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8月9日星期六

吴祚来:说不尽做不完的启蒙与抗争




文章来源:【 东网 】
中国知识界被打压得太残酷,也被圈养得太严重。

公知(公共知识分子)一出现,很快就被污名化,而对公知的批评与指责,却来自两个方向,一左一右,左的方面认为公知就是敌对势力,传播的无非是普世价值,以及与政府为敌,右的方面呢,认为公知没有独立性,只有政治反对的知识分子才是有价值的知识分子。
我在多篇文章中为公知辩白,甚至认为任何反公知的人,都是公知,因为都在讲公共话题,都是关注公共社会,都是基於知识传播与观点论争,右的方面,只是一些学者认为自己做的或想的,更决绝一些,不再相信党国政府有任何自新的可能。
现在又发现新观点,以批评理性启蒙为新锐,认为提高公众道德自律、法治精神、尊重私权是不自量力。还认为,知识界本身的问题大,知识界自己需要启蒙。
我认同中国知识界本身问题也大,因为中国知识界被打压得太残酷,也被圈养得太严重,造成整个知识界抗争与独立的现状不尽如人意,但我们仍然难以判断,是知识界问题严重,还是全民素质出现的问题更严重,但这并不影响知识界奉献自己的公共知识,特别是因网络而出现的公共知识分子群体,不仅致力於既有传统意义又在当代意义的知识启蒙,而且同时致力於声音的独立表达与社会抗争。我对因网络而出现的公知群体非常看重,甚至认为,他们是当代中国启蒙与抗争领域一支重要力量。
公知们的启蒙,主要是训政,当年国民党讲宪政三步走,从军政、训政到宪政,国民党的训政是自上而下的,而当代中国公知们对党国政府的训政,是自下而上的,刘晓波起草的零八宪章、焦国标的炮打中宣部、公知们发动的普世价值讨论与传播等等,无不是训政之举,训政是对党国领导人的政治启蒙,同时也是知识人的自我启蒙,以及对公众的政治常识启蒙。
许志永、王功权、笑蜀等人倡导的新公民运动,其中有理性中道客观这样的一些价值倡导,他们在中国现在这样的局势中,选取中道路线,是继刘晓波宪政政治主张受高压打击之后,不得已而为之的社会运动或抗争,同时也是一种权利意识启蒙,新公民运动通过教育平权告诉当局,纳税人在城市中享有平等的人权,特别是子女受教育权,这样的权利意识启蒙,难道没有意义与价值?当局打压的程度,往往与其社会进步价值成正比。不愿意政治文明进步的当局,往往从反面证明你的理论与实践的价值度。
新启蒙运动在各个层面上都有知识普及,譬如纳税人这样一个概念,我通过微博与网友互动时,许多网友认为自己不是纳税人,以为只有交纳了个人所得税的人,才是纳税人,我告诉他们,只要在中国居住、消费的人,都是纳税人,因为你的消费支出中,包括对国家交纳的税收了,而这一常识在西方国家百姓每天消费收据中均已写明,买了一百元商品,商店如开出一百零九元收据,其中会分项写明,税收九元。只是中国有关方面忽略或故意忽略了这项费用而已。
我是税法专家吗,不是,我只是将常识分享给了公众,作为文化学者,如果我将日本文化战略写成文章普及到网络,这属於公知传播行为,但我将人人都是纳税人这样的常识传播时,我尽的是一个公民的责任。当人们都意识到自己是纳税人时,情形就不同了,他们对国家就有了主人意识,就会觉得,公务员是由我们每一个纳税人供养的,我们有责任监督,有权力批评,他们不仅要公开国家财政收入与支出,还应该公开个人收入或私有财富。
如果将知识分子的公共写作价值仅仅定位在让公众免於恐惧,并且对未来抱有希望,这样的定性也太狭窄了,而认为普及理性与法治精神等等是不自量力,这就一桿子扫荡一船人了。你的视野也许高过别人头顶,但你的身高却不一定,遗憾的是,许多人总是把自己的眼高当成自己的身高。
还要提醒一句是,一篇文章,如果主旨是谈公共写作让公众免於恐惧,怀抱希望,但全篇主要内容均指责其它人致力於启蒙的写作是不自量力,这样的写作,是非常令人遗憾的,如果他饱满地写一篇公共写作与免於恐惧之间的重要关联,是不是更有意义?因为泛泛地否定别人的努力,而蜻蜓点水式地表达自己观点,都是时评文章之大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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