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8月14日星期四

闵良臣:真要深化改革,没有什么是不能改变的




【 民主中国首发 】 

中国今天的所谓“深化改革”,就是绝不改革。比如,人民代表大会制不能改、“共产党领导,多党合作制度”不能改、“国有经济主导地位”不能改、“党管政府”不能改、“党管军队”不能改、“党管干部”不能改、“党管意识形态”不能改,等等等等。与此相呼应,又定下“五个决不搞”,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分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后来就连“政治体制改革”也成了敏感词汇。既然有这么多不能改,还提“深化改革”干什么!真要“深化改革”,只要有利于人民,则无论什么主义、什么思想、什么制度、什么旗帜,也不管什么开国领袖、“历史选择”、“红色江山”、“宇宙真理”,全都踏倒它,推翻它。没有这种决心,没有这种气概,“深化改革”只能是一种梦幻。

中国的深化改革就应该一如军队里的工兵:逢山开道,遇水搭桥。披荆斩棘,一往无前。时至今日,套用鲁迅当年行文句式:目下中国当务之急:一要民主,二要自由,三要真正感觉幸福快乐。倘有阻碍实现者,无论什么主义、什么思想、什么制度、什么旗帜,也不管什么开国领袖、“历史选择”、“红色江山”、“宇宙真理”,全都踏倒它,推翻它。没有这种决心,没有这种气概,深化改革同样只能是一种梦幻。

从去年到今年,又一轮深化改革喊得山响,李克强甚至走到哪里吆喝到哪里。然而,在本人看来,仍然难免雷声大,雨点小,充其量,不过雨过地皮湿。那么,中国的深化改革难在哪里呢?



什么叫深化改革?深化改革就是努力改掉一切人民不满意的,改掉一切社会认为不合理的。只要人民不满意,只要社会认为不合理,没有什么不能改。

然而看看我们有些人是怎么深化怎么改的——用一篇网文作者的话说:中国今天的所谓“深化改革”,就是绝不改革。“比如,人民代表大会制不能改、所谓‘共产党领导,多党合作制度’不能改、所谓‘国有经济主导地位’不能改、所谓‘党管政府’不能改、‘党管军队’不能改、‘党管干部’不能改、‘党管意识形态’不能改,等等等等。与此相呼应,又定下‘五个决不搞’,不搞多党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分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后来就连“政治体制改革”反而也成了敏感词汇。

既然有这么多不能改,还提“深化改革”干什么!事实上谁都知道,我们有些人在大会上所宣布的那些所谓不能改的恰恰正是需要改的。真正不能改的,不用去强调。中国十几亿人又不是傻子,改了对国民对社会没有益处的,谁希望去改。

最要命的是,吆喝来吆喝去,事实上只是一些官僚按照他们的认知高度,尤其是按照他们的思想境界以及如何才能不损害他们自身利益来搞所谓的中国“深化改革”。而中国官僚是个什么德行地球人都知道,除了搞腐败是“行家里手”,再就是窝里斗,争权夺利。你在互联网上发个问卷调查,说能不能依靠中国官僚搞深化改革,估计网民们要笑死了。

中国官员一张口就代表人民,而且在方方面面。这样一来,官员们认为能改的,就说是人民要改的,官员们认为不能改的,就说成是人民认为不能改的。比如国民一直要求官员公开财产,而且要求了二十多年,可官员们认为这一条不能改,也就至今未改。于是,谁跑到城市的大街上要求官员公开财产,谁就等于犯了中国的“王法”,谁就成了“寻衅滋事”,“扰乱社会秩序”,于是就要把谁抓起来,严重的还会送进监牢,还会判刑。这让本人很奇怪:官员不是代表人民吗?人民提出要求官员不去执行不说,还怎么成了罪过呢?

不过,官员们又时不时自己戳破自己的谎言,比如他们公开承认,今天的中国人,也就是通称的中国老百姓,现在都成了“老不信”:政府说的不信,媒体说的不信,专家说的也不信。既然如此,我就想问,在一个人民谁都不相信的国家,不管什么人,你还怎么能说自己代表人民?由此也可得到一个证明:中国的官员们改革与否,如何改革,如何“深化”,都只代表官员,绝不代表这个国家的人民。

对于人民而言,没有历史选择,只有人民选择。像先前吴大委员长那样在大会上宣布“五不搞”,只能说明他根本不懂什么叫现代国家,更不懂什么叫人民政府。这种人居然也能代表人民,我一直想不出是什么道理!后来从互联网上看到此人“卸任”后居然也跑到庙里烧香拜佛(互联网上图文并茂)。由此可见,这种人在位时不仅得过且过,混日子,而且就是在忽悠。人民在这种人心里,屁都不是!



“深化改革”这个词在中国并非现在才出现,而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就有了。可“深化”到今天,谁也不知道中国到底深化了什么,是真深化还是假深化。有人说深化了,就深化了,有人说还需要深化,就还需要深化。给中国百姓的感觉,中国的深化改革不说需要一万年,估计也要像这一届国家领导人所讲的要实现那个中国梦一样,至少需要“两个一百年”。

坦白说,自己实在想不通,在我们这种集权制国家,“党和政府”还有什么做不到的!说穿了,就看想不想做,是真想做还是假想做。不就是个深化改革嘛。本人实在不懂难在哪里。有人会说,深化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尤其要动一些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因此,那些人就会千方百计给深化改革“使绊子”。这有什么啊,任何阻碍深化改革者,在中国的“党和政府”面前都不可能有抵抗能力。原军委副主席、原政治局常委,说“拿下”不都拿下了吗?还有比拿下军委副主席、政治局常委更棘手的吗?我不信。

前不久香港一家期刊上有篇文章,“评中国一种阴森的传统政治文化”:中国统治者不仅喜欢砍人头,而且还会“借人头”。从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面对日益恶化的治安环境,邓小平发动了一场“从重从快打击刑事犯罪”的运动。“这期间,究竟有多少人被冤杀”,只能是“国家机密”。文章分析,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正在提倡“法制社会”,邓小平也不可能不知道,所谓“从重从快”,都是对“法制”的粗暴践踏。但他因为“另有一盘大棋要下”,也就绝不允许“治安”这个小局,干扰他“改革开放”的大局,或者说也就顾不了什么法制不法制了。既如此,倘若这一届中国政府拿出当年邓小平搞“改革开放”的“决心”,“深化改革”还是个“事”吗?

而况谁都知道,在中国,能阻碍深化改革者,绝不是普通民众,一定是一些特殊的既得利益者,这些人,说白了,绝大多数已经成了官僚集团的一员,包括在位和已经退位的,以及他们的“七大姑八大姨”们。这些人盘根错节,很多人的利益纠结在一起。可再官僚再集团再利益,还是在中共领导下,哪个不归“党和政府”管?他们的利益不都来自“党和政府”所给他们的那些特权吗?只要“党和政府”真想深化改革,胆敢阻碍者,在位的,罢他的官,撤他的职;即使已经退了下来,像徐才厚、周永康一样,同样可以查一查他们的那些利益到底是如何获得的,有没有腐败成份。果真坚持这样做,中国的深化改革即使不会是一马平川,也绝不会出现大的阻碍。

再说,中国城市中,这些年搞了多少暴力拆迁,死了多少人,又成就了多少县长、市长的政绩。如果中国深化改革也能拿出政府在城市中搞强拆的那股劲儿,还有什么做不到的?不然,我就想问,遇到来自处于弱势的百姓“阻力”毫不犹豫,而一遭遇官僚利益集团的阻力,就大呼其难,难道我们的政府天生就是用来对付百姓的?是真深化还是假深化,很容易判断。真正的深化改革,是没有什么不能改的!

中国的深化改革就应该一如军队里的工兵:逢山开道,遇水搭桥。披荆斩棘,一往无前。或者像鲁迅先生约九十年前在谈到革新时所言:“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忽然想到(六)》)

时至今日,仍可套用鲁迅当年行文句式,只是时代不同,自然需要换种说法:目下中国当务之急:一要民主,二要自由,三要真正感觉幸福快乐。倘有阻碍实现者,无论什么主义、什么思想、什么制度、什么旗帜,也不管什么开国领袖、“历史选择”、“红色江山”、“宇宙真理”,全都踏倒它,推翻它。没有这种决心,没有这种气概,深化改革同样只能是一种梦幻。所以说,说到底,就看我们是不是把深化改革当真看作“当务之急”。



这些年,但凡关心中国改革者,没有几个看不明白,中国的改革之所以难以深化下去,除了动势就定下一些不能改之外,还与中国已经结为官僚集团的官员队伍有极大关系。这个集团与人民是根本对立的。在这样一种国情下,深化改革对人民对国家再有利,只要对官僚集团不利,他们就会千方百计让你改不下去。在中国,只有对官僚集团有利的所谓“深化改革”,才比较容易顺畅,比如强拆百姓的房屋就是最好的例证。

今天的中国官员已经结成一个利益集团,甚至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从某个官员倒台紧跟着就能牵扯出一批官员也能得到证明。这个利益集团掌握着人民的生杀大权,任何普通百姓的举动只要有可能损害这个集团的利益,他们都会联合起来拼命维护。

最近就有典型一例。2014年7月26日《中国经营报》报道,当从死缓改为无期的浙江东阳的吴英,在与律师蔺文财会见时得知将由东阳市政府牵头组成“吴英案资产处置小组”,而东阳市副市长陈军任组长时。吴英回忆起来,她当年曾向纪委举报的官员中就有陈军这个人。因此,吴英在“情况说明”中写道:“我以前向看守所递交过检举材料,其中被举报人有财政局副局长陈军,理由是他向我要过约十几万元,他不应该作为处理我公司财产的负责人。”报道一出,舆论哗然。紧接着戏剧的一幕出现了,当地政府赶紧出来作保,说通过调查,吴英所讲并不属实,副市长陈军并未受贿,而现已从财政局副局长升任副市长的陈军本人也否认自己曾收过吴英的钱,并称已就吴英诬告其受贿向当地司法机关报案。

好在紧跟着有专家出来说话了,认为东阳市政府无权称副市长清白,吴英对陈军的检举,只能交给司法机关调查。可紧跟着更戏剧,吴英父亲以及吴英的律师蔺文财都被当地司法部门带走了,而7月30日下午,东阳市委、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发布消息称,蔺文财涉嫌诬告陷害罪被刑拘。于是此案继续发酵,吴英父亲辩护律师申请东阳政府公开东阳副市长“清白报告”。事件如何发展,我们这些百姓只能拭目以待。

说到这里,生活在我们这样一种国家,傻子也能看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一个从死刑立即执行改为死缓,后又改为无期的犯人,说啥也不敢再“诬告”当地政府官员,更不敢诬告在任的副市长,除非此人真的不想活了。出现这种戏剧性,说白了,就是当地政府害怕一个官员倒下去,会带一批官员被“揪出来”。明白了这一点,也就明白了这几年为何一有人跑到大街上要求官员公开财产,就说你在“寻衅滋事”,就说你在“扰乱社会秩序”,就要把你抓起来,因为你这明显是要让官员出丑,甚至是要送官员进大牢,这不是在扰乱官僚们的社会秩序吗?特别是只要有一个官员因公开财产而被审查,紧接着就很有可能又要倒下一批官员。这是他们万万不会答应的。当然,更重要的是,一旦允许人民要求官员公开财产,中国所以官员们的好日子也就要到头了。

中国官员们从来不把这个国家看作是人民的。在一个单位,这个单位就是这个单位一把手的;而在一座城市,这座城市就是这座城市的一把手的。但凡不信,你也可以去问一问各单位的员工以及那个已经成了腐败分子的原南京市委书记季建业。季被审查后,一些下属对媒体揭发说此人工作作风专制霸道。殊不知,在这种人眼中,整个南京都是他的,你叫他如何不专制,如何不霸道!

是这样一种国情,人民反对官员,哪怕只是反对某个官员,也就等于反对整个官僚集团,而反对整个官僚集团,其实也就等于反对政府。在中国,人民不爱官员,就是不爱国。不爱单位的一把手,就是不爱这个单位。中国无数脑满肠肥的官员利令智昏,根本不知道或假装不知道,如果铁定人民是国家主人,那么只有国家一定要爱人民。至于人民爱不爱国家,完全由做主人的人民自己决定:他们想爱就爱,他们愿意爱就爱,他们以为值得爱才去爱。任何强迫人民爱国的国家,都只能证明,人民一定不是这个国家的主人。任何一个国家,只要总是强迫人民要爱国,那就一定是国家对人民不好,人民不喜欢他们的国家。在这个国家做主人的一定不是人民。在中国有一个像股市里时常出现的“悖离”怪象一样:最应该爱国的官员们甚至大官高官(其实还应该包括他们的子女),反而把自己的孩子都送到国外,而被这些人认为不爱国的很多国民却一直生活在国内。请问谁能用逻辑讲清,相形之下,到底谁不爱国?



本人之所以不看好依靠中国官僚集团搞深化改革,还缘于中国另一种奇特的现象:一个普通国民,还有可能见贤思齐。可同一个人,只要一做了官,好像不是去学好,即如何才能做个好官,而是自觉不自觉甚至是下决心地要去学坏,仿佛不学坏就“无以为官”。

今天大家都骂中国社会道德低下,可说出来会吓你一跳,今天的中国社会道德水平实际上呈现或叫折射出的正是中国官员的道德水平。连上海大法官都能去“找小姐”,作为一个公共投资人的薛蛮子又有什么不可?事实上,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中国的民风不过是一直在向中国官风看齐而已。这一点,早就有人注意到了。北京《经济观察报》编辑丁力一年多前在这张报纸上发表了一篇特别好看的文章,题目叫《官僚阶级的现实与前景》,文中有一句话说得很精彩:“社会道德的败坏实际上只是官僚道德的普及而已”(参见2013年2月4日《经济观察报》第50版)。尽管作者在这句话后面紧跟着还有一句“虽然大多数百姓仍在坚守着他们的道德标准”,——可只要这种“官僚道德”继续“普及”,中国社会道德你说能好得起来吗?

作者文章中还有这样一段话:“在一个正常国家,政治属于全体人民,官僚只是决策的执行者,他们的权力受到严密的监督和制约。在专制国家,官僚以人民的名义欺压人民。他们自称先进,行为却如土匪恶霸。他们取之于民,用之于官。在‘他们那儿’,法律只不过是少数人制定的、针对多数人的惩罚规定,权利是一纸空文。官僚们高于并大于全体国民,他们不仅高居在法律之上,还践踏他们自己制定的‘法律’。”

中国,如果不首先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而是依靠这样一群官僚们搞深化改革,说得不好听一点,恐怕全世界都在等着看笑话。可这有什么办法呢。在专制国家,官僚就是人民的化身,官僚所做的一切都是以人民的名义,甚至直接代表人民。多年前,曾有个连卫生巾都由公款报销的女贪官就“义正辞严”地对办案人员说:“我是国家的人,报销点卫生巾算得了什么!”

再联想到今天的所谓“深化改革”,我们可以想象得出,这场“深化改革”,最终同样逃不出官僚们以人民的名义搞出他们想要的那一套。但凡人民对他们的“深化改革”不满,又公开表现了出来,尤其是跑到大街上说自己不满,官僚们就会动用“国家机器”以“寻衅滋事”、以“扰乱社会秩序”将你抓起来,甚至还会起诉你,然后再判你的刑。这样做,本来已经很无耻了,紧跟着他们很可能还会再加上一个很动听的说辞,说他们这样做,叫“依法治国”。

2014年8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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