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8月24日星期日

杨光:历史真相与个人尊严——从“六四”死亡数字说起




“六四”打死了很多人,但究竟死了多少人,至今无人确知。我们目前可知的,官方数据有1989年6月6日国务院发言人袁木记者招待会的版本;6月19日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向政治局扩大会议报告的版本;6月30日政治局委员、北京市长陈希同向人大常委会报告的版本。

袁木说,解放军官兵受伤5千多人,“一小撮为非作歹的暴徒和围观的不明真相的群众”受伤两千多人,“死亡情况初步统计近300人,其中包括部队的战士,包括罪有应得的歹徒,也包括误伤的群众,当中包括23名是北京各个大学的学生”。

李锡铭在《关于北京平息反革命暴乱情况的报告》中说:“经北京市与戒严部队指挥部、公安部、中国红十字会、北京市各高校、北京市各大医院等方面再三核实,有241人死亡。其中:戒严部队指战员23人,地方218人。戒严部队23人中,解放军10人,武警13人;地方(含市民、学生、外地人员和暴徒)218人中,北京高校学生36人,外地人员15人。约7千多人受伤,其中:戒严部队指战员5千余人,重伤的136名;市民约2千人。天安门广场范围内没有打死一个人。死亡的36名大学生,分别属于北京20所高等院校,其中:中国人民大学死亡6名,清华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各死亡3名,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7所高校各死亡2名,其余10所高校各死亡1名。”

陈希同在《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中说,“戒严部队战士、武警战士、公安干警负伤6千多人,死亡数十人”,“据现在掌握的情况,暴乱中有3千多名非军人受伤,200余人死亡,包括36名大学生。这当中,有罪有应得的暴徒,有被误伤的群众,还有正在现场执行任务的医务人员、联防人员和维护秩序工作队员等”。




按照统计学常规,后面的数据应该比前面的准确。陈希同的报告最晚出炉,距“平暴胜利”已近一月,当局有充足的调查统计时间,而且陈是代表政府向人大常委会作正式报告,他所提供的数据理应被视为“官方权威数据”。然而,奇怪的是,陈希同报告将“暴徒”砸车烧车的数量倒是统计得很详细,精确到了“1280多辆”——比五千多、三千多的受伤人数精确太多,而且还按军车、装甲车、警车、公共电汽车、其他机动车作出了细致分类,却在死亡人数的统计精确性方面一塌糊涂,比李锡铭的报告大为退步。除了“36名大学生”仍为确数之外,其余死伤全部换成了约数:军警死亡从23人变为“数十人”,非军人死亡从218人变为“200余人”,这相当令人费解。黑心矿主报告矿难人数也不至于如此敷衍马虎。而且,陈希同也没有像统计车辆损失那样,按照“被暴徒打死的军警人员”、“被暴徒打死的无辜平民”、“被军警击毙的罪有应得的暴徒”、“被军警误杀的围观群众”、“其他被误杀人员”等口径进行细致的分类统计,而这样的分类统计对于澄清“反革命暴乱”的事实真相至关重要,乃必不可少。如果真有所谓“暴乱”,当局为什么不把这些数据一条一条摆出来呢,陈希同脑子有病吗?

袁、李、陈三个版本的官方数据均不可信,因为均有作假的嫌疑。他们把军警受伤的人数说得太大,张口就是五千多、六千多,把车辆损失说得太细,不惜笔墨,绘声绘色,这显然是为了营造“暴乱”的气氛。但是,把重装上阵、枪弹开路的正规军说得弱不禁风、一触即伤,把手无寸铁、至多只有砖头木棍可持的“一小撮暴徒”说得威猛神武,未免太离谱了。

他们故意夸大军警死亡人数,从袁木的“死伤的绝大多数是解放军官兵”,到李锡铭的“死亡23人”,再到陈希同的“死亡数十人”,无非是希望人们产生暴乱很严重,军队是被迫自卫、迫不得已才开枪杀人的印象。结果当局自己打了自己的脸,中央军委最后确认的“烈士”不是23人,也不是“数十人”,满打满算15人,包括一个多月以后才病死的,都封了“共和国卫士”。据吴仁华考证,这15人当中有病死的1人、被友军误杀的1人、车祸死亡的6人,都不应该算在“暴乱”的帐上。

他们一边夸大军人伤亡,另一边瞒报平民被杀。之所以莫名其妙将李锡铭的确数变为陈希同的约数,显然是作假心虚,怕把数字说得太实了容易穿帮;之所以“36名大学生”的死亡人数一直不变,没有被改成“十多人”或“二三十人”,是因为他们担心学生自治组织仍然拥有搜集和发布伤亡资料的能力。所以,我倾向于相信,36人的北京大学生死亡数字是“六四”官方数据中最有可能接近真实的数字。这说明了一个普遍有效的政治原理:拥有独立于政府的民间监督机构,对于防止政府编瞎话骗人是多么重要。




除了官方,“六四”死亡数字还有各种民间的、港台的、外媒的版本,说七八百上千者有之,说数以万计者有之,说“堆尸成山”、“血流成河”、“不计其数”者亦有之。但遗憾的是,非官方版本的可靠性也大都很低,并不见得比官方版本更具可信性。

在陈希同的平暴报告之后,中共当局再未主动修订、更新过“六四”死伤数据,虽然陈希同的报告是那么浮皮潦草,完全不具备宣之于众、存之于史的资格。但当局从此便以坚忍不拔的强硬态度,持续25年阻止海内外媒体、学者、非政府组织对“六四”进行独立的调查研究,拒不允许前戒严部队军人、杀人者、前“暴徒”、受伤者、目击者、知情者在国内公开发声,提供任何可供进一步核查的有用信息。显然,它希望“六四”真相永远冻结,死亡人数永远成谜。这有什么道理呢?

公布真实准确的“六四”死亡数字,这本是政府的义务和责任,哪怕不平反,也不能报假数。从技术上讲,这不是一件难事,相反,虚报瞒报倒要复杂得多,因为杀人容易灭口难,何况是这么一件举世震惊的历史大案。

官方绝秘档案里应该会有精确到个位数的“六四”死伤者资料,但我们不敢奢望这些档案会被主动公布。毕竟,我们至今也还不能确切知道“镇压反革命”杀死了多少人,“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了多少人,文化大革命整死了多少人——虽然这些事情早已经时过境迁,现任的中共领导人并无个人责任可言。为了这些数字,左右两派经常争得面红耳赤,但政府永远无动于衷,仍然为了维护开国领袖的形象,为了党和国家的面子,或者为了“红二代”的不正当权利和利益而执着地封锁相关档案,不肯让人民了解历史的真相。我们甚至有理由担心当局会非法销毁某些重要的秘档,原苏东各国在共产党政府垮台之前都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对于一个没有法治观念、没有政治底线的权势群体来说,做出这样的恶行,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六四”死多少人重要吗?当然重要,非常重要。但是,在很多人的观念里,死“200余人”与死七八百人、两三千人,只是数字大小,并无本质区别,似乎此事不值得认真追究。在他们眼里,重要的事情是另外一些东西,比如“定性”、“评价”什么的,比如“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伟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之类,比如“打倒”、“清算”、“正义”,等等。总之,他们认为“六四”是国家大事,不是个人小事,关注“六四”就应该高瞻远瞩,关注那些宏大、崇高、整体、形而上的东西,至于死了多少人,痛恨共产党的不妨把人数说多点,同情共产党的不妨把人数说少点,有一个八九不离十、大体上说得过去的数字也就够了。

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毛病了。什么“南京大屠杀30万”,“三大战役歼敌150万”,“四类分子3000万”,没有确数,更没有名单,动辄以万计。更有甚者,在那位不可一世的“开国领袖”那里,杀人不必立法,死人不必计数,掰着指头定一个百分比就可以了。他当真以为中国人是蝗虫,是蝼蚁?

日本右翼否认南京大屠杀的一个最重要的理由,是不信服30万人的死亡整数。如果当初国共两朝政府稍加用心,逐一寻访整理出一份有名有姓、有年龄、有身份、有籍贯、有户口的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名单,哪怕这份名单不够30万之数,日本右翼也不至于矢口抵赖吧?日本人的神社里供奉的可都是有名有姓的死者,李登辉敢去参拜靖国神社,他的借口是里面有他哥哥“岩里武则”的灵位。若靖国神社里没有姓名簿籍,只立着一块“靖国英雄永垂不朽”的金光闪闪的神碑,恐怕中国外交部也就从此找不到抗议的理由了。也许我们是该问一句了:某些日本人否定南京大屠杀固然是不尊重历史,是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但中国政府虚报、瞒报、以万为单位统计重大历史事件中的死难同胞,是不是也是不尊重历史、不尊重中国人民的感情呢?

一个国家不管有多少人,对于他的父母、妻儿、亲属、朋友、熟人来说,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个体,都有不可轻视、不容践踏的个人尊严。可惜,“六四”25年了,迄今为止,唯有“天安门母亲”群体搜集整理了一份202人的死难者名单,绝大多数死者有名有姓,有人证物证,可查可核,堪称信史。于死者以及幸存者而言,这是无量的功德。




美国的越战纪念碑镌刻着那场战争全部57000多名阵亡美军的姓名,不管他生前是什么职位、什么军衔,不管他是什么家庭出身、什么族裔、什么肤色,也不管他是怎么死去的——有没有像样的“英雄事迹”、够不够得上“光荣牺牲”或“革命烈士”的级别,在纪念碑上,战死者人人平等。越战纪念碑拒绝渲染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或民族自豪感之类的东西,也不涉及对那场战争的政治与道德评价,某种意义上它是政治中立的:立一块国家级的纪念碑,并不意味着国史对那场战争的颂扬或肯定。它如此简捷,又如此专一,其唯一关注的,仅仅是那些被战争夺走的、曾经年轻鲜活的、一个一个美国公民的可贵生命——若不是为国战死,他们本来是有机会幸福生活、长命百岁的。

越战纪念碑由当时还很年轻的华裔林璎女士设计,但除了设计者的名字之外,纪念碑没有任何中国元素,它所体现的是纯粹的美国特色。无差别地尊重每一个死难者的个人尊严,这是美国人民纪念重大历史事件的典型方式。美国人纪念9·11的仪典没有最高领导人“发表重要讲话”、“各界代表深情缅怀”之类中国人所熟悉的重头节目,而是由各人的亲人逐一诵念逝者的名字。爱惜和尊重每一个美国公民的生命价值,或许,这就是美国人的爱国主义?

中国的情形完全相反。天安门广场上巍然屹立的那块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只出现了一个人的名字,那就是题写碑名并以个人名义落款的“人民领袖”毛泽东。人民英雄纪念碑所纪念的对象是“三年以来”(指“解放战争”)、“三十年以来”(指五四运动以来历次内外战争)和“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以来(指中英鸦片战争以来历次内外战争),“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谁属于这个英雄的行列,谁不配进入这个英雄行列?别说没有具体的名单,连抽象的标准也不可能有。除了意识形态和政治宣传之外,这块所谓“人民英雄纪念碑”与毛泽东之外任何一个的具体的个人都毫不相干,连手书毛撰碑文的周恩来也不例外。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人民英雄纪念碑树碑勒石之际,那些不幸加入了中华民国国军、没有逃往台湾、当年曾英勇抗击日寇且侥幸未死的抗战老兵们,却正在以“历史反革命”、“阶级敌人”的身份承受残酷的政治虐待。不久之后,本应列入“人民英雄”行列的中共早期革命领袖瞿秋白(还连累其父母),辛亥革命元勋黎元洪、章太炎、徐锡麟、秋瑾等人均被掘墓抛尸,近代史上具有代表性意义的著名历史人物李鸿章、张之洞、康有为不仅墓园被毁,尸骸还被扒掉了衣服,或被曝晒数月,或被拖拉机拖着游街,康有为的尸身竟被“砍头”示众。功业非凡的历史人物尚且尊严荡尽,活在当朝当世的普通的个人,哪里还有权利和尊严可言呢?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2014-6-10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33期 2014年6月13日—6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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