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8月24日星期日

余世存:记殷雨声的莫名其妙被打

殷雨声的《莫名其妙被打记》文献意义非同一般。我听朋友说起他被打的消息,恍然记起他的长相来,我好像只见过他两面或三面。他是一个沉静的小伙子,几乎没跟我说过什么话;我只知道他是记者,本叫殷玉生,偶尔听说他的消息,漂流、变动是他这个年龄的常态。我几乎快忘记他了,却突然听说他被打的事。第二天看到他记述自己被打的文字,非常难过;我不知道有什么办法能解决这个问题和这类罪恶。


读殷雨声的文章,没有看到他被打的原因。他请同学朋友在鼓楼的麻辣香锅吃饭,饭后去海淀的避风塘打牌,从始至终被人盯着。打牌时被破门而入的警察暴打,殷雨声质问他们后,“回答我的是更多人的更多拳头,头、脸、胸、腹,纷纷中招。两个人各扳我一条胳膊使劲上抬,一人一边拳击我胸腹一边抽出我的皮带,另一人主要攻击我的头部。”给殷雨声留下印象的是一个凶恶的眼镜警察,后来听说是某派出所副所长。眼镜对殷说:“警察法我比你懂。但我告诉你,不管用!”有这样懂法的警察领导,所以警察会对殷说:“你这样的傻逼弄死白弄!”

殷雨声被拖到派出所,在那里,警察问话说不承认打人了,一个穿运动裤的黑大汉还说殷雨声“你疯了?胡说什么呢,谁打你了?”但很快这个黑大汉“从会议桌上拿起一个黄色的塑料袋,撑开,套到我头上。”不久警察们去睡觉,殷雨声由几个保安看管——这时,又一个保安进屋,对两个老保安抱怨:“他妈这叫什么事儿!要我半个小时上来一趟,看着你们不让睡觉——那帮孙子倒一个个都睡了。”一名老保安回答:“规矩多着呢。要眼睛不眨盯着,不能离远,他可以睡我们不能睡,上厕所得去一楼那间。”

殷雨声知道自己的分量,说他自己不是什么敏感人物,故他的被打实在莫名其妙。但在派出所里,他了解到自己是一个案子的主角,这个案子是市里管。保安都猜到他的案子跟政治有关,殷跟这个保安谈到了和平奖,说他甚至知道美国压人民币升值:“不仅美国,全世界都在跟中国作对。”因为派出所对殷几乎毫无知情,这起由市里交待下来的案子戏剧性收场,由殷家乡驻京办的老林来把人领走。老林把殷雨声领出派出所,随便到一个路边,就把殷雨声放下。殷雨声算是回到了我们日常的“中国”。被打得流血的殷雨声去医院检查,竟然只是“软组织挫伤”,因为打人者非常专业,甚至说十分专业。因此,这“阳光下的罪恶”就像没有发生过似的。这个社会多好啊,房子车子票子一类的游戏还在进行。

北京被称为首都,但这两年记者、作家被抓捕的案子已经听说过不少,可见首都并非首善。即使如此,北京每年仍以惊人的速度膨胀,每年仍有数十万计的同胞到北京买房或谋生,因为这里虽非首善却也相当于二善。只是细想这伪善二善的城市总让人冒冷汗。像殷雨声在网上发布自己饭醉聚会而被打的情况已经让人恐怖了,更令人羞耻、愤怒、伤心的是那些披着公权力之皮肆意伤害人的人,眼镜、运动裤黑大汉,以及那些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多事不如敷衍的人,保安、老林……这些人组成的日常中国令人恐怖也令人羞愤。

我不知道怎样安慰殷雨声,也不知道怎么解决这种变态警察层出不穷危及和谐社会和国民身心健康的严重现象。一个朋友倒来劝慰我说:“唯一的宽慰就是殷雨声身上地气重,河南农民的幽默倔强护着他,换做文弱书生真不知怎么面对那种身体人格上的彻底侮辱。”值得敬佩的是殷还写了《被打记》,这篇《被打记》提示了足够多的内容,以供我们的公共知识分子、知名网友、敏感词、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左翼运动家、自由派及其……提炼、抽象,所谓从群众中来再到群众中去。所以我说这是一篇有着文献意义的记录。如果殷雨声一类的个别却普遍的社会本质不能浮出生活,不能生成我们的当代知识或思想,如果这类现象仍只是现象或新闻信息,那么我们的苟活或侥幸或当下的成功就仍只是一个五十步笑百步的笑话。用一句冒犯的话,殷雨声不幸被“拣选”了,代替我们去以身试生。这种生的代价令人望而生畏,高不可攀。

我的一个朋友要他做警察的弟弟离开警察队伍,看来有先见之明。他们都清楚这个职业的黑社会痼疾,只是这种并非合法的公权力伤害公民的罪行如此令人发指,如此明目张胆,让我们对人对社会绝望。同样让人绝望的还有那些普通的朋友,那些习惯于吞吃糟糠信息知识而不习惯手挽手来完善自己生命的朋友。这种绝望感或悲凉感如此深重,普通朋友们其实都感受到了,就像一个朋友说我的《老子传》是我平静得绝望的政治遗嘱;但我们大多数人不愿如天王老子那样慈悲、担当、布施、同事,反而多在装孙子,做乖孩子,甚至是或左或右非此即彼的装逼犯。

我们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因此跟猪圈有一拼。这个猪圈里的和谐如此脆弱,既容不得猪们跳栏翻墙,也容不得猪们在圈内特立独行大声哼哼,大多数的猪是沉默地睡、起、吃,吃了洗洗睡的,少数哼哼的猪也是压仰着嗓子说话。曾经有学者愤愤不平地揭露说,周作人投敌后,日军在隔壁拷打他的北大学生,周作人没有做任何表情;今天的盛世国民大概都如此罢。

这样说当然会更冒犯,同时首先也会质疑我自己生存的正当有效。我们的生活确实难以经受这种质疑或一推一敲。我们跟猪的生活肯定不同,但跟宋朝明朝人的生活没有太大的区别,我们都是傻逼,身边的朋友一旦披上权力,无论是哪一种权力,媒体的权力、公检法的权力、看门的权力,那么我们在他眼里不过是可敬或可怜的傻逼,甚至“你这厮只是俺手里的行货”。至于我们是否撞到他手里,是否出货、砸货或卖货,大概要看他此一时彼一时的情境。
这样的话在成功或精英人士听来可能觉得上纲上线了,他们感觉不到殷雨声是我们的,是自己的亲友,甚至是自己。因为轮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只会本能愚蠢地喊出一句:“我的爸爸是李刚”、“我是张书记”……我在长沙听到酒吧里的谈话,说一个人在酒吧被打,张口喊出一句“我是北大的”,令人笑喷。

多好啊,这个社会,我们还能笑。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