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8月25日星期一

杨彼得:政治伦理崩坏的“能用不弃”




文章来源:【 东网 】 

官员不是鞋、不是车、不是房子,如何去“修”?“修”下来就重新能用了?


《人民日报》8月22日刊发该报编辑姜贇撰写的文章,主张通过一定的公开程序,使官员复出阳光化,争取民意认同。作者提出了一个怪论,曰:“培养不易,能修不弃。”其理由是,干部能力的增强、水平的提高、经验的积累,很大程度上是以各种社会成本的消耗为代价的。
培养官员的社会成本有多大呢?据作者姜贇自云,我们国家培养一个领导干部比培养一个飞行员的花费要多得多。
这是一种社会成本论,本质上是一种效率观念,强调高投入高产出。中国培养一个领导干部花了很多钱,其成本甚至比培养一名飞行员还要多,所以不能浪费了。很多中国人大概知道,世界最强调效率的是美国,其他如欧洲、日本对效率的重视也与美国有得一比,但我们没听说美欧日对官员实行所谓“能修不弃”政策。
目前,美国总统年薪是40.21万美元,折合人民币321.68万元人民币。单一个前总统小布什,2012年就花费了美国纳税人超过130亿美元,这笔开支包括退休金、办公人员的薪酬福利,以及旅费、办公用地费用和邮费等。2010年奥巴马访问中国,其代表团包下了北京国际俱乐部全部258间客房,而奥巴马入住的总统套房每晚门市价接近6万元。而到了2011年12月,光第一夫人米歇尔在夏威夷的度假就花费公款400万美元,被媒体痛批“消费失控”。培养美国官员的“社会成本”,由此可见一斑。
可是我们没有听说,因为培养官员的社会成本太高,美国就将官员往死里用,直到将投入全部收回并力争有些赚头.总统四年、八年干完,就得卷铺盖走人,他们再能干的班子也得解散,自谋生路。
行为合规的总统、好官尚且境遇如此,更不要说那些腐败官员.在民主国家,一旦官员腐败被揭露,腐败官员就只能暗然下台,无罪的从此告别政坛,有罪的人还得接受法律制裁。哪有什么“能修不弃”的歪理邪说?韩愈尝言“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孙中山也说“朝多幸进,野有遗贤”,以世界之大,从来不缺人才,我们凭什么要在“能修”的腐败分子一棵树上自己把自己吊死呢?
中国那些被判死刑死缓的大贪巨蠹,在法庭上总是一把鼻涕一把泪地作最深刻的忏悔,希望党和政府给他们戴罪立功的机会。看起来,他们是被彻底“修”好了,按照“能修不弃”的原则,他们最应当被起复重用。这岂不荒唐?
说到培养官员的“社会成本”,中国没有理由比美国高,既然高度重视效率的美国不计较这种社会成本,中国也就没有理由要是在那里算社会成本的账.当然,有一项“社会成本”肯定是巨大的,那就是腐败导致的成本。现在官员贪污受贿过亿元不稀奇,几千万元已经稀松平常,但如果因严重腐败而导致培养官员的社会成本居高不下,从而使中国对官员只能採取“能修不弃”的政策,这就太过於荒唐了。
什么叫“能修不弃”呢?皮鞋修补一下还能穿,汽车修理一下还能开,房子重装一下还能住,那是“废物利用”,是节约,是一种美德。我们修补的是物,肯定不是人。如果是人,已经“坏”掉了,当官不作为、乱作为甚至涉嫌犯罪,作为权力来源的人民肯定不欢迎他继续执掌权力。官员不是鞋、不是车、不是房子,如何去“修”?给予训斥?痛打五十大板?让他坐牢?这么“修”下来,他就重新能用了?好用了?
这里涉及的真问题不是效率问题,而是一个伦理问题.一名问题官员,其“坏”的本质是什么?人民是不是应该求爹爹告奶奶地求他“修理”自己,然后由人民进行废物利用?关键是真的能将他“修”好吗?被“修”好的标准是什么?弃用坏人,是要建构政治的游戏规则,是一种策略。每弃用一个坏人,可以造就一百个好官。
一旦“不弃”,实质上是对官员作恶的强烈正激励,它意味着官员变坏将成为一种常态,从此没有人再愿意当一个不用修的官员.虽然你需要“修”,而你绝对不会被抛弃,你的身份、饭碗就是金刚不坏的,干坏事的时候还担心什么呢!
“能修不弃”,意味着我们国家放弃“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原则,变成无原则用人。所谓“社会成本”,无非是化而为“才”,表现为“干部能力的增强、水平的提高、经验的积累”,官员从此就可以拿“才”为要挟,把“能修”变成一种常态.官德,实际上陷入一种崩坏状态.
这岂非咄咄怪事!然而,咄咄怪事,就发生在中国大陆,并且被中共组织部门和人民日报当成万世不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儿鼓吹着。但放眼全世界,也只有中国才有这所谓“能修不弃”的歪理!
在中国,执政当局不是以最高的道、必要的德来规范官员,而是以中国共产党掌权、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为前提,反推官员道德、政治伦理的可能性。不是官员以必要的伦理道德来规范自己、提升自己,而是要求道德伦理俯就官员腐化堕落的现实,不仅要为官场腐败大开方便之门,而且要确保腐败官员通过装模作样的“修理”获得续用重用的保障。
“能修不弃”的本质,是以效率论取消政治伦理。没有伦理约束的中国政治,於是变成一个污泥浊水五千年一以贯之的大染缸。正是腐败的政治现实,催生出毫无底线的政治伦理;反过来,正是毫无底线的政治伦理,将官场腐败合理化、合法化,使中国政治从腐败走向更腐败。什么行贿者公然被起复为反贪局长,什么周永康领导中国公检法,就不是什么稀奇事了。每个腐败分子都看似“能修”,也可能的确被这样那样地“修理”过,所以党“不弃”他们,让他们继续当官,继续作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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