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8月30日星期六

左春和:正义不是表扬出来的


 

  法律界瞩目的念斌案在其姐姐念建兰超乎寻常的抗争、奔波之下,经过中国最具良知的优秀律师斯伟江、张燕生等人士艰苦卓绝的努力,念斌在四次被判死刑后终于无罪释放。念斌是不幸之中的万幸,万幸在没有成为刀下鬼之后能够归还案件真相。尽管屈辱万千,但毕竟留有余生。念斌案是中国当代司法的缩影,在多年以来的特色审判中颇具典型特征,因此,有多少冤魂野鬼没有他的幸运。他虽然活着爬出了死囚的牢笼,但并不代表他赢了,如同从古拉格逃出来的人一样,并没有什么胜利可言,只是没有让魔鬼获得全部凯旋而已。

 

  经过念斌姐姐及其辩护律师八年的悲壮抗争,其复杂曲折已经超过人们的想象。为了恢复案件真相,念家早已山穷水尽,辩护律师也已精疲力竭,因为这是几个血肉之躯在与宠大的机器作战。当念斌被无罪释放的这一刻,其辩护律师张燕生拒绝了各种采访,她说,正义到来之后,我们该退场了。并说要多表扬法官,鼓励他们多纠正错案,少关注我们。看得出来,这里有一种无奈的苦涩,也有一种善良的愿望,同时还有正义源头的假设。这里,我完全理解张燕生律师的苦衷,正是她的不言放弃才使得案件最终水落石出。但是,关于正义的维护不是靠表扬而出现的,法官的良知也非靠道德鼓励就能坚守。念斌的无罪释放不排除个别法官对良知和正义的坚持,但这远不是事情的关键。

 

  念斌案取胜的关键首先得益于他有个意志如钢、毅力非凡的姐姐,她的坚持在亲情的巨大作用下,非常人所能及,在许多关键时刻起了关键作用。其次是辩护律师在专业、技术、证据、正义、良知支持下的死磕,由于不惧个人安危的誓死精神一次次挫败了魔鬼的嚣张气焰。三是即时利用自媒体公布事实真相,有大量各界人士的加入,在司法没有本真状态的情况下,这些力量成为了司法之外的善。四是司法背后政治格局的变化,这里有极其微妙的政治心理因素可以拟作分析,但也许是关键之中的关键。否则,无论念斌的姐姐再感天动地、律师们即便磕破城墙、群众声浪就算超过钱塘之潮也可能无法撼动已经定论的“铁案”。在政治格局中,某种政治人物的落败很容易吸纳制度之恶,不但可以用此收集汹汹民意,还可以让他承担背景责任。基层权力向来具有随风向看天气的本能,这种自我保护在客观上放弃了对于错误的偏执。也许司法部门在错案坚守中确想维护侦查起诉机关的利益,但在大的形势逆转中,会首先保护自身安全。所以,虽然念斌姐姐、死磕律师及其媒体的努力是关键性前提,而政治格局的心理因素是至关重要的最后环节,因此,念斌活着回来与法官的坚守良知和主持正义没有太大关系。但也并不完全排除法官个人对于其良知和正义的认知,尽管他们不存在独立的个人。

 

  在目前的司法制度中,几乎不存在独立的法官,法官只是一个标准的“内勤”人员,因此,法官在一些典型重大案件中的作用是十分微弱的。进入体制之前,法官可能受到过良好的司法教育和专业训练,是标准的理想主义者,甚至对于自己即将从事的司法事业有着匡扶正义的抱负。但进入司法体制之后很快会成为现实主义者,进而成为功利主义者,有的变成投机主义者。在司法没有独立、司法没有回归本真的体制中,正义和良知是被逆淘汰的,只要能够在司法体制中坚持下来,肯定不是坚持正义的结果。在不具有司法独立的条件下,法官首要服从的不是法律,而是他的上级,也就是在现实操作中,案件的判决并不是法官完全秉持法律准绳的结果,而必须有上级领导的决定。这里有制度设计中的问题,也有法官个人的利益计算。如果在一些典型案件上有领导明确指示,那么法官就得放弃自己的独立判断,必须服从领导意图。因此,宁可让当事人万世冤枉,也不能得罪自己的现实上级,这是司法在非独立状态中的事实。长期以来,官场文化的浸淫和厚黑学的普及,即便是最注重程序和刚性规则的司法系统也无法洁身自好,因为它有着与其它官场结构一样的文化底色。

 

  其次,当前司法的行政化结构也无法凸显法官的个人作用,因为当地法院受制于当地政府的财政制约,因此,法院必须为当地政府的“大局”保驾护航,这就难怪有许多基层法院法官直接参与当地政府的暴力拆迁。并且一些地方政府可以随时指示地方法院对有关案件起诉不予立案,在这种格局中,即便个别法官有包公之志也无法坚持他的正义,因为对于正义的匡扶在许多情况下根本无法进入程序轨道,或者在进入程序之前就已经被拒绝了机会。法院内部也是高度行政化的科层结构,法官必须服从庭长,庭长必须服从院长,下级必须服从上级,这样一来,是否能够纠正错案,远非法官个人的力量能够左右,有时候,连合议庭,甚至连法院自己也不能依照法律判决。

 

  另外,在中国特色的司法审判中,司法带有典型的意识形态色彩,也就是司法判决必须讲政治,这样就从根本上剥夺了法官独立办案的可能性,也排除了司法的独立性和规则至上。在强调司法特殊性的情况下,司法判决具有了不可思议的灵活性,也就是上级有关部门或者领导个人掌握典型案件的判决权力,在讲政治的胁迫下,司法判决必须服从政治需要。比如在周永康执掌政法委的情况下,他可以将许多案件以讲政治的借口改变其结果。由于手中握有绝对权力,他可以借政治之名随意制造冤案,人挡抓人,佛挡灭佛。在一些典型案件中,律师常常被抓、被打说明了什么?即便在念斌案的开庭中,还有律师当场被打。由于司法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每一个法官必须为政治服务,而不是为法律服务,法官就必须首先服从他隶属的组织。我相信每一个法官都不愿在主观上制造冤假错案,这里有人类共同的良知底线,但有些东西会扭曲人性,甚至纵容、激发人性中的恶。与此相反的是,善很少能被鼓励出来,这是因为善恶给他带来的经济学计算结果不同。

 

  恶只能被制止,被抑制,而不能被消灭,因为人性中的恶无法被消灭。冤假错案的形成,既有制度之恶,也有人性之恶。好的制度压制人性之恶,使之无法作怪,而坏的制度会放纵人性之恶,使之疯狂无阻。人性既有向善的一面,又有向恶的可能,这是人性的真实存在。世上永远不能除恶务尽,因为人性不可改变,改变的只有使人性向善或向恶的外部环境。所以现代政治文明的主要任务是防止制度之恶,以此来压制人性之恶。如果制度之恶不能改变,只是鼓励或表扬人性向善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在错误的起点,人性越善,可能越偏离正义,这也就是阿伦特观察艾希曼在被审判时的发现。恶的制度是人性之恶的可能性的物质化,人性是恶的来源,只要有合适的土壤,它就会横空出世。因为人性不是机器,它无法一劳永逸地被改造,为了制止恶,只能去改造制度。人类也曾设想用改造人性或用其它的组织性来代替人性,结果不是造成极权主义就是制造了乌托邦的人间地狱。在这方面,联邦党人是很明白的,他们认为,用种种方法来控制政府的弊病可能是对人性的一种耻辱,但是政府本身若不是对人性的最大耻辱,又是什么呢?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进行任何外在或内在的控制了。

 

  民主社会知道政府与司法机构都是控制社会之利器,既能保障人们的权利,又能侵害人们的自由,因此,进行民主制度的设计本身就是既不相信人,也不相信由人创办的机构。只有严格地加以防范才可能避免大恶的产生。尤其是作为一种国家公器的司法,它本身有着刚性的权力,如果没有有效的制约,极有可能成为伤害人们权利的利器。这种利器没有人格化的荣誉感,也不具有道德自律能力,对于任何可能的大恶没有事后被惩诫的耻辱。即便这种利器由人来操纵,由于追责力度的缺失往往使具体责任人逃脱拷问,或者无法追究真正的幕后操纵者。

 

  非民主状态下的司法是一种封闭的权力体系,是政治权力的组成部分,对它的有限制约来自权力的内部,外部制约几乎无从下手,因此才造成普遍的循私枉法和冤假错案。好在网络时代自媒体、社交媒体的出现撕开了它的封闭性,可以在第一时间将事实真相公之于众,使之在客观上受到压力,使之收敛了肆意作恶的机会。成熟的民主社会,对于司法的监督和制约是多方位的,除了独立的司法内部设置了严密的程序之外,还有多重的外部监督因素介入,尽管如此,也无法完全杜绝错案,只能是把错案的几率降到最低。在民主社会,司法与行政分属两个不同的领域,行政机构和任何党派无权干预司法,在分散的权力结构中,以权力来制约权力,才产生了让权力少作恶的结果。而在非民主状态中,司法、行政与党派的权力是合而为一的,这里没有实质性的相互制约,只有在政治上保持高度一致的力量行使,这样一来,要让法官来独立办案实际上就是一句空话。所以说,即便是让恶得到有效制止,也必须要有相互制约的权力结构,也就是说,没有民主政治这样的前提,司法之恶是无法解决的,尽管念斌案的胜诉,但并不意味着司法制度有向善的转变,因为它自己没有转身的能力。在没有民主制度保证之下,法治是难实现的,司法本身之善也颇为稀缺,一两次迟到的正义根本不是正义,也无法证明司法的进步。

 

  其实,张燕生律师还是放不下她善良的愿望,总是把法官假设成公平、正义的主持者,所以认为多给他们表扬、鼓励就可以多纠正错案。从人类的历史经验看,权力这东西只能用权力来制约,来自政治的权力必须用属于政治领域本身的要素来制约,来自法律的权力也必须有来自法律的权力来进行监督。如果寻求政治以外的因素来监督政治,或者用来自法律之外的因素来制约司法形同用歌声与利剑对决。中国人已经表扬明君、清官几千年了,为了鼓励他们对无辜者手下留情、多多纠正冤案,还专门给他们塑造雕像、树立牌坊、颂歌传扬,致使一代代的善良之人下跪磕头谢恩,或烧香礼拜,结果不但未能表扬出一个公正的司法制度,还不断鼓励出一批批草菅人命的贪赃枉法之官。

 

  在非民主状态中的法官首先进行的是与自己利害攸关的经济学算计,在不被制约的利益获取和领受良知荣誉方面,他首先考虑的是前者,后者只是在满足了利益之后的一种锦上添花。获得利益与趋利避害是首选,是必需品,荣誉对他只是奢侈品。另外,荣誉本身不能剥夺他获取利益的途径,更不能加大自身的生存风险,他才可能接纳来自民间社会的荣誉激励。然而在目前的权力结构和司法奖惩体制中,接受来自社会的荣誉勋章和道德奖赏意味着要秉持正义立场,这势必与自己的上级、组织及其政治大局发生冲突,轻则影响自己的升迁,重则可能有灭顶之灾。这样一来,也就难怪他们只听从上级的命令,哪管什么民怨滔滔,这只不过是一种人性的真实状态罢了。各种名誉性表扬和道德鼓励在青少年身上能够发挥作用,因为他们还没有进入各种利益格局,而作为理性、成人状态的法官,他首先顾及的是自身的利益增损因素。尽管法官的道德及荣誉感也不是虚无,只是在民主政治、司法独立的框架中才可能有效,因为道德和荣誉是民主制度的重要酬报。非民主制度下的、来自社会及当事人的奖赏可能就是他的灾难,因为这里有利益取向的分歧和矛盾,有时候可能就是对立。但这并不是说绝对没有任何外在的监督力量,在自媒体时代,任何办案法官很容易走到公众面前,舆论的强大压力也能倒逼其少作帮凶,但这往往取决于个案中的民众关注度和信息公开策略,并不具有普遍的追究效果。但这种方式比起表扬、鼓励来要起作用,因为任何人在高度的舆论关注中,都可能要顾及社会压力及其舆论追究。虽然这又容易滑向民意司法,但在以正常程序无法撼动冤假错案的情况下,作为受害的弱者只能尝试如此突围。

 

  在这里的这些分析丝毫无损于张燕生律师的卓越光芒,本案辩护中也凸显出这位杰出律师的人格光辉。我的意见不是吹毛求疵,而是不愿让这种努力再回到清官情结的老路上来。如果经过九死一生滚铁钉般的抗争之后,还要回到鼓励清官的老路上,就始终无法走出人治循环。甚至让人无法摆脱对同类的依附,无法回归人的尊严,当然也无法促进司法进步。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这里的美好假设可能就是唤醒体制内良心,然后与其进行正义对接。我觉得这同样是一厢情愿的纯真,要知道,体制内没有个人。即便个人权居最高位,也不一定能让良知沿着正义的程序释放,而况且是基层的司法人员。如果说对于公正与良知的秉持进行表扬和鼓励有效,为什么我们祭拜了千年包公而竟然未能出现公正的司法?民主制度中不会出现包公,只有独立而公正的司法,因为任何个人都是靠不住的,人的良知更是靠不住的。如果表扬、鼓励有效,民主与法治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正是人类通过经验知道,道德表象具有很强的欺骗性,如果高估了道德正直对行为的影响力,正是为法官的专横、为权力的专制化铺好了道路。权力这根魔杖,它只顾及人们普遍举起的制约之鞭,对于各种献媚的花环根本不屑一顾。因此,法治是抛弃幻想的产物,不应让它重新做梦。

 

  2014823

 

来源: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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