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8月27日星期三

欧阳小戎:北漂逸闻录:同仁之吕耿松




【 民主中国首发 】

中国民主党人吕耿松被刑拘一个多月后,8月13日被警方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式逮捕。这罪名——“颠覆国家政权”,自一九九七年所谓新《刑法》颁布以来,案例并不是很多。新党魁上位之后,在我所了解的范围内,亦尚属首例。过去将近两年以来,共产党高层忙于权力交接与争斗,无暇顾及民间力量,使民间力量有了相当长足的增长。当新党魁和他的集团渐渐站稳脚跟,便腾出手来向民间力量开刀,大量反对派人士被捕,这些被捕者十有八九被课以“寻衅滋事”或“聚众扰乱公共秩序”之罪。如今杭州当局重拾臭名昭著的《刑法》一百零五条这一“反革命”利刃,连我这种以“老运动员”自诩的人,亦始料不及。我们有理由作出如下推测:杭州当局趁着人们人关注大量“寻衅滋事”案件当口,想避人耳目,构陷吕耿松,将对吕耿松的迫害,淹没在大量“寻衅滋事”案件之中。吕耿松是无罪的,这是赤裸裸的政治迫害,仅仅因为他热心帮助别人维权。

吕耿松生于一九五六年,家住在杭州九莲新村,小时候饿肚子的滋味,恐怕至今仍刻骨铭心。有心理学研究称:饥馑的童年记忆,往往能造就坚毅的品格。我不懂心理学,不晓得这种说法正确与否,姑且将它放下,开始叙说我们今天的主角。

那地方我很熟,坐在他旁边看着他忙活,是一种小小的享受,因为在那些时候,你会联想到自己也许正坐在青史之侧,观察着某种会令青春时代的人们萌生敬意的场景。偶尔发一小会呆时,隐隐间若有个声音在对反复念叨:“老吕坐牢去了,老吕又回来了,老吕还会再去坐牢……”那场景是平静的,只要你不是刻意地想把自己带进忧伤情绪之中,忧伤就不会主动袭来。他和别人不同,想起他那些浮沉身世时,给人的感概并不多。因为他殊于常人,在他身边,就算努力想要矫情,也很难矫情起来。他并不擅长与人做浓烈的情感交流,平平淡淡,在无声无息中替你着想,为你奔忙。一切妥当之后,也让人很少能够察觉得出,他在你身上花了不少心思。对他来说,有些话要是说出来,或者有些事要是做出来之后教人察觉,就象会使自己显得很虚情假意一般。仿佛只有尽量教人记不得他的好,他才对得起别人。

从城站火车站下车,搭9路公交,可以直达他家的小区门口,右手边最里头那栋楼的一层,靠近路边一家便是吕宅。在十几米外斜对面的路旁,是社区警务室。社区不大,百来户人家;警务室却不小,好几间房子,赶得上个小型派出所。警务室地址选的非常好,从里头可以把吕家两个门的出入状况都查看得一清二楚。在他家门外的路上,时常横有路障,保安们守在路障前登记过往人等,问“为何要登记”?回答往往是支吾。他们放过一般过路人,有选择、有目标地登记。没人能搞得清选择的标准和理由,只知道被登记的对象,多是吕宅的来客。那路障象两道船闸,把吕家前后门之间的一截道路闸将起来。而盘查的人缘何能从来来往往的行人中分辨出谁是吕家的来客?是件颇费人思量的事。没有盘查的日子里,要是吕家来个人,总有莫名其妙的家伙,张头探脑往里窥视,神态并不精明、警觉,更象是爱管闲事的嚼舌邻居,而爱管闲事的人如此之多,教人好生烦恼。

他每日一大早起来,为妻女收拾早餐,送她们上班后,自己也开始一天的工作,看看有没有人需要帮助。因此上午他大抵会留在家里,想要扑空并不容易。若是上他家去,时常可以隔着防盗窗碰见他正在窗下洗碗,招呼一声:“老吕~”,他闻声,会抬头看一眼,有些漫不经心地“哦~”一声,淡定地放下碗,转身去开门。如果你不想这么着急招呼他,大可在窗外欣赏一番他洗碗,也不失为一桩乐事。只见一边洗碗一边若有所思在想着别的什么事,好象洗碗这桩事根本就不需要过脑子,闭着眼睛也能做到有条不紊。

要说起这位先生的掌故,惊天动地之举好像没有。这辈子最“出彩”的表现,是在二零零八年的法庭上。检方的起诉书上说:吕耿松写反动文章,给党和国家抹黑,良心大大底坏,居然说敌对势力、反动台湾才是中国的合法政府,英明的党和国家是土匪作乱,婶可忍叔不可忍,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底干活,死啦死啦底!而吕耿松辩称:说中华民国才是中国正统的合法继承者,这是严肃的历史学术问题,我的文章写得有理有据,完全系学术探讨,要是有人指出我在学术上的错误,那么我感谢他,他是我老师。但像你们现在这样,却不行!这是在搞政治迫害、学术迫害。最后以一声“自由万岁”收场。

法庭判了他四年,四年后再见着他,身材略有些发福,面色白净了许多,愈发地心平气和。胖是虚的,白是捂的,上了岁数坐牢,难免发脬;至于捂白了,却应当是不干活的缘故。想到这一层,我颇为自己得意,就是那种跟着沾光的心态。这一次再回到我们身边,他好象很惬意,经常穿着睡衣坐在椅子上,漫不经心地一心多用,举手投足俨然一派无忧无虑的“居家男人”。每当有人问起我,在杭州的民主派同仁中,谁的风险最大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吕耿松——只要他还在监狱之外。他行事克勤克俭,身兼民主党和维权专家、异见作家多重身份,其政治敏感性不言而喻。然而当他出现在你面前时,却很难从他身上嗅到那种被称为“政治风险”的气息。你只会觉得:这是一个日常到不能再日常的男人,没有丝毫神态气质上的异象,表明他正在从事着一桩高度危险的事业。那些监控、限制他的人们对他来说,就如同多年以来习以为常的左邻右舍;而在暗处天天写他的材料、打他报告的人们,则更加压根也不存在。“别人坐牢,回来以后往往表现得很压抑,至少需要一个缓冲适应期;但你回来以后,却表现得比以前更轻松。”有一天我偶然间向他提起这茬。他闻言,表情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依旧一副“居家男人”的宜爽派头,一边忙着手边的活一边答道:“以前么,我老婆胆子有点小,老是担心他们会不会来抓我;现在么,她也完全不怕了。”答非所问,驴唇马嘴。但经历了一些生活之后,如今的我已经完全能够明白,这看似轻描淡写的话语中,所蕴含的深厚的情义。当你回头细细品味时,你会发现这份情义,也好象只有用他这种话语才能表达。

男人们对家庭负有责任,这是个无需证据的天理。让自己的亲人们生活在动荡之中,每一个负责任的男人都应该为之感到愧疚。有人批评异见分子们说:“你们应该首先把自己的家庭照顾好。”这话虽有道理,但它基于这样一个假设性判断——这个国度的未来,你无需去为之负责。这样的假设忽略了一个事实,这事实就是:对有些人来说,那是他们不可推卸的责任!当两种责任在事实上发生冲突时,求全责备是苛刻的。这个国度走上未来的代价,必须有人去承担,古训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若是无人去担当这些责任,则天下便无兴亡可言。这责任深沉厚重,超乎我们的想象,甚至超乎我们的整个人生。感谢造化,她赐予我们的男人坚强的双肩和广阔的胸襟;赐予我们的女人慈悲的心肠和柔韧的情怀。

说沾光可不是信口雌黄,能沾上他光的人并不多,象我这样的,需要恬着脸才能够得着。这位老吕经常在家做饭,一日三餐,等着妻女休班回家就餐。“我老婆做饭不如我!”若有人问起,他就撇着杭州普通话宣告自己占领灶台阵地。我不知道他们两口子的手艺孰高孰低,不过他本人的手艺,倒真真是极好的。我第一次上他们家,他就亲自张罗了一桌子好酒好菜,很多年过去,我仍记得那味道,比起知味观和楼外楼,印象还要深刻。他口碑人缘极佳,管埋头干活,不生是非,人们会说:“老吕从不乱说话的,既然这话是老吕说的,那就肯定没错。”

因为活干得多,多年以来一直是杭州警方重点关照的对象。有一天我又出现在他家窗户下,那天他心情颇佳,决意带了我到他们家附近的小馆子去略吃一顿。我从没跟他一块出过门,不晓得阵仗。才走出家门,小区里的两个保安就跟了上来,俩大个子,红着脸羞羞答答和我们并排而行,我想他们应该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熟人;保安身后,是几个穿制服的协警,张头探脑,一副想要讨警察欢心却又不知道该如何表现的模样;协警身后;又有几个穿白衬衫挂胸牌的什么人,年纪都不大,看起来虽然象职场中人,却并不干练,有些垂头丧气,并不十分情愿的样子;身前10点钟方向,有辆涂了警用颜色的面包车慢慢悠悠和我们一道;身后还有一辆SUV亦步亦趋。待到我们在饭馆里坐下,保安、协警、穿白衬衫的工作人员悉数站在门外伺候,四名脸色阴沉,心事重重,一身晦气的家伙跟进饭馆,点了一桌菜坐我们旁边。和别的食客一面吃饭一面闲聊不同,他们几乎一言不发,只是偶尔用手势让让菜,吃饭时还不忘时时关照着手边的提包,仿佛那里头有什么闪失不得的要紧物什一样。我们吃完回家,他们也起身走人。

这阵仗以其说是用来监控吕耿松的,倒不如说是用来吓唬那些试图接近吕耿松的人们的。因此我暗中揣测,在那个小区里,他的家庭应当是个被议论的中心,邻里之间自然少不了拿他们的家的事来嚼舌根。余有老友邹巍,系浙江民主党同仁,生相憨厚,品性淑纯,鲁钝中隐隐有大智大慧之资,而慧根又似植于缺心眼之上。他告诉我:“要去老吕那里么?问题倒也不大,只要别大包小拿,一眼看出你是外地来的就好啦嘛。”

我初次造访吕家,就是一副大包小拿的外地人模样。照着他留在网上的地址寻去,敲门却无人应答。正恨手边没有他电话,无计可施时,楼道上走下来一位四十岁上下的女士,装束颇有规矩风范,教人亲切。我退到一旁,向她打听吕家所在。她闻声驻足,露出一丝怜惜喜悦之色,微笑着压低声音问:“是公安学校的那位吕老师么?”我答是,她近前一步,倾斜着上身,用温柔的低语和手势,为我指出吕家的位置。我道谢之后,她又用垂怜的眼神与我交流了一眼,轻身下楼去了。

他的家比我想象中要小很多,进门后看不出有卧室存在的迹象,我很少去盘查别人家的布局,因此估计他的家最多有三十平米。还有一截他自己搭出来的偏厦,大约七、八个平米,白天做他的工作室,晚上做女儿的卧室。我第一次见到吕飘旗时,她还在念书,小丫头片子一个。每有客人来到家中,无论认识与否,她都要规规矩矩上前,彬彬有礼打招呼,征得客人同意后,又轻手轻脚地离开,一派民国风范。她站在我跟前,犹豫了一眨眼的功夫,还是决定称我为“叔叔”,萌萌哒。我们所坐的地方,就是那个他父亲搭出来的偏厦,是她晚上的卧室,要是看见占了她屋子的客人一时半会没有要走的迹象,她就会约了同学到云居山上去跑步。几年后,吕飘旗从学校毕业,在地铁公司找到了份工作,但受父亲牵连,原本已经录用她的地铁公司变卦了,中间很可能发生了什么与警方或者安全局有关的事,地铁公司系国有单位,不愿因为她而惹上麻烦,飘旗只好另谋它就。她上班离家不远,父亲每日做了三餐在家等她,日子倒也过得平和。

但这一次,二零一四年七月七日,噩运再度降临,她的父亲再次被捕,面临着也许比上一次更加严酷的迫害。八月十三日,吕耿松被警方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式逮捕。虽说我对老吕再度被捕早有心理准备,但逮捕消息传来,仍大为震惊。撇开因为我们之间的情分所导致的伤怀不谈,单说这罪名——“颠覆国家政权”,自一九九七年所谓新《刑法》颁布以来,并没有太多案例。新党魁上位之后,在我所了解的范围内,亦尚属首例。过去将近两年以来,共产党高层忙于权力交接,无暇顾及民间力量,使民间力量有了相当长足的增长。当新党魁和他的集团渐渐站稳脚跟,便腾出手来向民间力量开刀,大量反对派人士被捕,这些被捕者十有八九被课以“寻衅滋事”或“聚众扰乱公共秩序”之罪。如今杭州当局重拾臭名昭著的《刑法》一百零五条这一“反革命”利刃,连我这种以“老运动员”自诩的人,亦始料不及。我们有理由作出如下推测:杭州当局趁着人们人关注大量“寻衅滋事”案件当口,想避人耳目,构陷吕耿松,将对吕耿松的迫害,淹没大量“寻衅滋事”案件之中。吕耿松是无罪的,这是赤裸裸的政治迫害,仅仅因为他热心帮助别人维权。

一九九三年,吕耿松在夜市上练摊养家糊口,因为他刚刚被杭州高级公安专科学校开除了,在那种政审非常严格的地方,象他这样有“反动思想”的人,无法立足。这位小贩一边写作,一边替他人维权。因为工作经验,他对公检法系统非常了解,因此有他参与的维权案例,经常能够获得成功,即便成功机会不大,亦能保护维权者少受打击报复。于是更多的蒙冤者慕名而来,由此麻烦缠身,当地想方设法刁难他,试图断他的生计,穿他的小鞋,各种勾当层出不穷。他自己搭出来的那点偏厦,街道办、物业等部门纷纷出来找茬。但他们找不出一丁点证据,可以证明那点偏厦是违章、违法、违规、危险建筑等各种对吕耿松不利的事由来。最后,这些人准备来混的,想霸王硬上弓,找来几名工人要强行扒了吕家的房子。当第一个工人爬上屋顶,吕耿松闻声从屋里端了条棍子赶出来,指着那工人说:“你给我下来!你也是穷苦人,我也是穷苦人,我本不想打你,但我就这么一丁点房子,你拆了它就是要断我的活路!你要是不下来,我就敢打死你!”那工人见他红了眼要玩命,便从屋顶上跳下,其余人悉数不敢近前,房子得以保全。

我去过杭州很多次,只要他在,下车之后的第一选择基本就是朝他家去。尽管我在杭州城内有很多朋友,堪称莫逆,但我仍旧下意识先去吕家,有可能是交通便利吧。有年长经验丰富的人教我说:“你上哪里,要把最敏感的人留到最后见。”因为要提防被警察抓住赶走,应付这种事对我们来说是必备的功课。见人的次序按敏感程度来排列,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自己因被驱逐所受的损失。这样做的话,即便警察来抓你,你也已经见了好些个人。假如到什么地方人都还没来得及见人,就被驱逐走,那样会很划不来。但我不是一个社会活动家,不是因为有事才去杭州,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去那里,去那里做什么?我只是想要去到他们身边而已。对我来说,盘算敏感度,是桩伤神费力的事。我经常坐在吕家屋里,在他身边一言不发。坐在自己人身边,对我来说是一种享受,更象是一种心理需要,我需要时常感受一番那种踏实的气场。他亦不热衷于场面应酬,有时候会找些事给我做,让我帮他删掉电脑上的国产杀毒软件,再换上国外产品之类。我缺乏实干才能,却又只喜欢与象他这样的人为伍,因为在他们身边,我几乎可以忘记一切烦恼,至少是暂时地。前些年我还算有点小本事,会帮人收拾电脑,因此很多人都喜欢我的到来,那意味着他们奄奄一息的电脑又可以重获生机。如今会摆弄电脑的人越来越多,用得着我的地方也越来越少。而且,我的水平随着技术进步,正一年年地退化。我走到哪里,能给别人提供的帮助越来越少,给别人添的累赘却越来越多,有时甚至觉得自己渐渐变成了个民运废物。

老吕从不高谈阔论,至少在我面前如此。不象其他同仁,一见面就迫不及待交流思想,诉说掌故,甚至滔滔不绝,没日没夜。他从没跟我说过这些,从没提起过自己艰难的生活,更没提起过自己有什么光荣事迹。在浙江民主党人里,他既非发起人,又非主持人,远远谈不上声名显赫,但他所面临的政治风险,却数一数二。我们呆在一起时,相互都没有多少话,气氛平静,就象某个常客在从小就熟识的街坊家中串门一样,彼此都把对方的存在当成柴米油盐般的寻常事。只有当离开他的之后,才会重新想起:不知明年再来,老吕还在家不在?

老吕已经不在家了,从这个男人身上可以学到的东西何其多也。这位看似平凡日常的男人,早在九零年代初,就已经预见到中国官场黑社会化的趋势,但他的著作直到二十一世纪才获得机会发表。他原本可以成为一位哲学家、历史学家或者伦理学家,但他选择了政治异见,选择和弱者站在一起。那些身处强势的人们,如果只有当自己也沦为弱势者时,才能体会到弱势者心的境和弱势者的艰难的话,那么,到那时候,他们的结局将比原本就处于弱势的人们更加荒凉。我本人微不足道,仅有寸许秃笔,为吕公及其家庭,吁请各界关注,请诸君为在下更为吕公传播,不胜感戴!