面临信息缺乏的特殊困难。 由于当局对信息传播的严密控制, 人们很难获取关于领导人个性的真实信息;能够获取的, 往往是经过筛选,甚或刻意编造的所谓“正面信息”。 大家可以想想薄熙来的案例。在薄下台前后, 人们所能获悉的关于他的信息,在内容和数量上都有很大的不同, 人们对他的评价因此也有显著的变化。
考虑到上述种种因素,我不得不说,有些国内的政治评论人士, 在公开断言习的个性和政治意图时,所表现出来的斩钉截铁的自信, 着实是令人吃惊的。这或许就是外行人士身上常见的所谓“ 懵懂的自信”吧。
我不想在这里说外行话。我只能告诉你,认知能力( cognitive capacity)是政治人物较重要的个人特质之一, 并且对他的政策选择有一定的影响。就习的个人情况而言, 似乎并无证据表明,他对现代政治理念和政治原则有过深入的了解。 如果一名政治人物不熟悉现代政治理念, 那就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他开启宪政改革的可能性。 我必须强调的是,这只是我的一点非常粗浅的、 参考价值极其有限的提示。
友人:那你对习未来的施政方向就没有任何看法吗?
张雪忠:我没有办法基于习的个人特质来预测他的施政方向( 我们并无足够的信息来界定他的个性), 但我可以就他上台后的作为(这是我们大家有目共睹的), 对他可能的政治目标进行一些初步的分析。
十八大之后,官方媒体曾发表过一系列反宪政的文章, 但由于我们并无证据断定,这些文章反映了习本人的意思, 因此我们可以略而不谈。不过,包含“七不讲” 内容的中央九号文件,如果没有总书记的首肯,是不可能出台的。 这一文件的内容,与习对前苏联垮台的惋惜、“红色江山永不变色” 的表态,以及联俄抗美外交政策,在理念上是非常一致的。 这一理念的核心是确保共产党的政权稳定,并且与自由、 民主和法治等普世价值及现代宪政体制,显然是背道而驰的。 特别值得强调的是,十八大以后, 当局不但极力强化对公共言论的控制和整肃, 而且还大规模抓捕政治异见人士和社会活动人士。
另外,已有观察人士指出,这次规模和力度都比较大的反腐行动, 波及的都是平民出身的官员,并未涉及俗称为“红二代”的群体。 并且,因为有些涉案官员是秘书出身, 官方媒体还曾专门发文警告秘书们要洁身自好。 官方媒体专门发表了剑指秘书群体的文章, 这是非常罕见和不同寻常的。这篇文章的意旨, 实际上反映了一种在“红二代”群体中较为盛行的看法:“ 江山是我们的爸爸或爷爷打下来的,但经过江胡二十年, 主要的权位却落到了他人手里。”
基于以上分析,我个人初步判断,习似乎是以“红二代” 作为自己的核心政治基础, 他的政治行动的重心将会体现为两个方面: 一是极力防范和打压社会力量对中共执政地位的挑战; 二是在党内努力扩大“红二代”的权力份额,强化自己的权力基础。 他的“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的表态,也可以作两个层次的解读: 一是向社会宣示,中共的权力垄断不容挑战;二是向党内宣示,“ 红二代”才是红色政权的正统继承人。不过,我必须强调的是, 这只是我的初步判断,这一判断是否准确, 仍有待进一步观察和检验。
友人:有些人认为,习本人是有政治改革意图的, 他的一些相反的表态,以及“七不讲”的文件, 只是为了安抚党内的左派或保守派。另一些人则认为, 当局对言论的压制,以及对异见人士的打压, 都是党内失势派系在搅局,在绑架习。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张雪忠:这两种说法都是纯粹的外行话,因为其中包含的思维方式, 完全是非专业的、外行的。第一种说法, 其背后的思维方式包括两个步骤:(1) 预先假定并断言最高领导人是一个具有政改意图的人;(2) 对于他的任何与此相反的言行,都解释为对他内心“ 真实的政改意图”的掩护。这种思维方式的症结在于,步骤(1) 中的假定本身并不是不证自明的,而是需要充分的证据来支撑的。 用这种思维方式谈论政治问题的人, 可视为是政治评论界的算命先生。
友人:那么专业的思维方式应该是怎样的?
张雪忠:专业的分析方法并不容易,但却是非常平实的。 为了判断一名政治人物是否有政改意图,专业人士的做法是: 密切关注他的各种政策宣示和政治行动,将支持“政改意图” 的证据放在天平的一头,将反对“政改意图” 的证据放在天平的另一头, 然后再根据不同证据的权重作出初步的判断;并且, 这种初步的判断,还可能依据后续的证据不断加以修正。
上述第二种说法的思维方式,也是包含两个步骤:(1) 预见假定和断言最高领导人是具有政改意图的好人;(2) 将当局各种倒行逆施的做法,归咎于一个不可捉摸的失势派系。 这里的步骤(1)给出了一个毫无根据的断言,而步骤(2) 则是为了把一切不利于(1)的证据给“解释”掉。 这其实就是典型的“阴谋论”,是外行思维的极端表现。
我们可用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阴谋论思维的荒谬。 假设甲和乙发生了争执并大打出手,甲甚至扬言说“ 总有一天我要弄死你”。几天之后,乙果然被人谋杀了。 针对这种情况,专业的侦查人员可能会初步认为,甲有作案的动机, 但绝不会仅仅基于这种主观动机,就断定甲是作案者。 为了确定甲是不是作案者,侦查人员必须要依靠客观证据, 比如甲是否有作案时间、凶器是否属于甲、 现场是否有甲的足迹和指纹,等等。而外行的阴谋论思维, 则完全不考虑是否有充分的客观证据,就会直接断言: 既然甲怀恨乙,那就一定是甲杀害了乙。
另外,我想提醒一下:那些喜欢用阴谋论思维谈论政治问题的人, 几乎没有一个是受过专业训练的政治学者。 这本身也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实际上,一名专业的政治学者, 如果用阴谋论来讨论政治问题,那一定会沦为业内的笑柄。可见, 外行人士谈论政治问题,有一个很大的优势: 怎么说都不怕别人笑话。
友人:有人认为,当前这场反腐行动, 客观上可能会产生解决腐败问题、为改革破局, 以及破除权贵的后果,因此,无论当前的反腐有什么背景和动机, 都是中国可遇不可求的契机。对于反腐可能导致极权的危险, 他们则认为,极权比权贵更容易对付,其理由之一就是: 反极权的力量有自由主义的思想资源, 反权贵则没有相应的思想资源。
张雪忠:这是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的观点。 他的观点目前比较有影响,我也认真读过他的相关文章。 我们可以看到,孙教授作为一名学者, 显然没有用上述外行思维来讨论政治问题。但我仍想坦率地说, 他的论述中,确实包含不少重大的知识错误。
比如,自由主义确实是反极权的思想, 但说反权贵没有相应的思想资源,显然是不对的。所谓权贵, 是指一个群体或阶层,他们不但垄断着政治权力, 而且还利用手中的权力谋求私人利益。可见, 权贵其实就是专制的形态之一, 而民主主义显然就是反权贵的思想资源。另外,在今天的中国, 无论是反极权,还是反权贵,重要的不是是否存在相应的思想资源, 而是是否存在相应的政治力量。
中共政权作为一种专政体制,既是反自由的,也是反民主的, 其反自由的极权的一面,表现为对个人自由及公民权利的肆意侵犯, 其反民主的专制的一面,则表现为少数人对政治权力的完全垄断。 就今天中国的社会现实而言, 尽管公民权利和个人自由仍无法得到保障, 但政治人物要想重建毛式极权,成功的可能性已不大了。 而少数人对权力的垄断,不但排除了公众参与政治的资格, 而且也是个人自由和权利屡遭侵犯的根源。从这一角度来说, 我同意孙教授的一个观点,即作为专制政治形态之一的权贵政治, 已成为国家文明和进步的最大障碍。
友人:那你是否同意,当前的反腐行动是反权贵、除恶政、 立宪政的契机呢?
张雪忠:我完全不同意。我认为, 这一观点包含着一个根本性的认知错误。要知道, 专制政治是少数人垄断权力的政治, 因此也是必然会导致腐败的政治,而所谓权贵, 只不过是腐败了的权力垄断者或专制统治者。孙教授认为, 无论当前的反腐行动动机何在,哪怕是为了保政权, 哪怕是没有制度建设,仍然是反权贵、除恶政、立宪政的契机。 这种观点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既然权贵和腐败是专制政治的必然产物, 那么由当权者推动的任何不触及制度的“反腐”行动, 都不可能是真正的反腐或反权贵,其结果只是由新的一拨人, 取代原来一拨人的权贵地位。真正的反权贵, 不是指主政的权贵们将少量不忠者逐出权贵队伍( 这只是权贵内部的权力重组),而是指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 改变权贵与非权贵之间原有的权力关系, 以使非权贵人群的政治地位得到改善。真正的反腐败, 也不是以权力手段将少量腐败官员清除出官僚队伍( 谁能说补上去的人不会腐败呢?),而是通过制度的变革, 使原来不受监督和约束的权力,开始受到监督和约束, 从而减少腐败的可能性。
我们一定要注意,反腐败也好,反权贵也好, 都不是政治改革的契机或前提。恰恰相反, 政治转型才是反腐败和反权贵的前提。只有首先进行政治改革, 才有可能防范新的腐败,并逐步清理旧的腐败。 没有政治转型的反腐败,从来就没有成功的先例, 并且最终都会沦为权力斗争。我们不妨试想一下:在人类政治史上, 有哪一次所谓的“反腐”,最终成了政治转型的契机? 又有哪一次政治转型,事先有一个“反腐”的铺垫?
友人:这么说,你对中国的前途是不是很悲观?
张雪忠:我一点都不悲观,我一直都很乐观。 只有那些把自由的希望寄托在他人身上的人,才会感到沮丧和悲观, 因为等待他们的,必定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 生活在两千多年前的伯里克利都知道:人若要幸福,就必须要自由; 人若要自由,就必须要勇敢。如果我们到今天都不明白这个道理, 那就枉费了人类两千多年知识和经验的积累了。
在一个少数人利用对权力的垄断,长期压迫多数人的专政国家, 被压迫者根本就不应该把希望寄托在压迫者身上。 人类有记录以来的政治经验,在在都表明, 被压迫者的希望在于抗争,而不是在于哀求。我这样说, 不是要断言任何当权者都没有启动政改的可能性。我只是说, 我们不能把自由的希望,寄托在小概率事件上, 就像我们规划自己的生活时,不能假定自己能买中六合彩。另外, 如果当权者真要政改,也一定会有明确的政策宣示, 并采取切实可信的行动(如开放党禁报禁、释放政治犯等), 来向社会发出信号,并寻求社会的支持。 在看到这些切实可行的信号之前, 我们没有必要充当政治人物肚子里的蛔虫, 去臆测他到底有没有政改的意图。
在一个存在政治压迫的国家,自由的希望, 不在那些位高权重的压迫者身上,而在那些无惧牺牲、 坚韧不拔的反抗者身上。在今天的中国, 越来越多的人为了建立自由、民主、法治的宪政体制, 而不惜身陷牢狱,他们也开始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声援和支持。 我们应该尽可能以这些既有信念,又有行动的政治犯为枢纽, 组成一个广泛而有代表性的准政治联盟,以便在必要的时候, 引领自己的国家从专政走向宪政。
我一直认为,在一个权力败坏、公义沦丧国家, 不是那些身居高位的人,而是那些因为反抗而被销声、被迫害、 被关押的人,才是真正代表社会主流价值的人。 正是因为这些人的存在,正直、善良、 勇敢和奉献等人性中最可贵的东西,才能在一个黑暗的国度, 得到最鲜明和最有力的彰显,并为自由和公正的来临保存希望。
2014年8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